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论“名家列传”模式的优劣，兼谈美国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史书体例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为两大主流。纪传体史书以人系事，编年体以时系事，后者的时间脉络更清晰但可能缺乏充足的人物细节。西汉司马迁《史记》有“列传”七十篇，正式建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书写体例，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录了屈原《怀沙》赋，并提及《离骚》《天问》《哀郢》等作品；贾谊部分，收录其《吊屈原》赋、《鵩鸟赋》。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以人物为中心（标题）的历史著作，又见于文学史书，例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全书有19章，超过一半是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

正史中的列传记述人物的个性、思想与事迹；文学史书的“类列传”指章节以特定人物为中心，文史交织。这种“列传”式排列体也可以当成文学史来读（例如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台湾中华书局2018年版)。杨荫深此书收录自周代至民国近五百名文学家，著录列传多根据正史的记载。每传先述其事，再评为人为文。

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台湾中华书局2018年版。

到了2023年，张隆溪教授出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前半部也常常采人名为标题，这些章节多少也有“列传”体的意味。名家作品是张教授此书彰显“文学性（美学素质）”的基础。

从张教授书中章节我们可以看到第11章全部以人名为标题。此章7节之中最后4节都标明Shu Shi（苏轼）, 分领“天才”“文”“诗”“词”四个话题。

张教授这种“类列传”的写法，和以文类(genre)为中心的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形成鲜明的对比；和标榜“文学文化”的Cambri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也是大异其趣。

用“名家列传”模式书写文学史，有何利弊？美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有何特点？本文尝试作一探讨。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谈美国出版的四种文学史，焦点放在女性文学史方面。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合传体：以类相从

“列传体”文学史书为重要的人物（作者）立传。传统史书中，列传又分单传、合传、类传（类传如《史记・酷吏列传》；又如，《汉书》中有《佞幸传》《外戚传》）。张教授书中也有一些章节近似“合传”、“类传”，例如：

The Xiao Brothers and the “Palace Style” Poetry

Li and Du: In Friendship and in Comparison

The Han-Meng School

Bo Juyi, Yuan Zhen, and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

合传The Xiao Brothers，是因萧氏兄弟的亲缘关系而放在一起：南朝梁时期著名的文学人物——萧统（昭明太子）和萧纲（梁简文帝）。

《文选》

至于Li and Du一节(题目), 谈的是唐朝的李白、杜甫。李、杜二人既相识，又都是盛唐的重要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

The Han-Meng School，指的是唐人韩愈和孟郊一派。他们是文学上的知己，又是生活中的挚友，向来以“韩孟”并称。

Bo Juyi, Yuan Zhen指白居易、元稹（合称“元白”），他们是中唐诗坛的双璧，二人私交深厚，在文学主张上高度契合，共同推动“新乐府运动”。

不过，传统上称“屈宋”的屈原、宋玉，却未见张教授拟题并称。张教授在题目中独标屈原：Qu Yuan the Man and the Poet。

其实，楚辞的作者不限于屈原一人；若以《楚辞章句》而论，则重要作者还有宋玉，此外还包括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张教授书中有提及宋玉，而略过其余。读者可查看张教授书p.32。

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中的列传之中，也有特别聚焦之处，例如，张教授叙述苏东坡事迹就改以1079年的乌台诗案为中心。

乌台诗案似乎特别受到重视，这大概与张教授深恶“政治化诠释”有关。（参看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谈政治化诠释、案件之本末和编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七)》一文，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6月9日）。

“列传”模式，没有维持到明清部分

文学史若以个人为“单位”，写成的史书会比较像是名家列传。

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的唐宋时期较常出现以人物为中心的体例特征，例如：第7章有6个分节，李白占3节，杜甫占2节（另有一节谈李、杜二人的交谊）。

但是，到了明朝、清朝和现代，列传这体例似乎不再适用于叙述史事，张教授也减少以人物为中心，例如：第17章 Mid- and Late Ming Literature: Songs, Fiction, Drama, and Essays (p.328)，下分五个小节，却只有一节由人物（汤显祖）领衔——其余四节，没有突出个人。

