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坎贝尔访港看香港在国际经贸斗争中的独特作用

文︱刘澜昌

三个多月前，坎贝尔还是拜登政府的副国务卿。事实上，他还在美国印太政策的策划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印太沙皇”之称。作为民主党人，他猛烈抨击特朗普并不奇怪。笔者非常有兴趣的是，他在这一场激烈的国际经贸斗争中，竟然出现在香江。无疑，他也利用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环境，也提醒大家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美博弈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坎贝尔在香港的演讲中，坦承认中国“现在是、未来数十年”都会是强大的国际舞台参与者，不应低估中国。他警告特朗普政府那些自以为“中国陷入结构性问题，美国处于强得多的谈判地位”的人士，他说“我个人看法是这属于危险假设”。他更指这一派以为“按目前路线，中国会在经济关系上比美国受创更深”误判，他强调“世上没有比中美更相互依赖的两个国家”了。

笔者了解坎贝尔的一贯战略构想，明白他也“以围堵中国为己任”，他作为拜登的印太事务官，就是要在印太地区构筑一个又一个针对中国的小团体。他抨击特朗普，不过是美国的两党之争。然而，值得欣赏的是，你有你的玩法，我有我的游戏，香港抓住机会，为我所用。

目前，由特朗普2.0挑起的这场关税大战，中央定性定调为“国际经贸斗争”。对于中央的高瞻远瞩和实事求是，香港各界需要深入学习领会并认真贯彻。从理论和实际结合看，笔者认为，香港的作用主要也体现在“缓冲区”和“桥梁”作用，这也是香港的独特的角色，内地城市不太具备的，其实也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当初“留下香港”的战略安排和初心。坎贝尔这次亚洲行先到日本和韩国，尾站选择香港，说明他是“懂中国也懂香港”的。

笔者认为，在当下这场全球性的“国际经贸斗争”中，香港的定位需基于“一国两制”优势，平衡“缓冲作用”与“战略支点作用”。实事求是看，香港的“一国两制”和自由港政策，赋予香港的缓冲作用，具备独特的“防火墙”价值。在贸易摩擦或制裁升级时，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和独立关税区地位，可缓解外部冲击对内地经济的直接影响。例如，部分受国际供应链波动影响的产业，可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或供应链重组，降低单边制裁的冲击。与此同时，香港可在中美等大国博弈中保持特殊地位，有条件成为国际资本、技术、人才的“安全岛”。例如，外资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时，可规避部分地缘政治风险；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进行跨境融资或资产配置，也能利用其法律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香港还具有服务国家整体利益的战略支点作用。香港是国家“内外双循环圈”战略的重要连结点。一方面，可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走向国际，如发行债券、海外并购；另一方面，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发展，如沪深港通、大湾区科创合作。在经贸斗争中，这种“双向开放”能力可增强国家经济的韧性。再就是，香港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如WTO框架、智慧财产权保护，可协助内地企业适应国际合规要求，或在数字贸易、绿色金融等领域探索与国际标准对接的路径，在这场斗争中为国家争取规则制定主动权。

不过，值得指出的的是，香港作为一个细小的经济体，面临疾风暴雨的加税冲击，也存在自身的不利之处，所以，香港要学会运用毛泽东主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辩证法。在国际经贸斗争中，首先要自我保护自我发展。大家都明白，香港地域狭小，在某些特定地区市场，相比本土企业缺乏深入的本土认知与资源沉淀，开拓市场时需花费额外精力和成本；香港经济结构单一，香港过度依赖金融、贸易和房地产等少数几个行业，经济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国际经贸斗争中，这些行业易受冲击，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稳定；同时，香港租金与人力成本偏高；外部依赖程度高，香港经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技术和设备以及生活消费品绝大多数依赖进口，产品绝大多数输往境外，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易受全球经济形势波动、贸易保护主义等外部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国在对港金融发动攻击，亦可能造成大危机。对此，香港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充分准备。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在这场激烈的国际经贸斗争中，香港应该守住“战略缓冲区加功能支点”的定位。从“一国两制”的香港的历史使命看，“缓冲作用”也是香港长期立足的根基，而“支点作用”也是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的任务，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只有保持缓冲能力，才能吸引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只有服务国家战略，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这种战略导向上，未来应避免将香港推向“斗争前线”的舆论陷阱，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和功能升级，使其成为国家应对经贸斗争的“柔性杠杆”，既能在冲突中提供迂回空间，又能在合作中创造增量价值，最终实现“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的深度结合。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首先要维护自由港核心优势，坚守低税率、资金自由流动、普通法体系等制度特色，吸引避险资本和跨国企业区域总部。例如，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香港可成为高端制造业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中心，降低地缘政治对产业链的冲击。如果这场国际经贸斗争反而促成香港成为全球少有的“安全港”，那么，这既是香港最大的胜果。

为此，香港不应回避与内地的“制度性隔离”。例如，通过“境内关外”模式，明确香港与内地在法律、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界限，既保持香港的本色，也避免外部压力直接传导至内地。相反，在应对美欧对华制裁时，香港可依据自身法律独立判断，为内地企业提供合规的跨境金融服务。香港可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推动数字人民币在香港的应用，增强国家货币主权在国际博弈中的话语权。还可以“非对称优势”破局，利用香港与西方世界的历史联系和文化相容性，开展“民间外交”和经济对话。例如，通过香港的国际商会、专业协会等非政府管道，缓解外部对中国“经济胁迫”的误解，为国家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合作空间。

总之，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经贸斗争必将催生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