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一个外交家的作为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
中国现代杰出外交家顾维钧的外交作为，也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紧密相关，但他的很多外交理念，今日看来仍不过时。
▌以公理争强权：没有国家能一手遮天
顾维钧曾在美国学习多年，在那个列强横行的时代，他对世界大势有自己的判断：
“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
顾维钧的这一看法准确地预判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也成为他此后从事外交所信奉的原则。
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的发言和最后拒签和约，就是身体力行地以公理争强权。
蔡元培称赞他，“此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
他坚信强权不能一手遮天。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讲坛上谴责日本侵略，进一步彰显公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参与筹建联合国，终使公理压倒强权，中国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
▌顾维钧的外交理念：民族利益大于党派利益
顾维钧深知弱国外交之不易，但也深知弱国外交并非没有施展的空间。
作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中国的国力有清醒的认识，对弱国外交，他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说：
“国人对外交见解，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如履薄冰，准备充分。但同时代的外交官并不都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指出：
中国外交的一个大毛病就是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在思想理念上，顾维钧信奉美式自由主义。但在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力图与国内政治保持距离，专注于外交事务。晚年口述回忆录时，他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唐德刚说，顾维钧“一辈子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永远披上了一件鲜明的外交家的大礼服”。
▲北京政府时期，穿外交礼服的顾维钧
▌顾维钧被遗忘，是外交史上的一种不幸
顾维钧的个人经历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
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顾维钧活跃于近代外交界近半个世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他既做过驻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也做过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还做过外交总长、外交部长，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丰富外交履历的外交官仅此一人。
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人，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却被有意无意地被遮蔽、被遗忘了，这实在是外交史上的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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