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巨兽：深扒孙吴的权力结构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刘备也如同早有准备般，随即于隔年称帝，割据东南的孙权却踌躇了起来。

称帝，真是个技术活。曹丕有汉献帝“禅位”，刘备是汉家之后，而孙吴建国，始终要面对正统性不足的问题。

刘备称帝后，立即挥兵进军孙吴，孙权求和不成，转而向曹魏称臣，取得吴王爵号。曹魏谋臣刘晔认为，吴王之位与天子只差一阶，拜孙权为吴王，让他借助天子权威，与江南百姓定下君臣名分，完全是“为虎傅翼也”。

经过多年准备，待到天命、符瑞、谶纬一应俱全，孙权终于在公元229年向江南百姓宣布：天意去汉，皇帝位虚，“权畏天命，不敢不从”。

孙权称帝后，蜀汉遣使祝贺，签订盟约，并“瓜分”了曹魏的江山：豫、青、徐、幽属于吴，兖、冀、并、凉属于蜀。早在建安十九年（214），吴蜀两方就曾瓜分过荆州，这一次更是驾轻就熟。孙权很快将领冀州牧步骘、领兖州牧朱然解职，以避开蜀汉的“统治”区域，又陆续任命领青州牧朱桓、领豫州牧诸葛瑾等人。

这种看似可笑的“瓜分”，旨在向世人宣告：哪怕偏安一隅，自己也是统领天下之人。

然而，从吴王到皇帝，孙权的权力之路只走了一半。

统治集团的构成

孙吴之立国，十分曲折。

孙坚虽为吴郡富春人，但其事业起于江北。黄巾乱起时，他在下邳召集“乡里少年”，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建立了一支私家队伍。随后平黄巾，镇长沙，袭南阳，联袁术，讨董卓，杀华雄，队伍最盛时应有数万人。

据史书记载，孙坚的“元从旧臣”有吴景、徐琨、孙河、朱治、芮祉、吕范、程普、韩当、黄盖等人。其中吴景、徐琨、孙河、朱治、芮祉为孙氏宗亲或乡里人物，而吕范、程普、韩当、黄盖则为北人。

孙坚转战四方时，其长子孙策居寿春，“收合士大夫”。孙坚死后，孙策投靠袁术，求得父亲旧部，南下江东。先攻庐江太守陆康，吴郡陆氏家族在庐江百余人中，死者将半，陆康本人不久病逝。又击破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此时，孙策集团的核心力量为出身淮河、泗水一带的江北人物，比如庐江周瑜、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人。

平定江东后，孙策面对江东的三种势力: 江东大族、流寓北人与山寇。

对于江东大族来说，孙策军队是浩浩荡荡的入侵之师。然而，他们并不团结，或者说，江东大族与外来集团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孙策入江东，只有零星的地方豪强在抵抗。

流寓之士指的是旅居江东的北人，比如鲁肃、诸葛瑾、严畯、步骘、徐盛、潘璋等人。他们或冷眼旁观，或依附江东大族，或投奔淮泗精英，与孙策若即若离。多亏张昭和周瑜二人礼贤下士，笼络了不少人心。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服孙策，选择投靠曹操，比如徐奕、徐宣、陈矫等人。

山寇是江南土著。既有非汉族的山越，又有躲进山区的汉人百姓。

建安五年（200），孙策猝死，其弟孙权面对的形势是：“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简而言之，孙权仅能控制大城市及其周边，江东大族并未归心，流寓之士观望形势，山林里的山寇更是无法掌控。

孙权的破局之法，是联合两方，打击山寇。他“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一边起用步骘、鲁肃、徐盛、潘璋等流寓之士，一边吸纳陆逊、虞翻、顾雍等江东人氏，接着“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如此，孙权顺利通过了初步的考验。

