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湾仔乞讨到华表影后，65岁的她活成真正大女主!

1905电影网专稿 一则词条“惠英红 从湾仔乞讨到华表影后”霸榜社交平台热搜。

简单的短语，近乎概括了这位女演员过去65年的光阴，可谓成就传奇。

由惠英红友情特别出演的电影《水饺皇后》终于和观众见面了。她在电影里的名字正是“红姐”，一如往日大家私下对这位女演员的尊称。巧合的是，故事发生的时间恰是惠英红在湾仔生活的那个年代。

那是属于这位女演员的来时路。

在刚刚落幕的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上，惠英红凭借电影《我爱你！》获得了优秀女演员，成为中国香港首位获得该奖项荣誉的女演员。

而她的传奇远不如此。

早在43年前，她凭借电影《长辈》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第一座影后奖杯。她从不回避自己对奖项的渴望，在她看来，那是对她工作的一种认可。

只是奖项之外，她更渴望其他的可能。做客1905电影网《品道电影》时，惠英红坦言，“我现在最终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具有代表性，就是‘惠英红的电影’是有保证的。”

“包租婆”

当刘伟强希望惠英红能出演《水饺皇后》里的包租婆时，她下意识楞了一下，暗想这不正是自己儿时的故事吗？

看完剧本之后，她非常肯定地和导演说，我知道该怎么演了。

惠英红小时候一直在湾仔讨生活，一家子住在板间房里。她的记忆中的那个包租婆，和电影里的非常相似——她们都曾是酒吧舞女，后来用存得的钱买了房子当包租婆，“她们都刀子嘴豆腐心，对这些租客都很好。”

不管是电影还是现实，那些租客都是在湾仔讨生活的一些小贩、苦力，或者是舞女们，包租婆每次讲起规则都是洋洋洒洒，但实际对大家都是偏爱有加。

和臧姑娘一样，惠英红的母亲曾有过交不起租金的经历，包租婆表面絮絮叨叨，但总会私下告诉她，下次赚到钱再补。

这种熟悉的感觉让惠英红在演绎时，非常得心应手，更主动和刘伟强讨论起不少细节的设计。

在她的记忆里，包租婆的房间里有台电视，她空闲时会坐在那儿，边抽烟边看电视。包租婆虽然总是冷着一张脸，说话总是会带着骄傲的刻薄感，但对自己和妹妹都很好，她会故意把房门开的大一点，也会微微侧身，确保躲在门缝后的小惠英红和妹妹能看到电视。

她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设计，让大家看到包租婆冷面下的热心肠。这位武打电影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很快就用几组镜头抓住了惠英红想表达的情感。

惠英红第一次来到《水饺皇后》的拍摄现场，看到创作团队搭的景，整个人就呆住了，那些熟悉的感觉都悉数涌了回来。

只要在片场，她总会乐于和其他演员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大家过去如果想生存下来，几乎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因此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

“硬骨头”

在惠英红的印象里，自己早年前就吃过臧姑娘在湾仔摆摊时卖的饺子。这一点在臧姑娘女儿来剧组探班时得到了肯定。

上世纪7、80年代，湾仔码头是很多人上下班的必经之处，于是码头上聚集了不少推车仔，他们靠手推车，向路过的人贩卖各种不同地方的食物。因为惠英红父亲是从山东南下到的香港，家里一直习惯山东饮食，所以那些山东人的档口成为了她舌尖的儿时记忆。

那些推车仔几乎都是男性，有卖炸酱面的，也有卖葱油饼，只有一个女人是卖水饺的，当时大家都叫她“山东婆”。惠英红偶有光顾这位山东婆的水饺铺，但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在臧姑娘女儿的回忆里，惠英红才确定，当时那位大家嘴里的“山东婆”，正是臧姑娘。

虽然她尝过臧姑娘的水饺，但并不一定知晓对方来时的不易。电影《水饺皇后》里，臧姑娘第一次出去摆摊营业后，结果无人问津，回家后一度消极沉沦，包租婆便连夜劝慰她。

导演刘伟强并没有给她们过多要求，而是希望她们能自己发挥。在正式拍摄前，两人只是简单地排练了一遍，但真正开机后，站在镜头前的已经不再是马丽和惠英红，而是臧姑娘和包租婆。

为了这部电影，马丽在拍摄前，做了很多的功课，而惠英红则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非常自信地表示，“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很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惠英红真的太懂那个时代了，那时候50%的人都很穷，惠英红一家8个兄弟姐妹，但父亲被人算计，家道中落。从 3 岁开始，她就得跟着妈妈去湾仔那头过要饭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整整十年。

即便生活那么难，所有人都没有说环境差，没有人愿意放弃，都在使劲地拼搏，“所有人都是‘硬骨头’，永远对胸怀明天会更好的希望。”

直到13、4岁的时候，她不愿意再过乞讨生活，才离开了湾仔，去到了夜总会跳舞，最终花了四年，她才熬成领舞。

“大女主”

惠英红后续的故事早已被大家熟知。

她被张彻导演启用，进入演艺圈，后被刘家良导演提拔，成为电影的女主角。之后更是凭借电影《长辈》捧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第一座最佳女演员奖杯，但也因为动作电影的衰落而演艺生涯步入低谷，最终因为电影《血观音》《幸运是我》重回事业巅峰。

回看惠英红过去60余年的成长故事，尤其她在中国香港电影史的价值，丝毫不亚于臧姑娘的传奇。

她凭借着自己的“硬骨头”，活成了真正的大女主。

不少影迷会在网上为惠英红许愿，期望她能遇到大女主剧本。她对此并不未然，在好剧本的面前，所有人都是主角。

电影是群体艺术，不是一个人的表演，是所有人配合出来的，“我从不介意说是女配角，还是大女主，就算戏份非常少，如果故事能吸引我，我都愿意。”

曾经有一部戏，戏份并不多，只需要她三天时间。惠英红看完剧本之后，非常喜欢，立马接了下来，“我是表演狂，只要我看到这种我想演的剧本，不管几天，我一定去。”

“风险”

在华表奖获奖后台，惠英红再次向青年导演喊话，“只要有好的剧本，你真的热爱中国电影，想为中国电影出一份力，不管你的投资够不够，需要的话就来找我。”

翻看她近几年的作品履历，《灿烂的她》《拯救嫌疑人》《陌路订单》《我的非凡父母》等不少作品都选择了和青年导演合作，甚至她积极地表示，每年会主动开放1-2部戏的空档给新人导演。

即便荣誉傍身，惠英红始终都会保持着清醒，自知到了这个年龄，如果不能与时同步，可能就会退步。她会害怕自己活在自己的认知世界里，久而久之就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最终会沦为制式化的表演。

为了规避这种现象的发生，惠英红会主动跟不同年轻人聊天，尤其是青年导演们，只要看到他们有不错的剧本，“我不管他能给多少片酬，我都要演，因为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表演。”

只是面对市场，这种尝试总会存在风险。即便如此，惠英红依旧愿意用新的办法去表演，“只要能有好的可能，我愿意让它有风险，可能观众不喜欢这种表演方法，可是我必须让自己不在套路中。”

正如整个采访对话中，惠英红不止一次所强调的，“我想表演，我爱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