《汤显祖集全编》

第20章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也是这种情况：这章共分七节，只有鲁迅领衔第二节：Lu Xun: Modern China’s Great Writer and Thinker (p.392)。其他民国时期的文坛巨匠都不在分节的标题中显示。

读者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民国名家中，鲁迅最获张教授青睐。

浏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目录，我们发现，张隆溪教授全书只为一个女作家立了专节（词人李清照）。

妇女文学在文学通史上较少受重视。民初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也不是每一本都论及李清照，例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1939年由湖南蓝田新中国书局出版的铅印本；有1943年增订本）就没有李清照的一席之位。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北平朴社初版）目录显示共82章（实际仅印出60章），在传统文学史的框架下，对女性文学及女性作家的关注相对有限，但并非完全忽视女性作家，例如李清照有被提及，然而篇幅不多（页661-663），也没有形成系统论述。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接下来，我们略谈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并考察四种文学史书中涉及妇女文学的章节、这些章节和张隆溪教授的论述相比呈现出什么面貎。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讨论女作者（个案）

Victor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以文类为主轴，例如：书中第12章至第25章的话题都属于文类中的Poetry类。以下是书中目录：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文类为中心，这特点见于书中标题

从目录可见，讨论Poetry (赋、诗、词等等）有十四章之多，其中却没有一章是以作者领衔的。第17章Yuan San-ch’u 貌似人物的姓名，其实是指“元散曲”。(参看洪涛《“知识从何处来?”——评“元朝新文类”之说，兼谈“穿越小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四）》，载“古代小说网”2025年1月23日)。

我们集中看一个案例：李清照。

李清照的讨论在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第15章宋词部分 (Tz’u, p.314-336)，此章由Stuart Sargent执笔。

此章之中，Stuart Sargent指出“很难将李清照的艺术创作与她的性别分离”，她传出来的女性声音是真挚的，和其他人的虚拟(女性声音)不能同日而语。

Sargent又说：

While a few of her tz’u explicitly refer to pre-invasion days of innocence in the“central province” or otherwise provide internal evidence that would allow us to place them in time and space, most cannot be dated. (p.325 )

意思是：除了少数词作明显反映金兵入侵前的生活，李清照的大多数词作没法确定写作日期。

Stuart Sargent说“most cannot be dated”, 事实上他也没有详细分析李清照的词作。

张隆溪教授的写作目的大不相同：张教授主张“回归文学文本（重视文学性）”，所以，张教授乐意为域外读者解说李清照的个别词作。

张教授的书写目的绝无不妥，不过，实际运作起来确实会遇上“...most cannot be dated” 这问题。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译本

张教授书中引李清照《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加以疏解，却碰上“系年”难题，即是：词篇是在何年何日写成的？所为何事？（参阅洪涛《女词人的私领域（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7月24日；洪涛《采小说情节入史书——女词人・绝佳之作・层累之弊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一)》，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8月3日。）

文学史书如果多偏重人物传记或文类发展，一般难以兼具文学考据的功能（尤其是不便详述考据的过程），否则史书篇幅、主次和裁剪问题就不好处理。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常用注释（文末注）来交代考据问题和结果。不过，张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基本上不使用注释。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简言之，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没有以李清照为标题为中心，但是，撰稿人Stuart Sargent指出研究李清照作品的关键。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谈女性的自我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基础”编共十三章，讨论了十三个专题，其中的第十一个专题是“文学中的女性”。

“文学中的女性”由Anne Birrell（白安妮）执笔，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古代男性作家的作品对女性的表现；第二，中古时期男性作品对女性的表现；第三，从古至今女性作家作品中女性的自我表现；第四，戏剧和小说中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表现。

第三个课题专谈女性作家，例如：班昭、蔡琰；《玉台新咏》收录的作者鲍令晖（约464年）、刘令娴（五世纪末六世纪初）以及沈满愿（约540年）；薛涛（770-830）、鱼玄机（840-868）和花蕊夫人（其主要活动在960-970之间）；李清照（1084-约1151）和朱淑真（约1100年）；汪端（十八世纪早期）、吴藻（1799-1862）和顾太清（1799-约1875）、王筠、 陶贞怀（19世纪）、 陈端生（1751-1796?）以及邱心如（19世纪）。从公元一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两千年间，共有十九位著名的女作家。

