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报考电机科，20多人中荣获第二名成功录取！

1949年在北京

刘鼎，四川南溪人。1902年1月8日出生。本名阚思竣，字尊民，曾用名阚泽民、干泽民、甘作民、戴忠、戴良等。浙江高等工业 学校电机科肄业。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军事工 业的创始者和杰出领导人之一，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

1923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孙 炳文、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

1929年奉调回国，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浙赣军区政 治部组织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洋源兵工厂政委，中国共产党 驻东北军代表，

延安摩托学校校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 队长兼政委，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延安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军 工局副局长，晋察冀军区军工局副局长，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 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 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顾问等职。

曾当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

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1902年1月8日(清光绪27年农历11月29日),刘鼎出生于 四川省南溪县城内一个开明士绅的家庭。

刘鼎的父亲阚与沣，字舜臣，为清末落榜童生，能书善画。在 县城内当过塾师，也当过钱庄、盐店、粮行的老板。一生乐善好施， 热心地方公益，曾担任过县慈善会会长，承办过慈善堂、孤儿院等 慈善事业；多次主持过修桥、铺路、护堤等公益事业，名闻乡里，深 受县人尊敬。其母周尧坤，家庭出身贫寒，为人忠厚勤俭，是一位 能干的家庭主妇。裁剪、刺绣、烹调样样皆会，还能做修修补补的 家务活，包修家中的一切器物。

刘鼎就是在这样一个既开明又封建的父亲和既勤劳又慈祥的 母亲养育下的独子(其下还有四个妹妹)。他自幼勤学、多思、好 动，深得母亲疼爱。每当母亲干修补活时，他总是好奇地蹲在一旁 观看，慢慢地由传递工具到自己学着干，逐渐成为母亲的帮手。刘 鼎从小就喜好劳作，爱舞弄锯子、刨子、凿子等。他最心爱的玩具 是家里的一只破闹钟，他反复观察、琢磨、拆卸、安装，乐此不疲。

和其他多数男孩一样，少年时代的刘鼎也曾一度当过“小烦 王”:因扒柜台跌断过手，爬城墙摔伤过脚，与邻居孩子“开仗”砸破 过头，和寺庙的看家犬穷斗被咬伤过腿。他也舞弄过长绳、短棒、 木刀、木枪；打球、翻杠、荡秋千、走浪桥，样样都来，在少年中赢得 “舍命王”的称号。

刘鼎7岁时，父亲送他进私塾，接受旧式的启蒙教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和《五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 治，他直接进入改制不久的高等小学堂，对图画、手工、算术等动 手、动脑的课目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父亲的教导下，练字、临贴、 学画、刻金石，练出了一手好字，还能画出生动的竹菊梅兰。

他自 幼对各种工艺和机械，具有特殊的爱好。上学途中总要经过几家 铁匠铺和锡匠铺，他常常被那里打铁、炼锡的场景以及工匠们的技 艺所吸引，站在一旁仔细观看，流连忘返。有时竟误了上学和吃 饭，甚至遭到父母亲的训斥。

刘鼎在县立高小念书时，学校里曾驻扎过一支军队，这就是朱 德率领的云南护国军的一部。每天，部队在学校操场操练，他就和 同学们在一旁观看，有时还跟在队伍后边学走步。这支队伍纪律 严明，不扰百姓，在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中屡建奇功。因此，朱德就 成了他幼小心灵中敬慕的“大英雄”。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投 身行伍，报效国家。高小毕业时他曾偷着跑到成都去报考军校，因 为年龄小，未被录取。

民国初年的四川，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民团、土匪也时常来 骚扰百姓，常常祸及南溪县城。为了免遭兵匪抢掠，一有事，城里 的家家户户都要出人参加守城，出不来人的就要罚款。县官们乘 机勒索民财，中饱私囊。阚家只有刘鼎一个独子，父亲身体不支， 就要由他参加守城。他虽然只有12岁出头，但长得细高，勇敢机 灵，也能像大人一样，把守一个城墙垛口，有时还要一连坚持几个 昼夜。

