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初上海滩私家侦探失踪，背后真相惊人（六）

虽然郁焕崇不知道是谁要谋杀他，但谋杀案的作案动机，通常不外乎就是仇杀、情杀、财杀，那郁焕崇是否有仇家、情敌或者值得别人谋取其财的价值呢，专案组就此展开调查，尤其郁焕崇从事私家侦探的工作，有仇家并不令人意外。

专案组查阅了从旧警局接管的原沪上法租界、公共租界的档案，里面有对郁焕崇供职期间巡捕房刑事部侦破的刑案概要，其中郁焕崇曾亲自参与协办过三起当时轰动沪上的刑事大案的侦查，可关键的是，他对破案并无贡献，所以巡捕房通报嘉奖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但苦主或者苦主家属自行掏钱给予感谢的名单中有他，郁焕崇实际上奉命主办过基本上全是失窃、殴斗、诈骗一类案件，被他抓捕的案犯都是小混混、所以这些小混混不可能为此而对郁焕崇产生报复，即便报复也缺乏报复能力。所以，可以排除郁焕崇在刑事部做捕探时结下仇家而此刻遭到报复的可能。

至于说郁焕崇他干私家侦探事务所，情况比较复杂，郁焕崇作为持股最多因而执掌大权的私家侦探事务所对内部管理甚严，全所八名私家侦探多年来办理过什么案件以及当事人的姓名地址、事由、费用收支、分配情况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通过查访也没有发现郁焕崇得罪过什么人，更谈不上什么成仇家。

于是专案组又开始对郁焕崇在“情”和“财”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可经过对郁焕崇同事，朋友和邻居等人作了了解后得知，所有的人都对说郁焕崇的印象不错，而且行事低调，出手大方，对钱财并不在乎，没听说过他为钱财跟人怄气争吵过。

专案组因此排除郁焕崇因仇、情、财而引发此次被作为谋杀对象的可能。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成为郁焕崇被作为谋杀对象的因素呢？此时，孙燕生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把郁焕崇请来一起分析。若让郁焕崇来参加案情分析，他从当事人和侦查者的双重角度来谈如何侦查这个案件还是有益处的，再说他还是侦探。

郁焕崇被请来之后，对专案组提及，他刚从黄浦江里死里逃生爬上岸后，脑子还算清醒，对自己的这次遭遇的原因他也想不出，但他却发现了杀手留下了两个破绽：

一是他在饭店和熊隐之、彭先生共进晚餐离开后，在门口叫三轮车时，出于长期从事特殊职业形成的习惯，他牢牢地记住了那组五位数的车牌号：00854。

二是他从黄浦江里爬上岸在菜地里用竹片捅开手铐后，带走了那副手铐。

在郁焕崇看来，这两点就是追查杀手的线索，这一提议让专案组大为赞赏，于是，警方当即决定循着这两条线索进行调查。次日清晨，专案组除孙燕生向政保领导汇报相关案情并请示是否可以通过组织关系对香港那两封匿名检举电报的情况进行暗查外，其余六人随即分头进行调查。

吴万清和小邢、小曹负责调查三轮车，因为有该车辆的牌照号码，所以查得还算顺利，经查该车属于居住在虹口区衡水路78号的郭阿桂所有，他本人就是营运三轮车的车夫。于是三人前往虹口派出所了解郭阿桂的信息资料。

派出所向三人说了说郭阿桂的情况：郭阿桂，四十五岁，苏北盐城人，早年以行乞为生。之后，从车行租了黄包车当起了车夫。此人生性狡猾，后来加入了青帮，做了黄金荣的徒孙。黄金荣见他会来事，于是就让他暂停拉车，把他编入地痞流氓分子为主组成的“上海市民义勇团”。因颇有“功劳”，他获得了一辆黄包车的奖励，自此，他就拉起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后来，他卖掉黄包车，又买下了一辆三轮车。

郭阿桂一贯低调，不管做了什么都习惯于不事张扬。他完全可以不必靠拉黄包车和三轮车度日，可是，他每次都主动放弃。时间一长，青帮师父和师兄弟也就不再提供提携机会了。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份低调和识相，郭阿桂留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实的车夫，直到8月下旬，公安局收到榆林分局转来的一份在押人犯揭发的材料后，才知道他是一个疑似历史反革命分子，市局拟在最近组织全市统一抓捕行动，可将郭阿桂在抓捕的名单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专案组来调查他了。

于是当天郭阿桂就其他被拘捕，直接押解江宁分局。吴万清见到郭阿桂后，直接开始审讯：“9月2日你在干什么？”

