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年轻人的情绪价值，为什么那么不值钱？

没人能想到，在2025年，“疯感很强”会变成年轻人赞美他人和自己的全新话术。
观察一圈不难发现，一部分年轻人觉得累了，一系列社会症结由此出现：生活中低欲望，不想看老板眼色，甚至退出家庭群聊……
除了那些切实的痛苦，比如经济压力、家庭关系、出租屋只有6平米以外，年轻人强烈的痛苦主要来自于情绪。

准确地说，是缺乏情绪价值。

别小看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情绪价值在当今社会的稀缺程度不亚于在餐馆吃上一顿现炒的菜。更气人的是，情绪价值经常是单向的，大部分人要终生付出它，但罕有人能得到它。
在职场上，这样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网络上关于“承担情绪劳动比工作本身更累”的话题数次引发热议。
社交平台上曾经流传着一张名为“一天的工作有多累”的饼状图。图中“跟人打交道产生的情绪内耗”所占比重远远超出“完成工作任务所付出的努力”，导致“明明一整天啥也没干，却依然累得半死”。

（图/社交平台截图）

不论在职场上还是亲密关系中，年轻人绞尽脑汁想要提供情绪价值，这足以让他们变得“活人微死”。事实上，提供情绪价值需要遵循无数细微的、难以察觉的规则。
比如：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说话的时候要搭配什么样的面部表情？emoji要发哭脸惨笑、扶额假笑还是冷血微笑？回复女朋友微信是“嗯嗯”还是“嗯”，是“好的”还是“好哒”情绪劳动导致的过劳已经成为了社会现象。

1983年，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在其著作《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概念。

所谓情绪劳动，是指个体在工作或生活中为满足组织或社会期望，主动调节自身情绪表达及内在感受的隐性劳动形式。她认为，任何涉及人际互动的工作，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这显然也是年轻人热爱养猫的内驱力之一。

最初，情绪劳动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服务业从业者的工作特质：他们被期待改变情绪外显方式，以影响顾客、消费者、乘客、债务人或病人的情绪感受。但社会学家很快发现，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几乎都是女性。

（图/《破产姐妹 第六季》）

英国《卫报》记者罗斯·哈克曼在2015年首次接触到了情绪劳动的概念。起初，她认为这个话题老生常谈，离她想做的“硬核新闻”相距甚远。在采访了几十个人之后，哈克曼改变了想法。她说：“这是一个极度重要、硬核但被严重误解的话题。我对世界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对不平等如何复制延续的理解，都完全被改变了。”

哈克曼花了7年时间写下了《情绪价值》一书，为此，她阅读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数百次采访，采访对象跨越了社会阶层、人种、性别、经济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最后，她得出一个核心结论：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情绪劳动不仅事关性别，它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和等级制地位的问题，处于社会等级下方的群体，被要求为上位者无偿提供情绪劳动，而情绪劳动得不到补偿的局面进一步固化了其弱势地位。

[英]罗斯·哈克曼 著
徐航 潘沂然 译
2024-2，中信出版集团

哈克曼书中的序言这样定义情绪劳动：“它是我们为了给他人营造良好感受，而将自己的感受置于次要地位，不是为了自己愉悦，而是为了他人愉悦所做出的努力。处理琐事、共情倾听、为了他人的自尊‘给面子’，这些都是情绪劳动。”

女性付出情绪劳动或许只能得到赞美，但在哈克曼看来，“赞美不过是另一层面纱，掩盖了我们长期拒绝为满足我们基本需求的工作付费的事实”。

以下是《新周刊》和罗斯·哈克曼的对谈。

我采访的女性，

大多认为自己是讨好型人格

《新周刊》：在你采访的一众女性中，你观察到了哪些共同点？你认为她们最大的挫折感来自于什么？

罗斯·哈克曼：我采访的女性，大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讨好型人格。这种讨好型人格导致他们做了很多为了让他人高兴的事情，包括用各种方式为那些她们关心甚至不关心的人付出情绪劳动。

我采访的女性经常对自己付出的情绪劳动感到矛盾。一方面，她们认识到情绪劳动的重要性，照顾周围人的感受，关注他人的情感；但另一方面，她们经常感到筋疲力竭。这些女性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社会层面或经济层面的认可，这导致了一种深刻的不公。

（图/《破产姐妹 第六季》）

《新周刊》：男性往往更难充分表达他们的情感，他们又该如何改变他们的述情障碍？作为女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罗斯·哈克曼：男性的社会化程度不如女性，但他们基本的生理能力与女性相同。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对此已经研究得很清楚了：所有的人都是关系型的，都需要人际关系和爱才能生存。

目前，许多男性在特别是情感、关系和社交技能层面存在不足。解决这一技能上的短板很简单，那就是练习。如果有人不擅长弹钢琴，他们会通过练习弹得更好。表达情绪和情绪劳动也是如此，你做得越多，就做得越好。