随后的故事便很熟悉了：赤壁之战，周瑜破曹操；荆州争夺战，吕蒙杀关羽；夷陵之战，陆逊击败刘备。

陆氏是江东第一流大族，吴四姓以顾、陆为著，但陆氏更盛。陆氏与孙吴构衅已久，孙策攻克庐江时，陆康宗族遭难。孙权主事后，陆康之子陆绩以“有汉志士”自称，指责孙权为逆臣，被贬去交州，三十二岁便早早去世。陆逊，作为陆康从孙，辈分虽低，但年龄却比陆绩大几岁，因此就成了吴郡陆氏的掌门人。他自敛锋芒，谨事孙权，终于可以在吴郡、会稽一带招募自己的部曲，随后讨伐山贼，连立战功，其部曲不断壮大。

陆逊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荆州争夺战中。他与吕蒙配合默契，麻痹关羽，偷袭荆州。初战告捷后，吕蒙在江陵张网以待，准备全歼关羽部队。而陆逊则乘胜扩大战果，率兵连克宜都、枝江、夷道、秭归，并以重兵扼守峡口，切断了荆州同益州的联系。之后，他取代了吕蒙的统帅之职，于夷陵之战中大放光彩。

很多人认为，陆逊之崛起代表着孙吴政权走向“江东化”，江东大族开始压制北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两者之间是否真的有不可化解的矛盾，单就孙吴政权的人员构成来看，也无法说明这一点。

孙权称帝时，吴郡顾雍为丞相，吴郡陆逊为上大将军，琅邪诸葛瑾为大将军，汝南陈化为太常兼尚书令，东莱刘基为光禄勋兼分平尚书事，义阳郝普为廷尉，彭城严畯为卫尉，武陵潘濬为少府，北海是仪为侍中，汝南胡综为侍中，吴郡徐详为侍中。可见，江东、北人两个群体呈并峙之势。来自长江中游的郝普、潘濬亦跻身其间。孙吴朝廷基本囊括了境内的各个地域集团。

陆逊的崛起，并非因为吴郡陆氏，而在于其本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假设陆逊不拥有部曲和军功，吴郡陆氏自始至终都是孙权刀俎上的鱼肉。

征服山越的玄机

孙坚以军功起家，结成了一个私兵集团。孙策侵入江东，靠的是淮泗精英的拼杀。可以说，孙吴的本质就是一个强大的军功集团。

将军们以战养战，通过募兵、掳掠、强征等方式扩大自己的部曲，形成大小不等的私人势力。只要他们有才能和勇力，就能获得晋级高层的机会，从而激发整个集团的战斗力，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在数年间据有江东、平定江南。

军事集团渴望战争，又不可能打出江东，想要扩张势力，就只能在本地抢钱抢人。而这刚好符合孙权扩大统治区域的需要。于是，孙吴君臣经过盘算之后，一拍即合将战争之火燃向江南土著。看似难缠的山越和山贼，不就是粮食和兵员的储存地吗？

孙权统事之初即“遣诸将凌统、潘璋、朱桓、陆逊等召募遗散、伏匿，以为部曲”，说是招募隐匿人口，其实就是强行征募。如果引发了反抗，百姓逃进深山，则刚好给军队介入提供了借口。

出身江东世家的陆逊，是扩张势力的急先锋。他的第一支部曲，就是讨伐“山贼”、掠夺人口而来。建安二十二年（217），陆逊向孙权建议：“方今英雄棋跱，财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说白了，外敌窥伺，需要扩军，不如就借“平叛”之名取山寇精锐。

山寇之所在，正是将领的军功与部曲之所在。

建安八年（203），贺齐讨伐山越，“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

建安二十一年（216），陆逊与贺齐配合斩杀尤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杨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之后，贺齐“拜安东将军，封山阴侯”。

建安二十二年（217），陆逊“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会稽太守淳于式告发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陆逊不做辩解，还称淳于式是好官；而孙权不予处罚，却夸陆逊有“长者风范”。

凌统曾劝告孙权“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孙权命他讨伐之。凌统素来爱惜士兵，士兵也喜欢他，由此“得精兵万余人”。

孙权以全琮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其讨伐山越。全琮“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

孙权允许将领招兵买马、掠夺人口，将领得以扩张势力、升官封侯，乐于为孙吴政权卖力。两方形成了某种“命运共同体”。这就导致了一种情况：各将领依照军功分配利益，且可以世袭子孙。由此，孙吴发展出三国独一份的世袭领兵制。