上面这名单，还没有包含近几十年来颇受学界重视的柳如是、徐灿。

柳如是的词，在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十五章论及。此章指出：柳如是的词写爱情、写故国(亡明)，风格逼肖秦观。此外，第二十章论及柳如是负责编《列朝诗集》第四部分女性诗人的“闰集”。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953年到1963年之间，近人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80余万言)，使柳如是成为中国文学史、性别史和政治史交汇的重要个案。

徐灿，在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的第二十章“清词”论及。撰稿者赞赏徐灿的词作技巧高超，代表作有《踏莎行・初春》（中译本，页495）。

徐灿、吴藻（1799—1862）与顾太清并称“清代闺秀词三大家”（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页547)。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 以徐灿为“四大女词人”之一。

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

此外，Anne Birrell（白安妮）也关注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中女性作品相对少见的原因。最后，她谈到男性作家在提升女性文学、性别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经典化和男性支持女作者这两方面，耶鲁大学孙康宜（Kang-i Sun Chang）续有论述。下面，我们略论孙康宜主编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以及孙康宜本人的妇女文学研究。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讨论女作者

另一本美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由孙康宜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任主编。此书的北宋部分由Ronald Egan（艾朗诺）撰写。

Ronald Egan 本人有专书详论李清照，就是：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也许，为了避免内容重复，所以在2001年出版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之中Ronald Egan论及李清照的篇幅不多。这现象，应该也和此书的编纂宗旨(重文学文化)相关。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

艾朗诺认为，后世学者对于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关系，倾向于理想化。（笔者也论证过：一些“李思念赵”的所谓词篇“解读”，只属于后人的揣测臆想，根本就没有实证基础。）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北宋文学史以周邦彦专节(p.450)为殿军。李清照又见于南宋文学史中，这部分(p.469-471)由林顺夫撰写。注意：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1932年版）却将李清照归入第三十五章“北宋词人”。

这一安排（第五章，北宋。第六章，南方与北方。“南”指南宋），实际上是把李清照一个人“分割”成“北宋时期”、“南宋时期”。相反，在传记体文学史书中，一般是为李清照单立一传（一节）。

林顺夫（写南宋文学史）比较关注李清照词和政治、政局之间的关系，讨论的方向与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注重女词人的“声音”)不同。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主编孙康宜说：“这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也会讨论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但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简体字版中译本，序言，页7）。

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The “women’s anthology” 成为焦点

张隆溪教授的文学史书前半部多采取类近“列传体”的写法。可是，明朝、清朝的女性文学出现高峰期，如果仍然坚执“列传体”，那么，要从数以千计的女性作家挑选出“值得”介绍的作家和作品，难度不小。此外，“名家列传”模式会使文学通史的篇幅大增（尤其是明、清部分）。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讨论，大概是受惠于孙康宜教授的研究成果，关注的是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选本（出版文化），并没有以“名家列传”模式为个别女作家立专传。

明朝中期，学者开始编辑女性作品为主体的选集。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指出：

...scholars aimed to create a new kind of anthology devoted entirely to women’s literature, unlike the traditional anthologies that put women’s works at the end alongside those by monks and foreigners– a policy of selection first adopted by the Five Dynasties poet and anthologist Wei Zhuang.（英文版，第二册，p.49）。

所谓 anthology devoted entirely to...，意思是: 只收录女性作品。

田艺蘅编《诗女史》

田艺蘅（约1503年－1574年）编成《诗女史》，刊于嘉靖时期。此书立下体例，此后百年，这种选本传统得到发扬光大，例如万历晚年有“遽觉生”编成的《女骚》。

简言之，明中叶的编选者创造了一种关注女性作品的新形式: 女性专集。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 下卷第二章是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由Tina LU / 吕立亭撰写）。吕立亭注意到晚明 (1573–1644)的女性诗选以《名媛诗归》最重要（下卷，中译本页108）。《名媛诗归》中，明代女诗人占了十二卷的篇幅。

