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抗拒改造，王耀武召开批判大会，土木系三干将为何轮番开火？

前几天重看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决战之后》，发现孙殿英不像很多“史料”记载的那样死于1947年，而是出现在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看过《决战之后》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就是该片的总顾问，如果孙殿英没有进入功德林，他是不会让这个人物出现在影片中的。在邱行湘（青年军整编第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59年第一批特赦）外甥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也有关于孙殿英在功德林“学习”的描述——该书是黄济人拜访、采访多位自身“功德林学员”写成，是绝不会“虚构”这段“故事”的，因为那根本就没必要，不演、不写这段就行了。

孙殿英死于哪一年，这个问题不太好考证，只有真正看过功德林全部档案的人才能解答，所以咱们还是换一个话题来聊：黄维研究永动机失败，王耀武召开批判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谁？“土木系三干将”为何轮番开火？

黄维在功德林的表现很不好，这一点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也承认：“那时我的思想要算最顽固了，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也记录了黄维的“趣事”：“我和他曾经同在一个组，我亲自看到过，别人批评他时，他闭目养神，面上毫无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评使他感到讨厌时，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绝招’，就是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用力一挣，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遇到这种场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厕所里去笑上一阵才敢回来。虽然事隔多年，到现在一想起那种情况，我还会笑出声来。”

据沈醉回忆，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的人缘儿相当差：“黄维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成了战犯之后，他对那些积极分子很看不上眼。而他的组长、副组长，不是他的旧部军长，就是他认为‘不屑与谈’的人。这样，当然经常要遭到批一批、斗一斗了。加上他专心致志去搞什么‘黄维永动机’，就更成为批斗的对象了。”

1956年全国高级战犯（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四百多名战犯中设立了若干学习小组，小组长之上，还有学习委员王耀武、生活委员庞镜塘、文体委员宋希濂、卫生委员曾扩情。

“四委员”权力在小组长之上，其中最有权的就是王耀武——战犯在功德林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改造，王耀武这个学习委员的作用，大家都能想到。

王耀武为人谦和宽厚，很得管理人员和同学（战犯互称）们的信任和尊重，但是黄维却基本不买王耀武的账，很多人都尊称王耀武“佐公（王耀武字佐民，称其为佐公是尊敬，就像称呼李宗仁为德公、程潜为颂公、白崇禧为健公一样）”，只有黄维等几个“老资格”直呼其名——黄维是黄埔一期的，对黄埔三期的王耀武这个委员，可不像杜聿明那样保持起码的“尊重”。

王耀武当然不会因为黄维用鼻孔看自己而报复，但是作为学习委员，对借“研发永动机”而抗拒学习的黄维，却不能不召开一个批判会，来帮黄维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批判会的主持人自然是学习委员王耀武，记录员就是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沈醉为人圆润且学习改造态度很好。

王耀武是个厚道人，他的开场白很温和：“黄维同学的思想改造很成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请在这里提出来。现在请大家讲。”

王耀武请同学们给黄维提意见，但是大家却要对黄维进行严厉批判，“老账新账一起算”，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原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他足足讲了一个小时，从黄维吟唱于谦的《石灰吟》到背诵石达开的《答曾国藩》，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把黄维揭了个底儿掉。

陈长捷跟黄维有些旧怨，他痛批黄维事出有因，接下来开炮的三个人，却令其他“同学”大跌眼镜：原十二兵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痛斥黄维研究永动机表面上看是违反自然科学，从实质上看，黄维是对抗社会科学、对抗马列主义。原十二兵团第十军军长覃道善说黄维作为人民的罪人，本应利用有生之年加速改造，但是他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发明创造上，这就是不务正业，逃避改造。曾任十八军一九九师师长、被俘时为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的宋瑞珂说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整天在找出气孔，不搞点花样过不了日子，因此一切不轨之举都是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为什么要强调这三人都出自十二兵团或十八军，是因为黄维就是十二兵团司令，十八军就是“土木系”的基础。

淮海战役期间，杨伯涛和覃道善都是黄维的直接下属，宋瑞珂跟黄维一样，都是“土木系”骨干，他们都是陈诚大力提拔起来的，但是宋瑞珂肯写八万字的《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黄维却公开表示他一不骂老蒋，二不骂陈诚，还经常跟宋瑞珂打笔墨官司。

宋瑞珂和黄维意见不合，所以他在杨伯涛覃道善之后对黄维开火，时机也是把握得恰到好处：你的两个军长都看你不顺眼，我不在十八军混了，批你也不算“以下犯上”。

宋瑞珂跟黄维意见不合，但感情还算不错，他特赦之后每七天给还在功德林的黄维写一封信，苦口婆心劝说黄维认真学习改造，不要痴迷不可能研究成功的永动机，黄维却只给他回了一封信：“功德林的胡同这么窄，有人都要借机把矛头对准陈诚军事集团，现在你们的舞台那么宽，不充分表演一下怎么行？你是陈诚身边长大的人，应该当仁不让，把这个军事集团的正史写出来，不要给那个沽名钓誉、恬不知耻的家伙以可乘之机……”

黄维说的那个沽名钓誉之人，就是著有《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的杨伯涛，这二人即使同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再度共事，也是食不同桌会不同席，仇怨至死都没有化解。

黄维为什么如此痛恨杨伯涛，我们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的《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第七十二辑的《对<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见》（作者黄维）、《对<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的订正和补充》（作者方靖），第八十四辑的《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作者邱行湘）、《邓演达烈士被害真相》（作者黄维）、《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作者宋瑞珂）这几篇文章中，就能看出“土木系”将领们的笔墨官司打得有多激烈。

同为土木系干将的时候，这些人就明争暗斗，一同当了战犯，又一同当了文史专员，依然纷争不止，连沈醉笔下的“大胖子”覃道善都卷入其中，可见黄维当时真是犯了众怒。

沈醉是军统出身，“侦查能力”还算过得去，他很快就找到了覃道善于黄维恩怨的由来：“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追究战场上施放毒气的责任时，只有覃道善和几个人因负了下令放毒气和执行的责任，被判处了‘死缓’。他当时并不知道，等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之后，他才知道黄维和杨伯涛他们都没有判过刑，这时他有点难过。”

杨伯涛和覃道善都认为，他们在淮海战场施放毒气，都是奉兵团司令黄维之命，但是黄维却在交代材料中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二三十箱，据说每箱十二颗，可能悉数分配给第十八军了。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杨伯涛和覃道善进了战犯管理所，再也不把黄维当“长官”，而王耀武的“旧部”，却对“王佐公”恭恭敬敬，从这两人被俘后的不同“待遇”中，读者诸君是不是也发现了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本质不同？“土木系三干将”痛批黄维，真实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