世袭领兵制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军功大小，授予将领可世袭的军队、佃客与土地。与之相配合的，还有奉邑制和复客制。奉邑制，就是赐给将领若干县邑，用其税金供养军队，有的将领还可以自行任命奉邑的长官。复客制，即将领拥有的佃客无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或服徭役。

通过种种特权，军功家族世代掌握了大量兵将、人口、赋税和土地等资源，有的甚至达到了“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的程度。

军人集团的崛起给江东社会带来了无尽的创伤。许多东吴将领出身寒门，家境并不富裕，掌权之后，疯狂攫取权势，致使“百姓怨叛，山贼并出”。百姓们逃进山林，就等同于山越，接着就会迎来军队更加疯狂的搜检。

长沙出土的走马楼吴简可以为我们揭开那个恐怖时代的一角。

吴简显示当时有相当多的残缺家庭。女子为户主的家庭一般是丈夫亡故，孙子为户主之后的家庭应是儿、媳双亡。账册上，寡姑、寡嫂、寡姊数不胜数。战乱、苛政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惨剧。

而且，大量的家庭成员存在残病，如刑手、刑足等。不难想象，有许多百姓为了逃避赋税而选择自残。

有学者统计了长沙郡临湘县征收田亩税收的账目，发现嘉禾四年（235）有65.27%的家庭佃种土地在40亩以下，嘉禾五年（236）其比例就达到了80.07%，仅仅一年就上升了14.8%。

同时，这些账册出现了大量的计算错误和书写错误。若非东吴基层公务员能力不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在徇私舞弊。嘉禾四、五年，临湘县的诸吏、诸卒、士、复民（军队退伍者）等身份特殊者总共少收了200.03斗米，这部分租税自然要摊派在普通人身上。

在正史中，也不乏文书作假的例子。孙权年少时，曾向掌管财务的吕范请托，吕范说要先禀报孙策，不敢擅作主张。后来，孙权为阳羡长，拿钱供自己私用，功曹周谷帮着孙权写假账，让其免于被责问。讽刺的是，孙权掌权后，觉得吕范忠诚，予以重用，反而弃用了周谷。

可以说，作为六朝之肇始的东吴，完全是用江东百姓的鲜血浇灌出来的。而在漫长的六朝史中，这样的立国逻辑还会一直发挥作用。

整顿军功集团的失败

孙权很早就意识到军功集团的危害。等到夷陵之战结束后，孙吴外部环境好转，孙权才得以对内开刀。

黄武三年（224），东吴发生了暨艳案。

当时，暨艳任选曹尚书，徐彪任选曹郎，主管选举。二人性格强硬，见郎署鱼龙混杂，决定清除昏庸之人，于是大张旗鼓考察官吏。郎官，作为天子侍从，是朝廷培养亲信的重要途径。尤其在东吴，为了家族势力的延续，军功贵族通常会让家中后辈充任郎官。

很快，这场官场整肃行动波及到了公卿大臣、领兵大将以及地方官吏，时间长达两年之久。丞相孙邵被弹劾，不得不辞位请罪。

张温是选曹上一任尚书。他与暨艳、徐彪意见相合，志气相投，常有书信来往。他将矛头对准鄱阳太守王靖，指责其掠夺人口引发地方豪帅彭绮作乱。

一时间，统治集团内部怨声四起。陆逊认为暨艳必然引来大祸；陆瑁致书暨艳，认为他的做法“恐未易行也”；朱据则担心“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

暨艳等人的行动，打击面甚广。如果没有孙权的认可和支持，几乎不可能付诸实施，更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只是，反对声实在太大。孙权没能顶住压力，不得不抛弃暨艳等人。最后，暨艳、徐彪丢了性命，张温被弃用，家族蒙难。

张温曾出使蜀国，与诸葛亮颇有交情。诸葛亮听闻张温之败，不知是何原因，想了几天得出结论说：“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孙权称帝后，再度想要整顿军功集团，于是又发生了吕壹案。

