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发明前，中国是靠手写出书吗——是的，之后依然蔚为壮观

（秦简）

网传，一学生未完成作业，被老师“罚抄书”若干遍。

“抄书”在这里，是一种惩罚手段。

古代则不同，“抄书”是一种“高大上”的“行业”和“职业”。

不仅在发明印刷术之前，中国古代靠手写成书；即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手写，仍然是成书的重要手段。

明代《永乐大典》，加上目录共22877卷，约3.7亿字，是手写的，整整抄写了一年。

清朝《四库全书》，共7.9万卷，约8亿字，3800多人手抄了7部，分别藏于从辽宁到浙江的“北四阁”和“南三阁”。

一

印刷术，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性成就，深刻影响了世界的进程，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从目前所见到的实存文物看，中国发明印刷术，应不晚于唐代。

著名的有——1974年，西安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印刷于7世纪，是目前所知中国和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成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印刷实物。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内发现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武周后期（约702年）洛阳或长安的印刷品。

（宋刻本）

上述印刷品都是雕版印刷。

所谓“雕版印刷”，原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拓石（拓片）和印章盖印，是这两种方法结合演变而成。

宋代，约于1041-1048年，技工毕昇发明胶泥制成的活字版印刷技术。

这被看作是近代印刷术的开端。

之后，中国相继发明了瓷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活字版印刷方法。

13世纪，中国印刷术逐渐传播到西方，并成为500年间的主要印刷方式。

（长沙子弹库帛书）

二

手写的书籍，版本学的“行话”叫“写本”。

中国的“写本”源远流长。

“源”，是先秦古籍。

那个时候的文字，写在竹木和縑帛上。

写在竹木上的叫“简册”。

《春秋左传序》孔疏：“单执一扎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写在缣帛上的称为“帛书”，也叫“缯书”。

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等。

成语有“罄竹难书”，是说用光了竹子也不够写。亦可知，“简册”的主要材料是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皆为竹简。

（郭店楚简）

《楚国先贤传》：“孙敬编杨柳简以为经本，晨夜诵习。”

大约，中国稍微靠北的地方，以木代竹大概很普遍。

制简的木材，不仅有柳木，还有松木等。

武威、楼兰、疏勒出土的汉简皆为木简。

所谓“连篇累牍”， 反映的是“篇”和“牍”两种书写方式。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册，不及百名书于方。”

这是说，超过一百个人名，抄于简册；不足一百，写于“方”。

“方”是竹板、木板，即为“牍”。

杜预《春秋左氏传》：“诸侯亦各国有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汉简）

“简策”的规格，因内容而长短不同。

一简，一般竖写一行字，少数写两行。

王充《论衡》，讲到了简策的制作过程——“截竹为简，破以为牒”。

先把竹子截为竹筒，然后把竹筒破为竹片。

竹简要磨平，然后以某种液体涂染，使表面具有光泽。然后是“杀青”，即把竹简烘干，可防止虫蛀和腐烂。

后来，“杀青”成了作品完成的代名词。

“杀青”，亦称“汗青”，意即烘烤竹简使之“出汗”。“汗青”，又成了“书籍”或“史书”的代名词。

（书刀）

“杀青”之后，便编连成册，一般用麻绳、丝绳。

编几道绳，由简之长短决定。

汲冢竹书《穆天子传》，以丝绳编简；居延汉简，使用麻绳。

简策编好之后，就可以书写了，所以是“先编后写”，以防次序混乱。

书写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则一般以书刀刮去。

《后汉书·周磐传》载，东汉周磐逝前，命二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

秦汉之时，毛笔和书刀，是文化人必带之物。这是《史记》所谓“刀笔之吏”一词的来源。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

三

《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返佣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武帝）读之二月乃尽。”

东方朔写的奏折，用了三千枚简，两个人勉强能抬动，汉武帝足足读了两个月才阅毕。

《史记》又载，秦始皇一天处理的公文，要以“石”计。

当时一“石”，约合60公斤。

由于简策不便，在春秋时，即已使用缣帛书写。

《晏子春秋》：“著之于帛，申之于策”。

《墨子》：“书于竹帛”。

《韩非子》说：“先王寄理于竹帛”。

（帛书）

帛书，不同于简策，先写而后裁，且多半装以卷轴。

湖南长沙子弹库帛书，盛放于20*11*5厘米的竹盒中。

长沙马王推汉墓帛书盛放于60*37*21厘米的竹盒中。

这两次帛书的发现，都十分重要。

帛书的优点，是文字容量大，便于卷折。缺点是容易损坏，并且成本昂贵。因此，帛书不能完全替代简策。

（汉简）

汉代，官方开始重视手写抄书。

汉武帝于元朔五年，诏令“置写书之官”。

和献王刘德、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班超、公孙煜、陈常等人，都抄写了不少书籍。

三国时，蔡琰、诸葛亮、阚泽等人，是抄书高手。据清代姚振宗统计，三国时抄书总数约为15000卷。

晋代著名的抄书能手有葛洪、纪瞻、范汪等人。据说当时无书不抄，“洛阳纸贵”遂因抄书所致。

南北朝可考的私人抄书者有王准之、沈驎士、臧逢士、袁峻、王筠、陈郑灼、周裴汉等人。

隋代短暂，但对图书事业相当重视。中书省有书手200人，秘书省20人，官方大规模抄书有五次。

唐代，尽管出现了雕版印刷，但官方大规模抄书达七次。民间著名“抄手”有李袭誉、李大亮、柳仲郢、杜兼、杜牧、吴彩鸾等人。

五代，亦有杨邠、查文徽、文谷、王景绝、林鼎、韩熙载、郑遨等抄书高手。

宋代，有了活字印刷，但抄书依然活跃。元明清亦是，不遑赘述。

（清代手抄《石头记》）

如前述及，“写本”源远流长，其见证了中国古籍由简帛到纸张的划时代转变；也见证了书籍由人工抄写到制版印刷的划时代转变。

手抄的“写本”，成为中华文明大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瑰丽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