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让百姓对疑罪从无的办案原则产生了怀疑

在法治的理想蓝图中，“疑罪从无”原则犹如一座灯塔，为公正审判指引方向，保障每一位公民免受冤屈。它是现代司法体系的基石，承载着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的双重价值。然而，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却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让公众对这一原则在现实司法实践中的贯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回顾案件，席某某与女方经婚介相识、恋爱并订婚，本应是一段美好姻缘的开始，却在订婚次日因发生性关系后女方报案，使席某某被控强奸罪。在这起案件里，诸多关键证据令人困惑。医院诊疗手册显示女方“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鉴定书表明“送检物均未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这些证据似乎暗示着案件存在疑点。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当证据不足以确凿证明犯罪事实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定。但法院最终仍判定席某某强奸罪成立，这不禁让人质疑，疑罪从无原则在此案中究竟如何体现？

从证据的完整性来看，强奸罪的判定需要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在本案中，关键的生物物证缺失，仅凭借一些间接证据和口供来定罪，显得证据基础颇为薄弱。尽管女方陈述有反抗行为，事后也有诸如烧窗帘、呼救等举动，男方在录音中也有模糊回应，但这些证据能否在法律层面上确凿无疑地证明强奸罪的构成，值得商榷。毕竟，在情侣或准夫妻关系中，类似的激烈情绪反应和模糊言语，可能存在多种解读，不应简单地将其作为定罪的铁证。

从司法程序上考量，据男方家属指控，存在“DNA结果未出即批捕”的情况。若此情况属实，那么这显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逮捕需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规定，程序的瑕疵必然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和整个审判的公正性。在法治社会中，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一旦程序出现问题，公众对审判结果的信任也会随之崩塌。

疑罪从无原则的核心在于，当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存在疑问时，应作出无罪或罪轻的判决，这是对公民权利的有力保护，也是对司法权力的约束。在大同订婚强奸案中，公众看到的是疑点重重的证据，却未能看到疑罪从无原则的充分践行。这一判决结果，让普通民众不禁担忧，在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无是否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在面对现实案件时，难以真正落地。

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质疑，不仅仅关乎当事人的命运，更关乎整个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如果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轻易定罪，将会使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产生动摇，破坏法治社会的根基。人们会担心，下一个被“疑罪从有”的会不会是自己或身边的人？

大同订婚强奸案给司法系统敲响了警钟，它提醒着司法人员，在每一个案件的审判中，都应当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证据，以最坚定的决心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切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