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想写关于印第安人的文章,在看早期英国和西班牙对印度和美洲进行殖民地管理的资料时,总感觉有些手段似曾相识,后来感觉当年满清政府一直对汉地就是一种殖民地式的管理方式 ,不要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自从明亡后就已经是个殖民地社会了。
首先从中国历史上看,并不能说统治者来自于少数民族就是殖民统治,皇帝也不一定是汉人,例如唐朝的李渊家族就有少数民族血统,北魏拓跋氏更是纯粹的少数民族,只要你认同这个地区是你国家的一部分,那就是一个正常的政权,而不是殖民政权。
也不能说有种族隔离的歧视政策就是殖民政权。当年元朝把人分四等,蒙古族优先,只能视做外来民族征服了汉地,可以看做侵略和征服但不能算是殖民统治。
因为殖民地的定义是指该地区并不把宗主国认定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且受宗主国经济剥削、政治奴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缺乏独立主权,完全处于宗主国掌控之下的地区。我们就以这一概念为切入点来审视清政府对中国汉地的统治策略与实践。
首先要说满族人能够控制中原,实在是运气太好了。
后金起兵之时正好赶上明朝极度衰落之际,而小冰河时期的到来除了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外,也让满清有足够动力南下。而从历史上看原本武器装备往往落后于农业社会的渔猎民族,恰好赶上了火器传入和发展的一个高峰,火炮让渔猎民族面对高耸的城墙不会那么束手无策。而后金几任统治者又有足够的格局能够敏感地抓住机会。最终实现了20万人的小民族统治二亿人的奇迹。
而此后的清朝又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胡无百年运的规律,虽然到了道光和咸丰时期,在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整个国家体制其实已经支持不住了,但鸦片战争的到来实际上反而给清政府续了命。
从武力上讲,西方国家带来了洋枪洋炮,还有更先进的西方作战理念,雇佣的西方教官传授了更好的战斗技术用来对内镇压反抗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的倒台本质上都是经济崩了。但洋人的到来带来了两个好处,一个是关税的作用,随着开放通商,新增的关税和厘金一度占到清政府总收入的40%;另一个是当资金不足时可以和西洋银行借款,有了新的筹款渠道。从事过管理工作的都明白,一个企业不怕负债高,只要流动资金不枯竭就可以正常运作。
所以从某个层面上来说,鸦片战争后整个财政运行体系的变化一度解决了中国王朝周期律的问题,如果没有西方人来,清朝恐怕活不过1870。新的思想和秩序的引进,洋务运动以及变法、改革和保守相交锋的进程给大清朝在迷雾中指出了前进方向,但满清统治者最后浪费了这些机会,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对整个中国没有认同,永远把自己摆在一个殖民地统治者的地位。
下面举出部分例子。
先是前期对汉地特别是江南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屠城和海禁政策,比起当年英法屠杀印第安人残酷的多,让自唐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原本最繁华和先进的地区成为了无人区。严重摧毁了中国文明的基础,让汉文化的根基严重动摇。
然后是政治权力分配上的管控。
和元朝一直有外族人士掌控大权不同,清朝政权的权力分配一直在满汉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例如内阁大学士虽满汉各设二人,但实际权力只在满人手中,满人大学士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康熙朝的内阁议事记录中,由满人大学士主导并最终拍板的决策比例高达 72.5%。在关乎国家战略、军事部署、民族事务等核心议题上,汉人大学士往往只能列席而没有决策影响力。
再看六部,在官员晋升体系中,满汉官员晋升速度差异明显。通过满清时吏部档案的研究发现,同品级和任职年限且政绩相当的满汉官员,满人平均晋升周期为 3.5 年,而汉人则长达 6.2 年。
在地方治理上清政府更是以确保满人对汉地的绝对控制为方向。督抚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满人担任督抚的比例远高于汉人。在地方重大事务的决策上,满人督抚拥有最终决定权,汉人官员更多是执行指令,完全受制于满人主导的行政体系。
经济领域对汉人的剥削及为严重。国内这两年许多赞扬满清统治的自媒体,总强调所谓的永不加赋。但实际上清朝赋税征收极为繁杂且沉重。因为除了田赋这个正赋之外,还包含多种附加税,其中耗羡一项尤为突出。在满清粉正推崇的康熙年间,田赋正额平均每亩约为 0.12 两白银,而耗羡平均每亩可达 0.06 两白银,约占正赋的 50%。到了乾隆时期,每年上缴的田赋正额与附加税总和已经达到全年粮食收成的 65% - 70%,其剥削程度远超当年西方殖民地。
更重要的是满清政权通过对汉地商业活动进行高额征税,严重阻碍了商业的自由发展。在全国主要交通要道上设立大量的税关。以大运河为例,从北京至杭州,商船需经过数十个税关,每次征税比例根据货物种类与价值不等,一般在 5% - 20% 之间。据《户部则例》记载,一艘从山东运往江南的普通商船,如果满载货物价值约为 500 两白银,那沿途缴纳的商税总和可达120 两白银。如此高额的税收成本让商业发展陷入困境,对商业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多说一句国内前两年一直推崇的晋商徽商等,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和实际商业经营没什么关系。