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所编《古今名媛诗归》

《名媛诗归》的序言提到：女性诗歌质近自然、个人化、纯粹（女性特质之一）。女性诗歌也能脱落个人名利的污染，减少传统的陈词滥调。质朴纯洁的女性，恢复了在男人手中丧失的诗歌表达自我的本质。

这其实是说女诗人的作品在诗史上有独特的意义。

另一部诗总集《列朝诗集》由柳如是协助编辑，专门设有《闰集》收录了女性的作品（下卷，中译本页173）。《列朝诗集・闰集》应该是中国历代诗歌总集中首次有系统地为一朝的女性诗人设立独立卷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列朝诗集》

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下卷导言中，孙康宜说：“与上卷的原则一样，本卷的着重点不以个别作家或人物为主，而是偏于讨论当时写作形式和风格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对文学多样性的追求。”(页14)。

话虽如此，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年) 还是比某些文学通史更加重视女作者，例如，在下卷第一章之中，孙康宜注意到杨慎的继室黄峨（下卷，中译本页65）。

同样，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 “清初文学”部分也有不少篇幅论述女作者，例如周琼(十七世纪)、顾贞立(1623－1699)、王端淑(1621－约1706)、刘淑(1620－约1660)……

古代女性文学至少有两个高峰期

明清都有女性文学的高峰：中晚明有女性诗集出版的高峰；清康雍乾时期出现不少女性诗人群体。

关于中晚明女性诗集出版的具体情况，读者可以参看陈广宏《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编刊宗旨及选录标准的文化解读》(2007年)一文, 收入陈广宏《文学史的文化叙事：中国文学演变论集》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73—190)。

《文学史的文化叙事：中国文学演变论集》

高彦颐、孙康宜早就指出，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的出版得到不少男性（士人）的支持和推动，例如田艺衡。

陈广宏进一步探讨了该时期女性诗歌总集编刊宗旨、选录及分类标准所呈现的新的特点，值得参看。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卷下）》第一章第四节(孙康宜撰)，中晚明的女性文学的概况得到关注。孙康宜又指出，明清文人多将女诗人之作攀比《诗经》中的诗篇，借此营造“经典化的诗集(canonized anthologies)”。 (参看：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页69)。

清康雍乾时期，有另一波妇女文学的高峰。当时女作家大都出身仕宦人家，她们在写作种类上较多元化，除了诗词，还有不少人从事叙事性弹词和剧本的创作（孙康宜《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化”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载《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页207-223）。

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

清中叶才女陈端生的杰作《再生缘》是弹词中出类拔萃之作（参看本系列的第41篇洪涛《发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没有发现“男性中心主义”？》一文，载“古代小说网”2025年4月29日）。

十七至十八世纪，各种女性诗人群体蓬勃发展，包括家族女诗人群组、区域性女性诗社，以及袁枚 (1716-1798) 等著名文人多达至五六十人的女弟子群组（蒋寅《袁枚与女性诗歌批评》一文，载蔡宗齐编《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章；Arthur Waley, 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p.203）。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

上文提及的徐灿，是康熙年间（1662年至1722年）活跃于杭州的一个全女性诗人社团蕉园诗社的成员。“蕉园五子”是1.顾之琼（字玉蕊）、2.徐灿（字湘苹）、3.柴静仪（字季娴）、4.林以宁（字亚清）5.钱凤纶（字云仪）。

乾隆中期，苏州有清溪吟社。清溪吟社的才女张允滋辑成《吴中女士诗钞》（1789年刊行），挑战了男性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推动女性作品经典化。

女性诗人的作品在清中叶大量流入公领域（例如《吴中女士诗钞》），主要是用合集、个人专集为媒介。

中晚明、清康雍乾之世这两个高峰所累积的女性文学文本甚多，因此，文学史家若以“未见”为由不予讨论，是说不过去的。

此外，胡文楷费时20馀年编成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1957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85年，该书又有修订增补本。文学史家若对这类妇女文学的史料视若无睹，也是说不过去的。

妇女文学在史籍中的“能见度”较低，原因会不会是：文学通史的编纂者认定她们的作品“经典化程度不够”？

接下来，我们们略探中国妇女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这方面，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早着先鞭。