1917年，刘鼎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南溪邻县江安省 立第三中学。进入初中后，他对数理化功课继续保持着浓厚的兴 趣，特别是理化的实验课。

他在1943年所写的《关于技术的自传》 中这样描述：“到中学读书，数理手工、图画是我爱好的、熟悉的，是最好成绩的功课。特别是在有实验可看的时候，对于实验本身就 尤其心爱了。下课之后，我尽可能设法自己实验。我自己的一些 理化实验，在家里，我的父母只觉得是玩把戏。”这种习惯奠定了他 一生的工作作风。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总是做到手到、眼到、心 到。

进入初中不久，刘鼎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阚舜臣 以“抗捐”罪被县官关进监狱。母亲十分焦急，到处借钱想把父亲 赎出来，可钱一时凑不够。他一方面每天要给父亲送饭，另一方面 还四方奔走营救父亲。

最后，他只身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泸州，找驻 扎在那里的护国军司令部“告状”。在护国军的帮助下，终于把父 亲救了出来。由这件事，他深深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在他 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反动派仇恨的种子。

对刘鼎的思想进步影响甚大的还有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孙 炳文。

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南溪人，1885年出生，京师大学堂(北 京大学前身)文科班毕业。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担任 同盟会京津支部负责人，曾任《民国日报》总编辑。

因反袁世凯斗 争受挫，回南溪以教书为业，先后担任过叙府联合中学和遂宁师范 学校教员，后来到护国军朱德的旅部任参谋。孙炳文在学生和群 众中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号召大家起来抵制日货，在学生中 很有威望。刘鼎结识孙炳文后常找他辅导功课，借阅进步书刊，更 喜欢听他讲外面反袁斗争的事，从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在叙府联中，刘鼎结识了李硕勋、阳翰笙、李一氓、何成湘等同 学。他们组成了三四十人的核心，大家思想进步，志同道合，互相 勉励，传看《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宣传省外五四学生运动的情 况，使联中原来沉闷的空气逐渐活跃起来。

后来，李硕勋、阳翰笙 等同学带头在联中建立了学生会组织，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 开展爱国宣传，成为叙府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该校毕业 的学生中，许多人陆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到高中末期，刘鼎受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开始信仰社会 主义。他对科学与技术仍然挚着追求，他认为科学技术 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经回忆说：“在中学的最后一 年，我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同时，开始对新兴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很 大的兴趣。我信奉它们，爱好它们；我也矢志于它们，把它们拟作 我的终身事业。”

刘鼎在江安三中时，就从秦镜淮校长处得知上海南洋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情况，知道它是当时全国最高水平的工科学 府之一，是他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大学。

面临高中毕业，他就准 备到上海去报考南洋大学；但父亲却极力反对他去上海念书，并拒 绝提供学费。不得已，他只好把父亲给他的一台照相机卖了。这 是父亲作为传家宝传给他的，他曾从这台照相机上产生了对现代 机械的浓厚兴趣，但为了求得更高深的科技知识，他只有忍痛割爱 了。

1920年6月，刘鼎带着卖照相机的钱和母亲悄悄塞给他的 “贴己钱”,告别了故乡和亲人，顺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去寻找新的世界、新的人生。

怀着炽烈的追求真理、追求科技知识的愿望，刘鼎乘轮东下。 路过汉口时，他还特地去汉口火车站观看他从未见过的铁路与机 车。到达上海后，他没能考上一心向往的南洋大学。因南洋大学 的招生考试需用英语答卷，而当时四川高中生的英语水平低，还达 不到这种要求。

他在失望中偶然发现一则招生启事：浙江高等工 业学校补招4名新生。他匆匆赶到杭州应试，在报考的20多人 中，他考了第二名，被录取在电机科。

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创办于1902年，在浙江省 是颇有名气的理工科高等院校。学校的各项设施完备，有仪器全 新、齐备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有供学生实习用的锻工、铸工以及 装备了各种机床的机工房。对一个学习电机工程的学生来说，这 些条件是够好的了。

