房涛：公益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力量

长江商学院与《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合作，对公益奖学金制度开展深入调研，并重磅发布《长江商学院公益奖学金项目影响力研究》报告。通过对85位长江商学院公益生的深度调研与数据分析，以及对9位公益生的深度访谈，系统评估了公益奖学金制度对个人成长、组织赋能、行业标准提升与社会价值创造、以及企业家与公益生的深度合作的多重影响，并提出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

每一位公益生背后，都是一家有温度、有故事的机构——有乡村教育的守望者，有绿色生态的践行者，也有社会创新的引领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社会价值命题，在跨领域的实践中，持续拓展着公益事业的边界。DBA10期、EMBA34期公益生、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人大社会工委委员房涛在访谈中表示：“长江商学院提出的‘无公益，不长江’这一理念，为商学院的学生提供了一种价值观的引领，也彰显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长江公益生制度的出现，为全中国从事公益的人提供了一种价值补充——它代表了一种学术上的认可和奖赏，对他们过往努力的高度肯定，也为他们提供了持续成长的机会。”

房涛

DBA10期、EMBA34期公益生

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人大社会工委委员

问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申请长江的奖学金？

房涛：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长江商学院有做公益奖学金项目，但当时并没有特别重视，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需要去读。后来深圳市民政局与长江商学院合作推广这个项目，希望在深圳慈善公益领域中得到更多关注并推荐人选。我感觉这个事情和我的工作有了直接关联，就开始认真考虑申请。

深圳的社会组织总数大约是1.05万家，其中与慈善公益相关的有3000多家。在这个领域工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争取这样的机会，同时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成长契机，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对以往的工作进行总结提炼和反思。

之前，我专注于具体的工作事务，往往更关注显性指标，比如今年完成了多少，明年增长了多少。但这种工作方式可能忽略了对底层逻辑的深度思考。通过奖学金项目，我希望有机会沉淀下来，把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梳理清楚，同时寻找理论上的支撑，而不只是忙于不断追求一个又一个目标。这样的反思让我意识到，这种学习能够帮助我更加系统化地看待公益事业。

问

您是2019年入学的，如果要回想在长江的学习期间，有什么课程、活动或经历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房涛：长江的学习体验远超我的预期，这段经历不仅让我重新思考了公益的本质，也让我对自身的工作定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攻读了社会服务管理硕士，对于文凭本身并没有太多追求。然而，长江的学习让我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社群氛围”，这与我以往的学习经历完全不同。

在长江，我逐渐意识到，公益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核心。我曾经认为公益是我的全部，在各种会议、论坛或活动中，我总是非常强调公益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传播现代慈善的新理念和方法来影响更多人。然而，长江的学习让我看到另一种视角：

中国企业家在生产力创新、商业模式优化，以及新兴产业探索中的卓越表现，无论是营业收入、利润提升、就业机会创造，还是在细分赛道中的行业领先地位，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而不一定需要以公益的形式呈现。

这些道理显而易见，但对于深埋于慈善事业十多年的我，企业家同学之间的体感与岗位上与捐赠人的接洽，是不同的。

这让我反思公益生态的现状。当前，公益生态中存在较大的失衡。许多从业者将精力集中在具体项目的执行上，过于关注慈善服务的“右端”且竞争激烈，而忽视了如何深入研究、有效连接“左端”，即资金来源和捐赠方的需求。资金端的研究、资源匹配的机制，以及从资金到服务的闭环设计，明显缺失或简单粗糙。公益行业难以构建利益相关方雪球生态并在系统内形成高效的运转模式。

我希望推动公益生态的系统化发展，把分散的资源和需求整合起来，实现从资金端到用户服务端的高效衔接。

问

您如何评价长江在推动公益与商业融合方面的价值？

房涛：首先是长江提出的“无公益，不长江”这一理念，为商学院的学生提供了一种价值观的引领，也彰显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具体到课程上，“商业向善”课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初接触这门课程时，我觉得同学们的公益案例设计相对简单，许多项目并未深入结合企业的战略、优势或核心竞争力。但后来，我很荣幸能从第35期到第42期担任“商业向善”课程的导师。我本人是第34期EMBA学员，与课程教授朱睿有过深入的交流，并在学习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从第35期开始，我加入了导师团队，在朱睿教授带领下，不断推动“商业向善”课程优化。

项目组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指导与评估流程，包括开课时与学生进行深度交流，明确开题立项；课程中期对学生的开题报告及其进度线上跟进；课程结束时进行全面评审，分析项目的创新性、可复制性，以及其与企业核心优势的结合程度。这些机制确保了学生能够从战略层面思考公益与商业的融合。