文化层面则是通过文字狱压制和禁锢汉文化的发展和革新,破坏文化传承,让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自由表达思想,文化创作陷入停滞。清朝考据学大发展,原因就是知识分子们没人敢随便说话写文章,只好翻翻历史书籍,从中找些来历出处来打发时间。
军事上则通过八旗驻防体系进行威慑并大力管控民间武器。
清政府为稳固对汉地的统治,在全国各重要城市与战略要地广泛设立八旗驻防点,并配备有先进的火枪、火炮等热兵器,主要任务就是监视汉地民众的动向,一旦出现反抗迹象,能够迅速出兵镇压。在武器管控方面实施严格的管制。严禁民间私自制造、持有武器,对于日常生产生活的刀具,也需进行登记备案,且刀具长度、形制等都有明确限制。而八旗军则可以自由配备各类先进武器,在军事装备上拥有绝对优势。
在对外交往上以前的宣传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统治者不了解国际形势盲目自大。
但这些年许多学者通过查阅清代历史档案,发现清政府特别是高层对海外的了解远超我们想象。但为了维护满族人的统治考虑,是通过“窒塞民智”这条路,来遏制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堵塞西方科学在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
根据清前期传教士张诚的日记记载,康熙要求西方传教士给他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但严禁让汉人或蒙人知道,甚至禁止其在有汉人的衙门或场所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康熙命令开的算学馆只许八旗世家子弟学习算法,连八旗平民都不允许学,理由是他们有和汉族勾结的危险。
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后,满清为了和洋人打交道办同文馆培养翻译官,恭亲王奕䜣还特别指示:“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只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也说:“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
而清政府派人学习洋枪洋炮更是要求:“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绿营则严禁学习。
清朝早期的精英阶层对西洋也并不陌生,乾隆搞广州“一口通商”通过十三行垄断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且便于控制,和改开前进出口业务全部由国营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是一个道理。实际上从明末开始的中外交流从来没断过。乾隆一直和路易十六有书信往来,法国曾直接派科学院院士来华在宫廷为清政权服务,甚至拿破仑上台时嘉庆皇帝还曾赠送给拿破仑老婆约瑟芬一批象牙雕制品,现在这件 “国礼” 还收藏于法国巴黎吉美亚洲博物馆里。
而林则徐1839年主持编撰《四洲志》时,所参考的作品是英国人休·慕瑞的《地理百科全书》。这部书最早于1834年出版,考虑到当时的运输速度,几乎是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就运到了中国。
此外当年清政府的一口通商主要限制的是英国,但在西北和俄罗斯,在澳门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同日本和荷兰等国一直正常进行着贸易,俄罗斯甚至一直在北京有商馆让英国人羡慕不已。至于许多人提及的马葛尼访华被拒事件,其实你看下当时英国提出的条件就明白,除了不要赔款,和南京条约没什么区别,乾隆不可能答应。
- 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
- 准许英商像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
- 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 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 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
- 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 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
后世说清朝“闭关锁国”,不过是后人批评满清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借口而已。
总体上看清朝对于汉地和汉人的防备远大于对外族入侵,永远想的是怎么尽可能的从汉地搜刮财富并压制汉人,也一直做着实在不行就退回关外的准备,从来没有把长城以南的地区视为自己的领土、把汉人视为平等的国民。他们自己心中永远有着少数民族无法控制中原大地的焦虑,和捞一把就走的心态。而这种类殖民地式的管理特征,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发展轨迹。
当然满清的统治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扩大的原本各朝代的实际控制权仅限于所谓汉地十八省的问题,极大的扩展了领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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