郭阿桂表现得一脸无辜，称那天他在大通路朋友齐真章家里喝酒，游戏，在场的除了齐真章，还有另外两个朋友老赵、老陆。吃完饭我回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吴万清道：“你多年来一向自食其力，勤劳节俭，一年到头都不肯休息一天，最近哪来的闲空儿啊？”

郭阿桂说：“那天是因为我的三轮车失窃了，是在新成区大通路下客时因送一位腿脚不便的老年乘客进弄堂内的家里那么几分钟时间里被人骑走的。我当时就向新成分局报案了，因为闲着没事，正好遇到老齐，就去他家吃饭了。直到到第三天傍晚，派出所才通知我说我的三轮车已经找到了，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带上购车发票、软牌照去新成分局领回。第二天，我去新成分局领到了三轮车，民警同志告诉我是车子是昨天上午在新闸路溜冰场门前被群众发现后打电话报告分局的，但谁偷的没有差出来。”

像吴万清这样的资深警察来说，他觉得郭阿桂越是这样说，就证明他是三轮车提供给杀手的涉案分子之一。但因为没有证据，于是先把郭阿桂晾暂时拘押，又叫上小邢和小曹，按照郭阿桂所供称的那些跟三轮车“失窃”及随后发生的情况去调查。

警方调查第一个情节即所谓“载客至大通路把腿脚不便的老年乘客搀扶下车送进弄堂内的家里”时，就发现了破绽：这条弄堂既狭窄又短浅，而且只有一个进出口，刑警逐户走访，反复询问，整条弄堂既无腿脚不便的老人，那天也没有男女老少乘坐过三轮车和黄包车。

警方接着又去走访了齐真章、老赵和老陆，据齐真章说，早在那天之前两天，郭阿桂就约他和老赵、老陆在后天去他家吃饭，而实际上早已不跟他来往了。不过郭阿桂的手里捏着他们的把柄，他们都是“上海市民义勇团”当中一个小组的，郭阿桂因是组长。大家都是道上的，都是“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现在这三人是合伙开了一家五金小作坊自食其力。那天四人喝酒聊天时也就是闲聊，所以现在警察登门了解情况，只有如实而言。

通常说来，郭阿桂面对着这种确凿的证据，只有乖乖招供的份儿了。可是，郭阿桂再次面对警方问询时候。他不再吭声。但郭阿桂回到监房后，咬牙切齿地把一个叫作“关崽子”的十八代祖宗一一骂了个遍。

后来直到“关崽子”被捕后供出了他向郭阿桂借三轮车作为作案工具的事实，警方才明白郭阿桂迁怒于他人的原因，“关崽子”向郭阿桂高价借三轮车时，只说“晚上要去搞点儿东西”，那就是盗窃案了，因为贪图蝇头小利，所以这才点的头。因此，当郭阿桂被讯问时听说三轮车涉及谋杀案，便开始恶毒咒骂“关崽子”了。

这个时候，姜少雄、孔大虎、尹春白三人开始调查郁焕崇死里逃生后留下的物证手铐的来源出处。

这副手铐一看便知是进口货，郁焕崇说，这是三十年代法国捕房向德国购买的手铐。这批手铐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批手铐是有钢印编号的，就像手枪一样。这次死里逃生留下的那副手铐，式样与当年他所看到的一致，不过没有钢印。仔细查看，钢印是被磨掉了。

警方当即去上海市公安局嵩山分局。他们查看了分局刑警队警员使用的手铐，有几种式样，但并无一种跟他们带去的那副相同。他们找了三位当初是该捕房的华人巡捕现为留用警察的老探员，给他们看了带去的那副手铐，确认式样与当初那批手铐一致。

于是警方又去巡调查捕房的物资档案。档案显示，这批手铐总共三千副，这些手铐运抵上海后，由公董局警务处分发至法租界六个巡捕房以及直属警务处的特别队、政治处、刑事处、法警科一千二百副，其余一千八百副存于军械库，两年后调拨越南西贡市警察局。那一千二百副手铐，因德国标准与东方人的手腕相配显大，所以各单位在使用中对此不满意，半年后便全部封存。

日军占领上海后，核对物资账目还有一千副，另外二百副据记载己由警务处总监法伯尔签批准予赠送“中华民国苏浙行动委员会”，接收人是该委员会常务委员杜月笙。抗战胜利后，那一千副手铐被国民党政权接收，还是没被使用。上海解放后，这一千副手铐已被我方接管。于是警方又前往市局库房，翻箱倒柜找出了那批德国手铐，一点数，一千副一副没少，上面的钢印号码赫然在目，跟拷住郁焕崇那副一模一样。

这就是说，杀手用来作案的那副手铐就是德国购进的那批货中的一副，但那应该是杜月笙从公董局警务处免费获取的那二百副中的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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