我看到，近年来学生提交的公益案例有了显著提升。一些项目通过巧妙结合商业方法论与公益价值观，不仅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深化了其核心竞争力。这种融合创造出了新的效率和成果，甚至在某些案例中带来了突破性的创新。

另外，周春生教授的《无限供给》和《新二元经济》给了我很大启发，尤其是在探索公益金融领域方面，他的指导让我更加清楚如何通过金融工具实现公益目标，于是我的论文初步拟定的题目是《关于从慈善与金融的耦合发现慈善溢价的实证研究》，在这个方向上的两篇作业获得4.3分、4.0分，也给我对从实践到学术研究、找到规律、形成模式带来更多信心。

问

您是否观察到企业家同学对公益态度的变化？如何看待长江在这方面的作用？

房涛：我觉得长江商学院在推动企业家转变公益观念方面非常有前瞻性和系统性。最重要的，是让这些企业家从观念上发生转变。很多企业家在进入长江之前，忙于自己的商业版图，对公益的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公益行为往往停留在1.0版本，比如捐钱建希望小学、捐物资等，更多是由企业内部的某些部门操作完成的。他们自己很少深入参与，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项目的交付结构比较简单，跟公司及利益相关方缺乏正向紧密关联，花钱的行为并没有激励到捐赠人的内心，带来认知的拓展，或对专业的尊重。

长江通过48小时公益学时和“商业向善”等课程，为企业家提供了深入了解公益的机会。商学院明确规定，公益学习是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得不好甚至会影响毕业。这样的时间和价值观的嵌入，让公益从一种突发事件后的临时反应，转变为企业家生活和思维中的常态。这种系统化的安排帮助企业家逐渐认识到，公益不仅仅是爱心驱动的行为，更可以成为一种战略性的责任。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供应链和客户网络去创造社会价值。这种方式，不仅提升了公益的效率，也让企业的公益行为与主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这种创新性的公益模式，让企业家重新定义了现代公益的内涵。

这种转变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让企业家在学习期间对公益有了全新的认知，也对他们的企业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公益逐渐融入了企业的战略规划，影响到了股东、员工，甚至整个供应链。公益不再是企业的附加事务，而成为一种系统性、战略性的行为，与企业的ESG规划发展和评价融为一体，在环境、社会、治理的全方位优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问

您如何评价长江公益奖学金对中国公益行业的整体推动作用？

房涛：长江公益奖学金每年都会在中国慈善公益界中选拔出非常优秀的从业者成为公益生，这个过程经过多轮筛选，包括笔试、面试等环节，优中选优才能最终选出公益生。我觉得长江在这件事情上是引领了商学院的社会责任，对整个中国公益系统起到了升级助推器的作用。

具体来说，这个奖学金对公益从业者的理念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让他们拓展视野，换位思考，学会以商业效率、科技手段、金融工具等等来实现公益目的。同时，它还对他们的组织能力进行了赋能，帮助他们在推动项目时能更好地引入优质资源。这种资源的对接，以及个人能力的提升，都为公益项目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力。

长江通过这个奖学金项目，也让更多公益圈的人认识到跨界学习的重要性，早已形成了一种趋之若鹜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公益从业者希望能够成为公益生，这种热情的背后，反映了这个奖学金项目对公益行业整体的认可和影响。我觉得，这正是长江公益奖学金在推动公益系统发展、提升行业效率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问

您是否能分享一些您观察到的案例，或者是您亲自参与的公益合作项目？

房涛：我分享两个案例。自从我读了长江之后，我对长江的社群运维模式印象非常深刻，希望能让更多社会组织的领军人物也能有这样的学习体验。我长期参与中国慈善系统的各类活动和培训，但我觉得行业从业人员非常需要像长江这种为期近两年的系统化、沉浸体验的学习模式。不论是课程设置和师资水平，还是商学院的管理运营、校友社群和长江公益基金会，长江的模式都值得借鉴并推广。

于是，我协助长江商学院推动了与深圳社会组织管理局的合作，推出了全国首个“大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培训计划——长江之源”，非常受欢迎，大约有435位社会组织管理者报名，但名额有限，只能录取50人。由于需求太多，我们最后扩容到60人，并额外邀请了11位观察员一同参与。这个项目为期两年，两方派出了非常丰富的企业家、社会组织和慈善业界顶尖资源支持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参访调研和议题解决方案学习训练。

这个项目产生了许多成果，比如我后来提交了一个政协提案，探讨如何发挥商协会在推进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联合农行总行成立了公益金融实验室；在喀什推动了1800多万元的对口帮扶援疆捐赠；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评级标准等，也为长江与深圳“20+8”战略新兴产业的商协会的深入互动和招生活动洞开了一扇窗。