《新周刊》：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中，为什么情绪劳动的价值在当今社会不能转化为更高的社会地位？

罗斯·哈克曼：拥有更高权力的人希望得到那些权力较低的人所提供的情感满足。但是，由于情绪劳动的交换隐匿在人际关系、职业和社会习俗中，我们很少能直接意识到这种不平等。

那些被期望从事情绪劳动以表达其较低地位的人——比如职场中的年轻人——会发现，如果他们提供了情绪劳动，大多会得到某种奖励，但一旦没能提供，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传统夫妻中，

妻子需要不断迎合丈夫的情感期待

《新周刊》：情绪劳动具有隐秘性，它通常是私下发生的。你认为私密性是如何塑造情绪劳动的特质的？

罗斯·哈克曼：情绪劳动无处不在。它发生在工作中——当一名员工被期望为客户或同事提供情绪体验时；它发生在我们自己家的亲密关系中——当妻子或母亲被要求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满足整个家庭的意愿时。

亲密关系中的情绪劳动，因其不平等而变得隐蔽而危险。在传统夫妻中，妻子需要不断迎合丈夫的情感期待。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情绪劳动的不平等是虐待行为的根源，这种虐待行为会持续不断地剥削和奴役女性。而大多数时候，这种不平等和虐待关系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它将整个社会系统的压迫转化为人际压迫，这就是为什么对抗和根除这种不平等具有革命性的价值。

（图/《亲爱的小孩》）

《新周刊》：近年来，不少年轻人越来越强调情绪价值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甚至有许多人明确表示他们对伴侣有情绪价值上的需求，这也导致在婚恋市场上，那些不太擅长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被边缘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斯·哈克曼：我很难对一个我不太熟悉的现象发表评论。我所能做的就是重申我早些时候提出的观点，即情绪劳动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

同理心不是一种特质，神经科学家清楚地表明它是一种激励机制。当给予正确的激励或动机时，任何人都可以变得擅长此道。如果有人想在相亲市场上更具吸引力，他们绝对可以通过提高自己“以他人（的需求）为导向”的情感技能，以及理解和谈论情绪的能力。

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揭示了我们作为人类具有获得新技能的巨大能力。它始于情感素养——理解和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情感；然后，它涉及情绪调节——过滤一个人真实情绪的能力，以尽量减少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

从根本上说，情绪劳动是理解并掌握自己和他人之间关系的平衡点，这是一种积极的实践，不是一些人有而另一些人没有的东西，人人都可以掌握。

（图/《骄阳伴我》）

《新周刊》：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要求伴侣或配偶提供情绪价值（例如，“我痛苦的时候你没有安慰我！”或“你甚至不能说些好话！”）。然而，直接要求情绪价值往往会滋生怨恨。我们如何有效地寻求情绪价值，或激励他人心甘情愿地提供情绪价值？

罗斯·哈克曼：我认为要求伴侣提供更多的情绪劳动，或者要求伴侣承认他们不擅长提供情绪反馈，这没什么问题。而如果他们拒绝提供情绪价值，甚至拒绝尝试——这才是问题，这意味着对方在情感上对我们的忽视。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即有些人用“武器化无能”（weaponized incompetence）来假装他们不擅长某事，因为这样能让他们受益良多。比如他们不想善待妻子，也不想变得更体贴，等等。

高消费场所更了解情绪劳动的价值

《新周刊》：高消费场所似乎往往能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例如，豪华酒店员工与经济型汽车旅馆员工相比，前者显然更善于让顾客感到如沐春风。但这就像为人类的情绪劳动设定了一个价格。为什么花更多的钱往往与接受更高质量的情绪价值相关？

罗斯·哈克曼：因为高消费场所更了解情绪劳动的价值。所谓奢华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人们全程提供愉快的情绪体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揭示了我们社会在情绪劳动方面的虚伪。但承认情绪劳动的经济价值很危险，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情绪劳动是由地位更低者免费提供给地位更高者的。

（图/《了不起的盖茨比》）

《新周刊》：将私人关系中的情绪价值货币化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你认为社会应该如何公平地补偿情绪劳动，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

罗斯·哈克曼：理想情况下，情绪劳动不是（利益）交换的一部分，而是开放式互惠的健康动态。

《新周刊》：情绪价值对人类社会更广泛的意义是什么？未来的制度或法律将如何反映其重要性？

罗斯·哈克曼：情绪劳动是经营公司、社区和家庭的工作。作为工作，它应该得到认可和报酬。

我们需要为医疗保健、教育和服务领域的情绪性工作给予更高的工资。我们还需要停止将情绪劳动视为只有女性才能提供的劳动。我们需要制定政策，改变我们对男性气质和价值构成的僵化看法。

现在，女性在浪漫关系中对男性伴侣的期望越来越高。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激励男性在情感上变得更无私，以及成为更善良、更有吸引力的伴侣上。

编辑 尤蕾

校对 何彦、周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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