黄龙初年，孙权任命吕壹为校事官。校事制度起于曹魏，主要目的在于调查检举群臣，相当于一种特务政治。吕壹性格苛刻，执法严酷，正是打击特权的不二人选。

史载：“吕壹作威用事，诋毁重臣，排陷无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获封侯宠异。”吕壹用事将近十年，不乏挟私报复之举，尽管群臣屡屡上书，孙权仍不为所动。

吕壹主要的打击对象为长沙三侯：醴陵侯顾雍、刘阳侯潘濬、临湘侯步骘。顾雍为丞相，被吕壹举报，遭到谴责。有人问吕壹：“顾公的事怎么样？”吕壹回答：“不会好的。”那人又问：“若顾公被罢退，谁来接替他？”吕壹不答。那人继续说：“潘太常（潘濬）对你恨之入骨，如果他继任丞相，必然拿你开刀。”吕壹这才解除了对顾雍的调查。之后，潘濬大宴朝臣，想要借机手刃吕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而步骘则多次上书孙权，说道：“至于今日，官寮多阙，虽有大臣，复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

不仅如此，吕壹还曾特别针对陆逊、诸葛瑾、朱据等人。陆逊为“上将军、右都护”，诸葛瑾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朱据为“左将军”，步骘“都督西陵”，潘濬曾为督军……这些人都属于军功集团，而且不分地域，江北江东皆有之。可见，吕壹的“触角”无所不及，已然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公愤”。

除了攻击朝堂显贵，吕壹对地方势力也是不留情面。走马楼吴简曾出土“中书典校事吕壹□”竹简，记录了发生在嘉禾二年（233）的“隐核新占民”和“举遗脱为私学”事件，其发生地临湘县恰好是步骘的封邑。

东吴民生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军功集团掌握了大量人口、土地资源。地方长吏多由军功子弟或下属出任，必然借机中饱私囊。百姓普遍贫困化，要么叛逃，要么投奔大族，导致国家无法正常征收赋税。孙吴政权向郡县下达关于新占民、私学（这两种均为孙吴治下移民的身份）的清查指令，当然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编户民，而这与地方隐匿人口的趋向形成了紧张关系。

关于清查地方的新政，孙吴大臣纷纷持反对态度。陆逊说：“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言下之意，基层腐败，大家心知肚明，但为了国家大业，应该宽容。诸葛恪写给陆逊的书信中也说道：“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主张对官吏宽容。

孙权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对军功集团的势力必须加以遏制，但措施一旦严厉，就会遭到激烈反弹，从而动摇自身的根基。

赤乌元年（238），孙权诛杀吕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诸位大臣咨询治国之策。最后，他不得不感慨道：“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

无解的江东巨兽

虽然孙权不得不向军功集团妥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威胁到皇权。

军功集团自成势力看似危害无穷，但是，东吴的将军实在太多了。《三国志》明确记载享有世袭领兵特权的就有30人左右。江东之地就这么大，所能供养的军队是有限的，将领越多，每个将领麾下的兵马就越少。就算是陆逊，自家私兵不过五千人。只要不是群起反抗，孙氏之地位便无需担忧。

不过，正如历史上许多志得意满的有为之君一样，孙权晚年不得不面对立嗣的问题。

黄龙元年（229）九月，孙权迁都建业，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嘉禾元年（232），孙登返回建业，逗留十多天后，孙权要他回武昌，孙登“深自陈乞”，才最终留在建业。

孙登之所以回建业，是因为其太子之位被动摇了。当时，孙权极为宠爱第三子孙和，常使其陪伴左右。赤乌四年（241），孙登病死，孙和被立为太子。与此同时，孙权封第四子孙霸为鲁王，对他“宠爱崇特，与和无殊”。

这样的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孙权是不是在搞什么奇奇怪怪的权术：以皇子牵制太子来确保皇帝的权势独尊。

尚书仆射是仪上疏劝谏道：“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是仪上了三四次奏疏，但孙权不听。孙霸有恃无恐，开始觊觎储君之位。哪怕是孙和与孙霸之间的争斗已经摆上了台面，孙权还是装聋作哑，听之任之。