另一个案例是我的一位同学，近年来他的企业迅猛发展，产品远销全球，他一直希望回馈社会，决定捐赠500万元，在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下设立了鸾鹏专项公益基金，专注于高校学生的外交意识培养。他认为，在当前百年未遇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应该加强民间外交的教育，项目整合了许多外交资源，专注于学生外交能力的培养。我全程支持了这个基金，从发起、拟定合同、设立到审批，一起推进项目。他从过往临时动议捐赠人转变为有系统、有策略地关注外交教育领域的社会支持，这是非常可喜的进步。

这让我更加坚定，公益的核心不仅仅是捐钱，更是观念的革新和系统性地思考：我们到底要关注什么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或者联合更多的人，真正对问题的根源产生改变？公益需要的不仅是行动，更是有使命有目标、有主体有策略的长期努力。这才是现代公益的价值所在。

问

您如何评价长江商学院的公益奖学金对社会公益氛围的推动作用？

房涛：我觉得长江商学院的公益生制度塑造了一种公益从业人员的向往，很多公益从业者会觉得，虽然他们在工作中充满热情和全力以赴，但他们所在的机构能赋予的回报无论是薪酬还是成长、荣誉，都相对有限。长江公益生制度的出现，为全中国从事公益的人提供了一种价值补充——它代表了一种学术上的认可和奖赏，对他们过往努力的高度肯定，也为他们提供了持续成长的机会。

从学员的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成为长江公益生，愿意为此投入时间精力和满腔热忱。这种向往不仅仅是因为长江的学术声誉，更因为公益生制度在长江的整体价值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48个公益学时、社会创新和商业向善课程、长江公益案例评选和结集出版、长江公益案例征集等。这些设计不断提醒和推动学员关注公益，甚至让那些本来可能只对商业感兴趣的人，也会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而打开思路，重新认识公益的意义。

很多学员开始意识到，公益不再只是一种成本，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资本——一种可以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结合的力量。通过这样的启发，他们能够设计出跨界创新的公益项目，不仅提升企业的ESG质量，也能提升个人内心的丰盈和对美与善的感受。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尤其是对于已经财富自由的学员，他们历经风雨收获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或者具有强烈的不自知的操控性，或者时间精力完全被工作占据，而公益以柔软的力量，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生命主题，让他们的人生维度变得更加丰盛，建立起更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社会连接。这种非商业性的主题，也是长江公益生制度所带来的另一道风景。

问

您对长江商学院公益奖学金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期待？是否有具体的建议或创新方向？

房涛：我觉得首先可以优化的是遴选机制。长江商学院公益奖学金从一开始关注中国著名的非公募基金会，之后，扩展到知名的公募基金会，再后来又将社工机构、社会组织纳入选拔范围。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趋势，因为慈善公益领域本身需要不同生态位的交互。

此外，我建议在现有资助者和执行者之外，进一步关注公益研发者的角色。目前，中国的慈善生态中对研发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社会舆论往往认为公益资金应该直接用于“做事”，而不是“研究”。但从商业领域的经验看，像华为每年16.7%的收入用于研发，才能确保其持续领先。没有研发，公益行业就难以比肩商业领域的创新，难以回应党和政府关于慈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难以发掘和满足服务对象的真需求。

我们在公益金融领域的实践可以证明研发的重要性。

例如，我们和建设银行合作推出了一款公益理财产品，这个产品原本是为了吸引普通消费者，但其设计巧妙地将部分收益用于公益捐赠。最终，这款产品在全国16家分行销售了220亿元，5.89万人参与了购买。这些人或许原本并未计划做公益，但通过购买这个产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公益的支持者。

这样的跨界合作和创新，正是通过跨界研发实现的。我认为，如果长江公益生制度能更多专注于公益研发、公益科技、公益金融等新兴元素的支持，将极大地完善和提升整个公益生态质量。

最后，我希望公众更多理解和慷慨支持公益领域借鉴商业领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商业的微笑曲线告诉我们，研发和品牌是高附加值的两端，制造业处于中间底部，利润率较低。而在公益领域，我们往往只聚焦于捐赠和执行，忽略了研发、传播、科技等生产型服务业和强大后台等关键环节的建设，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发展得不够完整，新主体、新工具的创新也略显保守，人才的职业生涯发展和普遍待遇有待关怀和提升。

感谢长江公益生计划如涓涓细流不断滋养着公益人的心田，也为中国企业的CSR、ESG建设，为企业家精神和家族共识的塑造，为社会创新和共同富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