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

文学史促成女性作品的经典化（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

关于古代女性作品的“经典化”问题，孙康宜发表过《改写文学史：妇女诗歌的经典化》，载《读书》1997年第2期；《妇女诗歌的“经典化”》一文，收入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孙康宜认为，在明清时期，搜集、刊行并推荐女性文学作品已经是女性作品“经典化”的一个环节。

孙康宜《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页207-223）指出：十八世纪不少男性文人支持才女出版女性的诗集，出钱出力；山阴地区的才女王瑞淑编《名媛诗纬》，收录一千个女诗人的作品。这种重视女性作品的情况，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气大大不同（维多利亚时期父权制的价值观仍然盛行）。

文学史书重视载录作者作品的信息，是塑造经典一个重要环节。在提供基本历史事实之余，文学史书还有促进作品经典化的重要作用。

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个典型案例。

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张爱玲（1920—1995）文学地位的提升与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中国现代小说史》) 关系密切：夏志清以美学价值而非政治标准评价作家，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不仅设有专章讨论张爱玲（与鲁迅、茅盾等并列），更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甚至评定张爱玲《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夏志清对张爱玲早期作品这样“另眼相看”，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实属异数，开风气之先。

夏志清自言，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选定那几位小说家值得专章处理”是费过一番工夫的，“对那些入选的作家则作了更深一层的研究 ”(语见夏志清1978年11月28日撰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第三节)。

张爱玲及其作品从“被遗忘”到“经典化”的过程中，夏志清无疑是关键推手（当然，论张爱玲只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一章，此书之撰写原非纯为女性作品张目）。其后，李欧梵、王德威、宋以朗等学人进一步巩固张爱玲的文学地位。

宋以朗编《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皇冠2020年版。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家张爱玲

1980年后，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译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到两岸三地，张爱玲所得的评价引起了注意，于是，张爱玲的作品开始被重新出版和研究。

中国内地的“重写文学史”潮流兴起后，世人逐渐接纳夏志清的观点（参看：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北大版第二十三章论及张爱玲。季进、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4）。

王德威主编的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说：“张爱玲（1920—1995）20世纪末进入经典。”(中译本《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页30)。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收录了李欧梵《张爱玲在香港》一文(页577-582)。同书之中，周慧玲的文章称张爱玲“创作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堪称最优秀之作。”(页583) 沈双认为:“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在华文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英语世界。”(页682)

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台湾麦田2017年版。

“华文世界”这观念，与“海外”的关系更密切一点（“海外华语世界”这样的说法，甚常见）。

那么，张爱玲的影响力是否有地域性？她在“华文世界”影响力更大？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属于另类、她在主流文学史中不好安放？不过，这些都只是张爱玲成为“巨星”后衍生的次要问题（参看许子东《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版）。

在小说史上，张爱玲呈现的是一种与五四主流话语有所不同的女性的声音（语调孤凄、苍凉)。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论和评价，其实是一种“塑造经典”，和陈寅恪“发掘”陈端生《再生缘》情况近似。

陈寅恪的言论发表后，更多人认识到《再生缘》这部弹词经典。晚近一些重量级文学史书已经有陈端生的一席位（例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一小段谈及《再生缘》；另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八编第八章；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三册第六章）。

郭沫若校订本《再生缘》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全书提及张爱玲一百多次。

频频提及张爱玲，不可能是出自主编的授意（按：《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由全球15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收入180多篇文章）。张爱玲名字高频率出现，多少反映出她在当今学术界尤其是现代文研群体中的地位。

若说《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强化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触发的“张爱玲现象”，谅不为过。

文学史书的排斥功能

在英国，文学史书对女作家的文学地位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许多英国文学史是男人撰写的，撰写人借助男性固有的权威，有意歪曲了女作家的文学成就。

人们以为，这种文学史的策略之一就是：只突出少数几位个别的女作家，借以抹杀其他大批女作家群。这是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第四辑征引Cynthia Ozick 发表在 Woman in Sexist Society; Studies in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年)的言论。

《千回万转：张爱玲学重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版。

中国的文学史家大概没有相同的动机（动机=蓄意抹杀女性的地位），但是，中国的一些文学史书在叙述上只突出少数几位女作家。这做法，与上述英国文学史书的做法又有什么大分别？

