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 | “南陈北李”：时代激流与家国情怀

张宝明

“南陈北李”：时代激流与家国情怀

题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早已为人熟知。其中“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时光荏苒，斯人已逝。正是两人的联袂携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走向。这也正是我们这些“今生”去回眸“前世”之初心所在，“百年记忆”借以昭示两位思想先知的心路历程。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早已为人熟知。其中“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南陈北李”放一块儿就很耐人寻味。之所以在两人的姓前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单指陈为安徽安庆人，属南方，李为河北乐亭人，属北方；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在北京从事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两人一南一北，过往甚密，在同气相求中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终在关于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中联袂建党。然而，两人在20世纪前半叶却是命运多舛。

“南陈北李”冠以当时文人雅士最早见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新纪元报》（1913年7月9日第7版），不过那时的“南陈北李”尚属于文化上的泛指。指向较为明确的“南陈北李”则是1931年的事情。当时，中共中央对“左”倾冒险的“李立三路线”提出反思批判，《申报》耳有所闻，便有了“途说”的编排：“共产党在创始时，有所谓南陈北李，即南方以陈独秀为领袖，北方以李大钊为代表。”（《申报》1931年3月8日）1933年，署名“园”的作者以《南陈北李》加以揣测：“在十二年之前，中国有了国际共产党的萌芽，而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同样在恐怖的憧憬之中，为国人所认识了，于是谈共产党者，必以南陈北李并称。”（园：《南陈北李》，《社会新闻》1933年第10期）从情感归属上看，以上新闻报道有属实成分，但却存在着立场的偏颇。而我们看到的同年在北京地下党组织为李大钊举行迁葬仪式打出的那一副对联才是根正苗红之正气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那副横空出世的对联流布着个人命运多舛的“南陈北李”之家国情怀。时至1943年也有当事人这样回忆说：“他（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半月刊）1943年第19期]

《百年记忆：“南陈北李”》书影

时光荏苒，斯人已逝。正是两人的联袂携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走向。这也正是我们这些“今生”去回眸“前世”之初心所在，“百年记忆”借以昭示两位思想先知的心路历程。

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位先生最早相识于1914年日本东京，那时他们同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助力。当时的日本尤其是东京乃“二次革命”流亡志士的“会所”。两人的早期共鸣，还要从一场“不打不相识”的文字交往说起。

陈独秀

这是一次关于爱国主题的对话。1914年年底，在现实悲愤情绪左右下，陈独秀就“感情”与“智识”二者的关系为立论依据，痛述“爱国心与自觉心”之沉浮。文章一开头就一语道破：“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这里的“智识”即是理性。从理性与感情的关系来分析现实社会的弊端，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对此，李大钊在首肯陈独秀语言的犀利与情感的真挚后，也对该文流露出的“风涌回环，伤心无已”的悲观情绪给予了必要的回应与拨正。李大钊以《厌世心与自觉心》为题，“申独秀君言外之旨”，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爱国的信念。对国人而言，不但要有爱国心、自觉心，还要有自信心、意志力，即“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我们看到，陈李的第一次交锋虽然温文尔雅，但却为日后的共事埋下了伏笔。

李大钊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北上，成为背靠北京大学的同人刊物。同年，李大钊入职北京大学，翌年经章士钊推荐，接替章士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旧相识、新同人。这就是陈李二人的第二次共事。曾几何时，这第二次联手成就了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

《新青年》从陈独秀“主撰”华丽转身为“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一时间思想活跃的激进知识分子很快围绕在这个进步杂志周围，新文化运动阵营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频繁接触，思想上的共识成为密切共事的基础。在1918年1月召开的《新青年》编辑会议上，陈独秀决定从第4卷第1号开始，杂志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负责。此时的李大钊不但是编辑，而且也是“柱石”作者之一。

在《新青年》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轮流编辑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导向。在陈独秀、李大钊编辑的刊物上，明显地带有“谈政治”的色彩，而且是带有“赤色”底色的政治。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3篇文章，将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鱼贯式介绍并引进中国。巴黎和会后，陈独秀和李大钊更是携手并进，将内忧外患下的形势通过文字和演讲告知国人。于是，一场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于1919年5月4日爆发。

值得说明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组织编纂的“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等专号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

陈、李文章，傲视当代、面对现实、声势浩大。文如其人，两者“至坚至高”（毛泽东语）与“儒雅”“朴质”（鲁迅语）之间，恰如凿枘之互补。南北呼应、日月同辉，凝聚成“南陈北李”特定语境下的精神气质。

1919年6月11日，陈、李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散发传单。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李大钊想方设法展开营救。9月16日，陈独秀保释出狱后，李大钊引以为豪，并为战友吟赋作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出狱后的陈独秀并不自由，他时刻处于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1920年2月5日，陈独秀受武昌文华大学之邀，做关于《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等演讲。在武汉逗留期间，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言论而引发军阀当局的恐慌，陈独秀被迫离汉回京。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为防止陈独秀再次被捕，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

2月中旬，时值北方收账时节。装扮成收账先生的李大钊出现在一辆骡车上，陈独秀头戴毡帽坐在车里，为了避免陈独秀南方口音露馅，一切事宜由收账先生打理。在这辆去天津的骡车上，陈李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作为重要议题提上了日程。这或许就是后来人们广为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故事的由来。

1920年3月底，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酝酿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南北相互呼应。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党的名称，该年5月，陈独秀曾和李大钊、张申府多次沟通商量，也曾有叫“社会党”的想法，最后议定为“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南陈”对自己的战友这样评价道：“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编纂字义类别写到“抛”字时便撒手人寰。

伏惟唏嘘之际，“百年记忆”油然而生。本书分为“陈独秀篇”和“李大钊篇”，以当事人的回忆为主体来展现陈独秀、李大钊个人与国家命运之变奏乐章；以“南陈北李”之名，追忆给中国命运带来巨大变化的思想先驱。

［本文系《百年记忆：“南陈北李”》（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序言，发表时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