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迎来第四次重大危机

【文/ 罗伯特·麦克纳利，翻译/ 陈佳芮】

在殖民地武装反抗英国统治250周年之际，回顾美国政治历史的长周期、理解其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影响显得尤为适时。

大约每80年，美国就会经历一次决定性的重大危机，从而自我重塑：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三次重大危机，通过迫使对立的意识形态派别在两者间作出选择，解决了国家核心争议：革命派对保皇派、废奴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对分裂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对孤立主义者。

每次重大危机发生前的几十年中，美国人试图两全其美，在无法调和的观念之间达成妥协，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但最终，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言，这个国家被迫变得“非此即彼”。

一个关键但经常被忽视的点是，在这些决定性危机之前，胜败双方往往是少数派，甚至被视为边缘群体。

独立战争解决了一个核心争端，即如何平衡殖民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与对英国国王和议会的效忠。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打响第一枪之前，无论是要求完全独立的革命派，还是优先效忠王权的保皇派，都未能获得广泛民意支持。历史学家估计，支持革命的人约占总人口的30%到40%。大约20%的人是保皇派，其余的则保持中立。

在法国的帮助下，革命者击败了英国军队和保皇派，美国1.0版本解决了国家核心争端，获得了独立。

接下来，奴隶制成为新的核心争议，这是一场“无法调和的冲突”，数十年来的中立妥协都未能解决。在萨姆特堡事件前，废奴主义和分离主义都是激进方案。南北战争催生了2.0版本的美国，曾经边缘的废奴主义者跃升为新常态，而战败的南方联盟则与曾经的保皇派一样，被归入美国历史的失败者行列。

萨姆特堡事件是美国内战的导火索

美国接下来要面对的核心分歧，关乎其在全球的角色定位。是遵循乔治·华盛顿的建议，避免“对外纠葛”，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彰显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之前围绕国家主权和奴隶制展开的全国性辩论，深受地域冲突的影响。不同的是，美国全球角色的确立之争是在对外部世界的回应中逐渐形成的。

美国曾尝试过殖民主义和干预政策，但在一战后，美国对全球纷争望而却步，转向孤立主义。在1941年12月7日之前，那些支持筹集和部署数百万军队与轴心国作战，想使美国成为世界警察、债权人和经济支柱的人，都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然而，就在那一天午时，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彻底粉碎了孤立主义，团结了国家，并孕育出了美国3.0版本——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超级大国。

二战结束八十年后，美国即将面临另一个核心争议的抉择——政府规模。几十年来，美国人生活在福利国家，享受着不断增长、慷慨且补贴的社会福利以及低税收。但现在债券市场不会再让我们鱼与熊掌兼得了。

自1930年以来，联邦支出从GDP的9%增长到2024年的23%。现在，大部分联邦支出用于补贴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主要为退休人员提供。这些支出的金额远超所有联邦支出，尽管飙升的债务利息正在迎头赶上。

那些承诺慷慨和补贴社会福利而不增税的候选人往往受到选民青睐。因此，面对日益昂贵的退休支出，国会非但没有提高工资税，应对居民寿命延长的问题，反而累积了巨额债务，将这些债务转嫁给子孙后代。

常被引用的36万亿美元公共持有国债严重低估了财政危机。未来三十年，社保和医保将累计出现124万亿美元的赤字。这些债务并非虚构，而是既成事实，将结构性地和自动性地加大未偿债务的规模。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能轻松举债，部分原因在于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不过，市场评论和主要固定收益玩家的行动表明，美国政府能轻松借钱的日子快到头了。警示信号包括：即使在美联储去年9月下调短期利率后，国债收益率仍在上升；投资者也减少对美国债务的配置。

尽管如此，国会仍拒绝采取措施，通过收紧财政政策来避免财政危机。相反，美国政府正在加速债务危机。1月5日，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增加社会保障福利，这将使该项目提前六个月破产。

加州的社会保障局办事处，拜登签署法案后，社会保障局财政压力加大

不可避免且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低税率政策，美国不能在社会福利与税收之间进行协调，由此产生的债务问题必将以危机方式得到解决，而非双方妥协的方式。

这种危机很可能从债券市场开始。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膨胀，债权人将要求更高的国债收益率，来补偿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风险或直接违约的可能性。更高的利率将会引发债务螺旋攀升，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并且扩大财政预算赤字。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抵押贷款利率和资本成本也将随之攀升，从而削弱金融稳定并威胁经济衰退。

随着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政治领域也将被波及，或将迫使美国新政府做出几十年来一直回避的艰难抉择。虽然理论上，包括增税和削减福利的平衡妥协方案是可能的，但时至今日，累积债务过于庞大，公众意见又过于分裂和极化，很难达成这样的妥协。

与以往的重大危机一样，解决之道很可能来自立场强硬的边缘分子。各方均将财政危机的不同起因归咎于对方，并提出截然相反、激进的解决方案。

左翼边缘势力将危机归咎于税收不足，呼吁大幅增税和没收资产，以扩大并巩固联邦福利项目。

边缘右翼、自由主义财政保守派则会指责国会管理不善和无能，呼吁将退休收入和医疗保健从政府控制转向个人和市场主导，从而大幅缩减甚至彻底取消联邦在提供退休福利方面的作用。

无论哪一派胜出，都将把其主张确立为新的常态，并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

如果左翼获胜，曾被轻视的“绿色新政”将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其影响远超气候领域。美国政府将推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劳工改革和社会项目，并将这些包装成“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时期那样的紧急战时动员。

倘若右翼胜出，4.0版本的美国将蜕变为一个更加精简、市场导向的共和国，退休收入和医疗保健的权力和责任将从华盛顿转移到各州和个人手中。

债务、人口与数学永远无法被忽视。美国人必须在为福利国家提供资金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联邦政府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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