像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那样在“（作家作品）经典化”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案例虽然不甚多，但“张爱玲个案”也足以说明文学史书的威力：史书不只是被动记录执笔者眼前有哪些“名家名作”，良史本身也有力塑造经典。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非左”和Leavisism 倾向：高度推崇张爱玲、钱钟书等“非左翼”作家，将鲁迅（曾有左翼倾向）和左翼作家如茅盾、丁玲、赵树理等人边缘化。对于政治性过强而人文情怀不足的作品，夏志清不能首肯。

对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接受和批评，可从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台北联经，2017年) 略窥一斑。

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

女学者的贡献和呼吁未受到文学通史的重视

上世纪末，孙康宜、胡晓真等人已经关注域外的女性文学史研究。胡晓真撰有《最近西方汉学界妇女文学史研究之评介》，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期 (1994年6月)，页271-289。

令人遗憾的是，新纪元的文学通史编纂者似乎没有很重视（孙康宜、胡晓真等人）的研究成果。

这现象是不是因为编写文学史书的以男性居多？传统史籍偏重记述男性的事迹，这种重男轻女的书写倾向似乎有一定的“因袭性”。

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指出：“相对于居中心地位的男性群体来说，作为边缘的女性群体，毕竟尚未在整在整体上独立地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陈广宏《文学史的文化叙事》，页175)。这句话中的“人们”，若能界定好语义范围，会更妥当。

“居中心地位的男性群体”这句话，可圈可点，它令人想到：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主其事者男多女少，而且他们往往身居要津。

《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

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特别重视“文学女性”的学者是些什么人？似乎是女学者居多，例如：黄嫣梨、叶嘉莹、钟玲、孙康宜、吴燕娜、方秀洁（Grace Fong）、魏爱莲 (Ellen Widmer)、熊秉真、雷迈伦 (Maureen Robertson)、曼素恩（Susan Mann）、钱南秀、李惠仪、胡晓真、周蕾（Rey Chow）、黄心村（Nicole Huang）……。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是一本413页的书，而谈论女性作者的篇幅加起来不超过6页。可见，这部文学史书拨给女性作者的篇幅不多。

这样的“覆盖面”也许反映了一个事实：上述诸多女学者揭示的妇女文学史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

本文无意以偏概全。实际上，也有男性学者比较注重研究女性文学和性别议题，例如：Wilt L. Idema（伊维德）、合山究（Kiwamu GOYAMA）、康正果、张宏生……。

合山究《明清时代の女性と文学》，汲古书院2006年版。

如果用功于女性文学史的今人是以域外女教授居多（投入大量研究资源到女性文学史这论域），那么，这种男多女少的局面应该也是“文学文化”“文学地理”的研究课题吧。

总结和展望

“列传模式”有利于突出撰史者心仪的个别作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揄扬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人)即为佳例。当然，此书的“非左”倾向也很明显。

本文关注的是：文学史书如果大量采用“列传模式”，多少有抑制或排他的副作用，例如，许多女性文学作品被“男本位”史家所无视，被摈于书外。

过往，文学史书多成于男性之手，这事实令人怀疑史书忽视女性作品可能与男性史家的“不见”(blindedness)相关。

上文的论述，说明了明清时期妇女文学实非衰微，女性作品的出版盛况更是晚近不少女性学者着力揭示的真相，然而，近年文学史书的论述仍有“男本位”的嫌疑，所以公信力方面有待提升。

海外出版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和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对妇女文学甚为重视，其论述或可补中土文学史书之所未及。

李慧仪的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我们不是要求当今的通史作者吹捧明清的女作者，而是寄望他们在落笔前能注视明清时期留下的大量材料、正视海外的研究成果，也寄望史家多注意明清女人从个人世界走入公领域(public sphere)时到底发生什么事……

明清的女性作家以千计，而国人所撰文学通史在这方面的论述着墨较少。笔者想起Terry Eagleton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2003)有这样一段话：

...a work is tied to ideology not so much by what it says as by what it does not say. It is in the significant silences of a text, in its gaps and absences, that the presence of ideology can be most positively felt.

