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提起红军长征时期的“飞夺泸定桥”战斗,仍旧会让人心潮澎湃。
一方面,是为红四团创造急行军奇迹和22名勇士的大无畏气概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是为川军没有将桥索一并炸断烧毁而感到庆幸。缺少哪一环,似乎都难以促成这一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
无独有偶,1965年秋前往四川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夜以继日筹划推进基建工作的同时,对当年红军亲历战斗遗址进行了一番走访考察,在大渡河上游地带,他发现了一个红军当年未及侦察到的细节……
1935年5月,经历强渡大渡河后的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将目光聚焦在咽喉桥梁泸定桥上。
毕竟靠仅有的几只小木船,很难在短期内将数万红军从大渡河运送对岸,而老蒋这边重兵合围的严峻形势又容不得教员等人再作过多考虑,因此,泸定桥就成了红军主力顺利渡河的唯一通道。
这座始建于康熙44年、旨在解决汉、藏道路梗阻困扰的“御赐”桥梁,不仅是当时一众能工巧匠们集大成的文化古桥,更是在历经200余年沧桑历史后,依旧以其13根铁索的特殊构造巍然屹立于大渡河上,远远望去更像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红军到此之前,与大渡河历史渊源最深的当属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将领——“翼王”石达开。
1863年5月,迫于太平军剧烈内斗而领兵出走的石达开,在大渡河畔遭遇湘军围追堵截,加之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暴涨,以及与当地彝族关系处理失当等因素的综合运用,最终因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
时隔70多年后,对湘军主帅曾国藩顶礼膜拜的老蒋自然会在第一时间联想到这样一场经典之战,更寄希望于自己的中央军与川军携手,复刻出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新一轮“围剿”战斗。
当然,老蒋能想到的军事行动,教员这边也提前预判了。考虑到敌军大兵压境的紧张形势,教员对夺取泸定桥,继而保证大部队顺利由此过河作出了具体部署:
当然,教员本人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即泸定桥被川军炸毁后,两路大军被分割在大渡河两岸无法会合,便由刘伯承、聂荣臻率右路军单独到四川去开辟一个新局面。
当然,压力最大的还是担任开路先锋的红四团。5月28日这天,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指示电文:
对红四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在昼夜之间走完240华里的山路,还要在沿途摆脱敌人的袭扰和堵截,出其不意的攻占泸定桥,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于晚年的杨成武将军在回忆起这场战斗经历时,仍不免心有余悸的说道:
反观负责防守大渡河和泸定桥的川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这边,他当然不希望红军过桥后进入自己所辖的西康境内,同样也不希望因此而弄的两败俱伤,最终被老蒋借“裁军”名义一并收拾掉。
更为重要的一点,泸定桥是联结川康两地的咽喉桥梁,不仅在交通上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对维系自己在西康境内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管理,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
因此,刘文辉在布防3个团兵力正面拦截可能夺取泸定桥红军的同时,仅对泸定桥桥板进行拆除,并未执行老蒋所谓的“炸毁桥梁”命令。
此外,原本就是赶鸭子上架的川军部队在对待拆桥任务上磨起了洋工,不仅进度缓慢,士兵边干边抽大烟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直至红四团到达预定位置后,川军的桥板还未完全清理干净。
5月29日清晨,红四团以急行军速度出其不意的闪现在泸定桥头,大战一触即发。
到达泸定桥后的红四团与川军先是进行了短暂的交火,至中午全团作战会议进行完毕,全团动员组织了以2连连长廖大珠为首的22名突击队员,奉命于下午4时许向对岸守军发起进攻。
由于对岸布防的川军到来的也比较仓促,加之在火力上并不具备中央军那样的明显优势,因此在开战后反而被我军一边突击前进、一边铺设桥板的战斗所压制。
尽管如此,红四团还是一度面临对面川军放火烧桥的风险。当大火燃烧起来的一瞬间,匍匐在铁索上前行的廖大珠突然站起身来一马当先,率领其他突击队员趁火势未及蔓延迅速向对岸冲去。
一番白刃格斗过后,红四团顺利占领了泸定桥东岸的川军阵地,同时扑灭了这场大火。
如果没有廖大珠本人的振臂一呼和带头冲锋,火势蔓延后不仅铁索高温难耐,已经架设好的桥板也会被烧毁,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但也正因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们这种视死如归、不畏艰险的意志和决心,创造出红军绝境逢生的奇迹。
左右两路红军在泸定桥头胜利会师之际,刘伯承难掩内心激动之情,不禁踩着桥板连连感慨道:
此后,中央红军顺势北进,接连突破天全、芦山、宝兴的国军防线,经翻越海拔四千余米的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胜利会师于懋功地区。
当然,这些又都是另外一段全新的革命历程了。
回到我们先前提到的一个话题上来,如果刘文辉一开始选择炸断桥索,红军是否要面临教员所说的由右路军单独到四川去开辟一块新根据地的局面?
就当时的战场形势而言,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过,30年后旧地重访的彭大将军却在不经意间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1965年9月,再度出山赶赴四川指挥“三线”建设的彭老总,在前往石棉县探望昔日为红军强渡大渡河作出重要贡献的老船工帅仕高后,专程沿着当年安顺场向北的大渡河段走了一圈。
一来是重温当年红军光荣战斗的历史记忆,对当下的宣传教育起到正向的舆论引导;二来是对该处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做好调研,以便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随着由泸定桥向北行至康定地区的大渡河段时,彭老总惊奇的发现此处不仅河水清澈见底,水流速度也不似泸定县一段那般湍急。
换句话说,即便泸定桥走不通,当时的红军主力也依然可以北上至康定境内徒步涉水渡过大渡河。
当然,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彭老总非常清楚“兵贵神速”的道理。早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初的湘江战役前,一军团先锋侦察部队就是吃了延误战机的亏,否则抢先一步占领全州继而掌握我军渡江的主动权,形势将大为改观。
同样,在红军飞夺泸定桥前后,也并非是我军无法发现可以涉水渡过的河段,但在时间紧迫、形势危急的情况下,红军先锋部队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继续向北细致侦察。
毕竟延误了时机,让敌人在泸定桥部署完备,我军将完全陷入重兵合围的被动不利局面,真到那时,教员的单独开辟根据地设想恐怕就势在必行了。
正因如此,对于长征途中的红军而言,泸定桥就是挽救红军主力走出困境的唯一生存通道。
“大渡桥横,泸定飞渡”是英勇红军的本色彰显,也是一条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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