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士硬刚港媒力挺李嘉诚！真相如何？中方回应了

综述

2025年3月，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企业的一桩跨国港口资产出售案，意外掀起了一场关于“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与“商业自由”的舆论风暴。

在这场风波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罕见发声，外交部、港澳办等机构的接连表态，以及网友的激烈争论，将事件推向了更复杂的维度。

这场争议究竟因何而起？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经济与政治博弈？

李嘉诚的“世纪交易”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美国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以22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57亿元）出售其全球23国的43个港口资产。

此次交易的核心标的——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因其地缘战略价值，瞬间引爆国际舆论。

巴拿马运河作为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黄金水道”，每年承载全球6%的海运贸易量，中国商船通行量占比达21.4%，仅次于美国的73%。

这两个港口自1997年起由长和集团运营，控制权续约至2047年，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商业价值，更关乎国际物流命脉与大国战略博弈。

交易公布后，舆论场迅速分裂。香港《大公报》率先发文质疑，称贝莱德财团收购后将控制全球10.4%的集装箱吞吐量，可能配合美国对华打压政策，例如通过“长臂管辖”对中国船舶征收附加费，甚至阻断关键航线。

网友激烈批评该交易是“没有腰骨的跪低”，将战略资产拱手让予美方。这种情绪背后，折射出公众对“资本外流威胁国家安全”的深层焦虑。

面对争议，国务院港澳办于3月13日至15日罕见连续三天转载《大公报》评论文章，直指交易“绝非普通商业行为”，强调“有关企业应站在国家立场上三思”。

官方态度的明确化，将事件推向政治化高潮。《大公报》文章尖锐指出，美国正将港口控制权作为“不沉的航母”，例如菲律宾苏比克湾、越南岘港等南海周边港口可能被军事化，形成对中国岛礁的“半小时打击圈”。

这种论述与国家安全智库的预警形成呼应：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模型显示，若中国失去港口话语权，全球出口份额或五年内下降8.7%。

然而，交易的另一面是复杂的商业逻辑。长和集团声明强调“纯商业性质”，剥离非核心资产可回笼190亿美元现金，用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

财务数据显示，港口业务仅贡献集团9%收入，却占用27%资本投入，出售符合李嘉诚“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避险哲学。

但这种理性计算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显得苍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体痛批“误信商人无祖国”，将交易上升至“背叛民族大义”的高度。

何祚庥院士的“叫屈”

正当外界认为李嘉诚陷入“舆论围剿”时，3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著名科学家何祚庥突然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为李嘉诚“撑腰”。

他批评《大公报》的文章“极端不负责任”，认为其指责李嘉诚“不爱国”的逻辑站不住脚，且“违背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

何祚庥的言论立即引发两极反应。支持者认为，他的发声是对“泛政治化批判”的理性纠偏，强调企业行为应遵循市场规律；反对者则质疑其“混淆了商业与国家安全”，甚至翻出他过往的争议言论，例如他曾称“中国物理学家对世界贡献为零”“否定中医科学性”等，认为其立场“缺乏对国家利益的敏感度”。

值得注意的是，何祚庥特别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刚结束，《大公报》的批判文章便出台，逻辑上存在矛盾”。这一表态被认为暗指舆论引导可能存在“非市场化干预”，进而引发对媒体角色与政策导向的讨论。

中方的多维度回应

事件发酵过程中，中方各层级机构相继表态，释放出多重信号：

1. 港澳办的“定性批评”

港澳办通过转载《大公报》文章，明确将交易与“中美战略博弈”挂钩，强调在“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下，企业需警惕成为“战略博弈的棋子”。这种直接将商业行为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的表述，被视为对企业的严厉警示。

2. 香港特首的“依法论”

3月18日上午，香港特首李家超回应称，交易须“符合法律法规”，港府将“依法依规处理”，同时强调反对外国胁迫手段，要求公平对待香港企业。这一表态既划定了法律底线，又试图平衡市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3. 外交部的“原则立场”

同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调查传闻时，虽未直接证实调查细节，但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经济胁迫、霸道霸凌损害他国权益”。这一表述既是对美方施压的间接回应，也为事件留下了政策解释空间。

争议焦点

1. 巴拿马港口的“战略价值”之争

巴拿马运河每年承担全球约6%的贸易运输，其两端港口的控制权直接影响航运安全与地缘政治格局。美国近年通过《巴拿马运河条约》施压，试图强化对运河的军事存在。在此背景下，李嘉诚将港口售予美资企业，难免被解读为“战略资产流失”。

2. “两个毫不动摇”的解读分歧

何祚庥援引的“两个毫不动摇”政策（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争论的另一焦点。支持交易者认为，民营企业的商业决策应受法律保护；反对者则强调，政策前提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3. 舆论场的“爱国叙事”困境

《大公报》的批评文章引发网友激烈情绪，如“没有腰骨的跪低”“背叛民族大义”等表述，反映出公众对“资本外流”的深层焦虑。然而，何祚庥的介入也暴露出“爱国”话语的复杂性——科学家的专业权威是否适用于政治经济议题？

此次事件本质上是全球化退潮与大国竞争加剧的缩影。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向“遏制”，迫使跨国企业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李嘉诚的港口交易恰逢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巴拿马控制的时间点，其敏感性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中国正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但底线是“不被卡脖子”。外交部的表态“反对经济胁迫”，既是对美方的警告，也暗示对企业的期待：在海外拓展中需兼顾国家利益。

结语

李嘉诚港口出售案的风波，远非一场简单的商业交易争议。它折射出全球化退潮时代企业生存的艰难抉择，国家利益与市场自由的微妙平衡，以及舆论场中理性与情绪的激烈碰撞。

何祚庥的“叫屈”与中方的回应，共同勾勒出一个复杂命题：在百年变局中，如何既守护国家利益，又捍卫开放包容的市场经济？答案或许在于更精细的制度设计、更透明的沟通机制，以及对社会多元声音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