但是，刘鼎刚进大学时，还来不及领略这些优 越条件就陷入了困境。他的英语水平较低，而这所大学除了国文 外，其他理、化、工各科老师，上课时全用英语讲课，教材也全用英 语书，他既听不懂又看不懂。更为困难的是，各种作业和试验报告 也要求用英语写。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使他气馁，他决心首先闯过 英语关。他起早贪黑地抓紧学习英语，把别人用于休息和娱乐的 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他逐渐适应了英语的教学，各门基础课和专 业课也渐渐跟上了。

刘鼎一连苦学了三年，连寒暑假都留在杭州。放假期间，学校 不让住校，他和另一位四川同学就到西湖灵隐寺去，寄宿在一位四 川籍出家的和尚那里。他利用假期补习功课，还要到外面打工，以 便挣得坚持学习的费用。

生活虽然辛苦，但他为能游弋在科技知 识的海洋而感到充实、兴奋。大学三年他一共学习了高等数学、物 理、化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原理、电磁学、电机学、机械原理、锻造学、铸造学、机械工艺、投影几何、机械制图等17门课，掌 握了英语，还学了第二外语 德语。这些学习成果，部分地实现 了他掌握科技知识的夙愿。他虽然没有当上工程师或成为企业 家，但在他投身革命之后，这些知识和本事发挥了很大作用。

大学这三年，他对实验课尤其感兴趣。他在《关于技术的自 传》中写道：“实验室吸引我丢开一切娱乐和嗜好，许多个礼拜日我 都在那里。因为我实验做得好，细致，小心爱护仪器，管理人信任 我。因此，我更有一些多余的机会进实验室，帮着照护仪器、调整 仪器，使我对各种仪器更加熟悉。物理和化学两实验室中，我更喜 爱物理实验室。这对我以后学习电机、机械以及从事技术工作大 有帮助。”

在大学期间，刘鼎继续学习和探索社会主义。对于科学与社 会主义的关系，他逐渐认识到科学虽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分， 但毕竟都是科学、都是以客观实际作为研究的基础。社会主义属 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不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对于科学地了解和 研究社会是大有帮助的。他自学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觉得 这本书对他以后学习社会科学很有帮助，但对于学习科学技术则 帮助不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随之出现了中 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革命的春雷，呼唤着千千万万个曾在 五四运动中热血沸腾的青年。刘鼎虽然在浙江高工埋头苦读，但 也时时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他通过通信或利用假期跑上海，和中 学时期的好友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徐韵华等都取得了联系。 他们讨论正在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关注着正在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

1923年暑假，他滞留在上海，和郭伯和等好友住在上海大 学简陋的宿舍里。上海大学是当时由国共两党合力创办的专门培 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一批志在改造中国的革命青年汇聚在那里， 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刘鼎虽 不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但也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如深 入工厂、接触工人、进行社会调查等。通过这些活动，使他更加 坚定了要在革命的大潮里搏击、要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真正出 路。1923年8月，经郭伯和介绍，刘鼎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

在上海的社会调查中，刘鼎认识到，如果社会得不到改造，即 使学了科技知识，将来进了工厂，就等于去帮助资本家和外国人剥 削中国工人。加之，他因无钱交学费而被学校禁止上课；他自己也 无心再回浙江高工去继续念书。情况迫使他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前 途和出路问题。

在好友们的共同商讨下，他得出了一个摆脱困 境、走向理想目标的办法：到欧洲去，走勤工俭学之路!这样， 既可以解决面临的现实生活问题，又不致中断学习；既能更广泛 地接触国际上的先进思想，又能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 论认识。

这时，他和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建立了通讯联 系，也见到了蔡和森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人，从中了解到中国学 生在法国半工半读的情况，很是向往。他打定主意，要到法国去 勤工俭学。

为了与留德勤工俭学回国探亲的孙炳文取得联系，刘鼎离开 上海，回到分别了三年多的故乡，见到了父母亲和4个妹妹，也见 到了阔别数年、刚从欧洲回来的孙炳文。他请求孙炳文返欧时带 他同行，孙欣然同意，但要求他做好父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