中译：一部作品之所以与意识形态有关，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间隙和空白中，最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p.32。译文摘自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页39)。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2003)

“名家列传体”源远远长，例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中穿插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历史书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名家列传”模式能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都是值得研究的。

文学史家如果只倚重一种传统的书写模式，例如“名家列传体”，那么，“无传”的作者可能就“无史”(湮没)﹔代代如此书写，则“无传”者仍是代代“无史”，恍似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更多同类文学史书编写出来无非是陈陈相因，成为“建制”的一部分（教育系统优先讲授既有的经典），世代层累的话，结果很可能是强化其片面性。

文学史书写，如果只把“现成的”典范性（现成的“文学经典”）奉为唯一的“收纳”标准，以史书来支撑“经典的稳定性”，那就是昧于文学史书本身“塑造经典”的功能。

这样，于Expanding the Literary Canon又有何裨益？（参阅洪涛《发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没有发现“男性中心主义”?(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一)》一文，载“古代小说网”2025年4月29日）。

Clara Iwasaki, Rethinking the Modern Chinese Canon (2020)

附记一：“经典的稳定性”？

2021年4月9日，张隆溪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张健教授与北京语言大学冯胜利教授邀请，主讲“经典与经典的稳定性”这论题。

张教授演讲完毕，有来宾提问：怎样发掘有潜力成为经典的作品呢？当我们评价一部现代作品是不是可以成为经典的时候，应该注意它的美学价值还是它的社会价值？

张隆溪教授回答这问题时，提到：“经典是需要时间的检验，所以为什么古代的经典，尤其中国文学有两千多年，三千年的历史，但是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品也就是这么多？你想想看，有成千上万的作品或者作家都被忘掉。……”（陶冉根据演讲的录影整理出文字版）

《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

“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品也就是这么多”这句话，是可以商榷的：文学史主流叙事聚焦的作品数量的确是有限，但是，这一范围随学术发展会有动态变化。

“成千上万的作品或者作家都被忘掉”也不是绝对的：的确有人忘掉，另一些人没忘（上文已提及海外有不少女学者没有忘掉明清女性文学）。

附记二：专研明清女作家的著作（举隅）

明情女作家数量不少，其中有哪些人出类拔萃？她们的作品涉及什么题材？

有些学术专书，可补文学通史之不足。这里仅举三例，读者不妨参看。1.方秀洁、魏爱莲编《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3. Grace S. Fong 方秀洁, Herself an Author (2008)。

《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既编入以个别女作者为中心的论文，也有较特殊的话题，例如：身体书写、疾病书写等等﹔女性作品的题材包括战争、行旅、疾病、爱情、友情、英雄主义、宗教等等。

《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讨论“女性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柳如是和徐灿的比较”、“吴梅村的女性认同”等话题。

《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此外，Grace S. Fong 出版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Herself an Author 此书有中译本：《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译者是周睿、陈昉昊（据说，此书的“译后记”引发争议）。此书第四章论明清女诗人的诗选集和论诗诗。此题，与本文的内容相关。

附记三：《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多样性

本文提及“传记体”的文学史书可能较易囿于“名家列传”的模式，因而欠缺新意和多样性：在内容上摒弃名气稍逊的古代作者；在形式上，未能涵盖文学事件、文类发展的本末（例如: 赋史、明传奇、弹词的历史）、文学作品产生的物质基础，等等。

论史书的“多样性”，哈佛大学出版社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无论在“文学的定义”、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新拓展。它的中文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甚至增入一章《什么是文学的世界？》，讨论的是2019年11月26日在腾讯、爱奇艺网络首播的电视剧《庆余年》，实际内容涉及作家灵感的资源、作者心目中的异托邦(heterotopia)……

Harold Veeser, The New Historicism (1989)

这增插文章反映了书写者（包括主编）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因为《庆余年》是当代文化生产机制的新产物，《庆余年》的文本复杂性和社会反响也提供了足够的讨论空间。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近似“众声喧哗”的书写模式 (由全球15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收入180多篇文章)，既跨媒介又跨领域，拒绝单一权威，呈现历史的多声部……，凡此种种，与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有方法论上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