皇帝态度不明确，大臣便要选边站了。孙和这边，有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人。孙霸这边，有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两大政治派别形成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至此东吴“举国中分”。

一个意想不到的局面产生了：面对暨艳、吕壹颇为团结的军功集团开始分化了。

赤乌九年（246），孙权调整朝中布局，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步骘、全琮、吕岱为鲁王集团，而朱然、诸葛恪为太子集团。不久之后，步骘、全琮、朱然等人相继离世，军功势力进一步被削弱。

此前，赤乌八年（245），太子孙和担心自己被废，派人打听宫中机密，结果听到了孙权欲立孙霸的消息。他连忙向留守武昌的陆逊请求帮助，陆逊上书道：“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孙权发觉禁中语泄露，十分不满，不仅不让陆逊还朝，还派使者多次责备陆逊。陆逊不胜恼怒，怀恨而死。

到了赤乌十三年（250），形势又大变——孙权废黜孙和，赐死孙霸，改立八岁的孙亮为太子，两宫背后的势力均遭到严厉的打击。

神凤元年（252），孙权病逝，朝局动荡，皇权旁落，直到孙和之子孙皓上台。作为孙吴的末代君主，孙皓被认为是一个极端残暴的统治者。事实上，孙皓诛杀的将相大臣并不多，官职最大的就是拥立他上台的两个权臣濮阳兴和张布。

《三国志》记载，孙皓刚开始执政时，“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接着，他就暴露了本性：“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可是，裴松之为其做了辩解：

西晋时期，侍中庾峻曾询问孙皓的侍中李仁：“闻吴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诸乎？”李仁回答：“以告者过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也就是说，孙皓并没有那么残暴，君子不想居于下流，便将一切坏名声都归之于君主。

在某种程度上，孙皓的政治智慧并不低。他起用了一批军功后裔，笼络贵族，比如朱据之子朱宣，陆逊之子陆抗，陆逊族侄陆凯，周鲂之子周处等；又提拔了大量儒臣，比如华覈、王蕃、楼玄等人；同时，任用出身卑贱的阉宦和宠臣。

到了孙吴末代，淮泗精英早就本土化了，和江东大族一起统治着南方的土地。孙皓分土建国，新增了14个郡级行政单位、40个县级行政单位，并派遣儒学名士担任新郡县的长官。这相当于将军功势力独占的蛋糕硬生生切开，然后分给新兴势力。

如果皇权的触角伸不进地方，那便驱虎吞狼、借力打力。史载，贺齐之孙贺邵任吴郡太守时，查出了顾、陆两家奴役官兵和窝藏逃亡户口的恶行，获罪之人非常多。当时，陆抗任江陵都督，特意请求孙皓开罪，这才了结此事。

孙皓触碰到了吴国的顽疾，才会引来文臣不止不休的劝谏。最可悲的是，孙吴的顽疾正是其立国之本。

孙皓曾问左丞相陆凯，陆氏家族中一共有多少人在朝为官？

陆凯答道：“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

孙皓听后，只能感慨陆氏家族人才辈出，却把真实的想法埋在心里。

《三国志》载，陆凯经常“犯颜忤旨”，孙皓虽然非常气愤，含恨在心，试图将其治罪，但因陆抗领兵在外，只能“以计容忍”。东吴并不处于一个和平的时代，北边的强敌始终在窥视着江东之地。即便陆氏家族是江东的一颗毒 瘤，但是，拔掉了它，军队就丧失了战斗力，吴国也将不复存在。

六朝的烟雨永远朦胧，而东吴的故事日渐清晰：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暴力掠夺与利益交换之上，其维持便始终犹如困兽之斗。这个仰赖军事贵族与地方大族共治的政权，因而始终未能孕育出超越利益集团的共识。

是的，它不可能吞噬由自己豢养近百年的巨兽！

参考文献：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苏俊林：《身份与秩序：走马楼吴简中的孙吴基层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成祖明、张洪玮：《孙吴立国的结构性矛盾与文治化转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