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凯恩斯。图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

预言家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

36岁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与巴黎和会。

在会议上，战胜国（英、法、美等）对战败国（德、奥）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赔偿条件，要求德国赔偿1000多亿马克，还拆分了奥匈帝国，德国也被夺去部分领土。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大错特错。严苛的赔偿条件，只会把战败国逼入复仇的绝境，让世界大战卷土重来；对领土问题的粗暴干预，只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导致无尽的革命和暴力冲突。

当然，他的声音并不被重视。愤怒的凯恩斯辞去工作，回到英国。随后，他写了一本书——《〈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揭露和谈的“真相”。他在书中痛斥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声称他们的短视行为正在葬送欧洲的未来。

凯恩斯不只提出批评，还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他建议不仅应该减少对战败国的惩罚和赔款要求，还应该通过投资，帮助它们重建。因为战后无数饥肠辘辘的难民，不但没有钱赔偿，还随时可能铤而走险成为侵略者。帮助曾经的敌人，就是帮助未来的自己。

凯恩斯的预言陆续变成现实：战胜国强迫德国、奥匈帝国放弃的那些领土，纷纷爆发革命与冲突，战火纷纷；《凡尔赛和约》签署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世界迎来德国人复仇的怒火。

凯恩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胜利的时候看到了危机，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感受到了恐惧。

△凯恩斯。图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

别人恐惧时我乐观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

凯恩斯在股市和期货市场的投资，损失超过80%。

尴尬的是，凯恩斯两年前的预言还在耳边回荡。那时他觉得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自信满满地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有进一步的经济崩溃。”

经济繁荣期有很多类似的预言，比如美国总统胡佛说贫穷将在不久后从美国消失，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费雪预言“股价已经立足于永恒的高地上”，繁荣会一直持续下去。

事后看来，这些预言相当于一种知识泡沫。

凯恩斯很快调整投资策略，搞起了“价值投资”。他锚定潜力股票，低价收购，并在几年后大赚特赚。他还购买土地，经营农庄，兴建养猪场和剧院。

大萧条让无数人失去信心，而凯恩斯觉得，无论经济状况如何，我们都不应该牺牲生活中的种种乐趣，比如文学与艺术。他认为，解决危机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政府积极花钱，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创造就业机会。

凯恩斯说，如果他是伦敦市市长，会选择重建伦敦，把伦敦建设成一个美丽的现代化城市。这样做，居民可以住进更好的房子，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项目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视觉上的美感，也有实用价值。这个项目需要雇用工人吗？当然，毫无疑问！难道我们愿意看到他们整天无所事事，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吗？当然不是！”

今天，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危机—刺激”的凯恩斯主义模式，但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还无法接受凯恩斯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多数纳税人深陷贫穷，你却鼓励花钱，毫无逻辑可言；革命者认为，必须推翻旧世界、创造新秩序，凯恩斯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关键是，钱从哪里来？印钞，会导致通货膨胀；增加税收，会加重民众负担。

凯恩斯讨厌谈预算问题，他认为，预算是一堵“思维的墙”，既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也妨碍了人们的创造力。

凯恩斯的意思是，钱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花钱。花钱才能拯救经济，花钱才能创造幸福。只有消费，才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

至于钱的来源，可以是债务，可以是关税，可以是印钞，可以是任何合法渠道。“若财政部用一些旧瓶子装满纸币，把它们埋在废弃的煤矿里，在上面堆满垃圾，然后让私人企业把纸币重新挖出来（用于商业活动）……就不会再有失业。此种措施能大幅提高社会的实际收入。”

凯恩斯甚至建议美国和法国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分配给其他国家，以促进国际贸易。这种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但它背后是凯恩斯一以贯之的思路：钱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钱流动起来。

一位朋友写信批评他：“你一味要求政府增加开支，好像预算问题不值得考虑。你这样做的后果是让所有人，不管多么聪明和包容的人，都认为你已经彻底发疯了。”

我们总有一个错觉，认为凯恩斯在大萧条年代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我们这样想，是因为他的很多理论，都转化成了当时或后世的救市良方。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面。

很多学者关于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搞凯恩斯主义，大萧条可能会更早结束。各种人为的“刺激”，只是延长了萧条的时间。习惯性地采取“危机—刺激”模式，制造了经济周期，让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批评者认为，凯恩斯主义并非一剂良药，而是一种疾病。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盛极而衰的原因。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有一段名言：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力量之大，常常超出常人意料。我认为自己不受任何学说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一个人一旦到25岁或30岁以后，就很难再接受新学说。所以，那些在目前时局中被运用的种种理论通常并不是最新的。但是，无论是早是晚，不管是好是坏，危险的并非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永远自信的凯恩斯从未怀疑过，他那套看上去很美的经济学理论，也许也是一种“危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