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袭汉服课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明代冠服制度中的传统与革新

服饰，在现代社会或许只是时尚与审美的表达，但在古代，它是社会秩序、文化观念以及政治权力的重要象征。服饰在古代不仅仅具有保暖御寒、美化修饰的基础作用，更与周代礼器一样，是国家强化统治、维护等级制度的有力工具，其政治属性集中体现在冠服制度之中。

为了明确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地位，服饰礼仪体系应运而生。早在周朝，中国就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冠服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和演变，至明朝时，这一制度达到了高度成熟并展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

一、明朝冠服制度下纷繁多样的服饰形态

(一)至高无上的皇帝服饰

龙袍，作为皇帝专属的服饰标识，是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在封建王朝，若有其他人胆敢僭越穿着，必将面临严重的处罚，甚至危及生命。明初，太祖朱元璋在稳固政权后，着力恢复先朝传统的礼服、礼冠以及十二章这一古老的服饰等级标志。他此举目的在于通过彰显独特的服饰文化，强化皇权的威严和统治的合法性。

十二章作为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独特的服饰等级标志，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舜帝时期。在周朝时期，《周礼》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规定，将日、月、星辰三章绘制于旗帜之上，而在衣服上仅保留九章纹。然而，到了秦朝，章纹制度被废除。此后，在不同的朝代，十二章纹又经历了多次的恢复和调整。

明代服制明确规定，天子身着十二章纹服饰，皇太子、亲王、世子则着九章纹服饰。皇帝所穿袍服的领为盘状造型，袍服的后背与胸前等多处均装饰着精美的团龙纹等图案，外衣上还绣有十二章纹。

以十二章纹中的“龙”和“火”为例，“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神秘而神圣的存在，它象征着变幻无穷、至高无上的权威;“火”则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寓意着皇权的辉煌与不朽。可以这样理解，十二章纹是将人们观念中那些美好且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事物精心绘制或刺绣在衣物上，既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求，又通过这些华丽的象征充分彰显了帝王的尊贵与高贵。

(二)各司其职的行政官员服饰

明代对于不同等级、不同官衔的官员，其服饰有着细致入微的规定，在衣服的纹饰、尺寸和色彩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文武百官上朝时必须穿着袍服，其基本款式为“右衽盘领”，即右侧在下，袖宽三尺。袍服的长度则根据文官和武官的职责差异而有所不同，武官的袍服相对较短，这是出于方便行动、便于军事活动的考虑。

观察一位官员的公服，从其纹饰、色彩以及佩戴的腰带，就能大致判断出其官衔的高低。同时，通过服饰上的纹饰，也能够清晰地区分出该官员是文官还是武官。文官公服上通常绣有孔雀、仙鹤等鸟类动物，这些动物象征着文雅、灵动，寓意着文官的儒雅和贤能;而武官公服上则多绣有熊、豹等凶猛兽类动物，这些动物代表着勇猛、刚健，体现出武官的威武和果敢。

(三)质朴简单的平民百姓服饰

《明史·舆服制》记载：“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为四方平定巾，杂色盘衣领，不许用黄。”洪武十四年又进一步规定：“农衣绌、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绌、纱。”

这里的“庶人”指的是没有官爵的普通百姓。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与群臣百官相比，平民百姓的服饰风格十分朴素，而且受到诸多限制。

在明代社会，农民和商人的地位也存在差异。尽管农民的政治地位在理论上相对商人略高，这是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的经济水平普遍较低，他们在穿着上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主要以麻棉布衣为主。然而，商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丝绸等较为昂贵的布料，因此穿着相对较好。但由于商人处于“士农工商”的最末等级，其政治地位相对较低。

二、明代服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轨迹

(一)明朝初年：质朴守制的开篇

明朝建立初期，社会刚刚从多年的战乱中恢复过来，百废待兴。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区分社会等级，格外重视冠服制度。他们特意下诏恢复“汉官威仪”，要求群臣百姓严格按照相关的服饰制度着装。

皇帝颁布规定：“绅百姓都在头顶束发。朝廷官员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袍，腰束带，脚穿黑靴。士子百姓的装束是戴四带巾(后改名四方平定巾)，穿杂色盘领衣，禁止使用黄、玄二色。教坊司乐工戴青色顶巾，士庶妻子首饰允许用银或镀金，穿着的衣服为浅色团衫。”

而且，这一服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洪武三年、二十二年等多个年份，服饰制度都经历了修改和完善。

洪武元年颁布的《大明令》对朝廷官员及亲属等的服饰着装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凡官民服色冠带房舍鞍马，贵贱各有等的”、“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

在明朝初期，整体的服饰风格偏向简朴。《新昌县志》记载：“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衣靴鞋，极俭素。”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当官的、做生意的，还是普通的市井小民，穿着都十分简单朴素，以布袍为主。即便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也不敢过于追求华丽的服饰，生怕僭越礼制。

(二)明朝中晚期：奢华风气的兴起

随着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盛使得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明初的淳朴民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奢侈之风。

《温州府志》中描述道：“旧时男女俱尚布衣，今富家子弟多以服饰炫耀，逮舆隶亦穿绸缎，侈靡甚矣。”这一记载清晰地反映出当时服饰的巨大变化。曾经以布衣为主的人们，如今有钱人开始大胆地追求华丽的穿着，绫罗绸缎不再是被珍藏的稀罕物，连轿夫这样的底层劳动者也穿上了绸缎衣物。

当时的服饰奢侈之风究竟有多盛行呢?《明实录》记载：“兵民服色器用，已有定制。近在京多犯越，服用则僭大红织金罗缎、遍地金锦⋯⋯首饰则僭宝石珠翠。下至倡优，亦皆僭侈。”尽管国家多次重申服饰规定，严禁僭越，但人们依然不断突破限制，身着金戴银，极尽奢华之能事。

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出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富足，思想观念也日益开放，传统的伦理等级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的事物和观念不断涌现，逐渐取代了旧有的传统，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

三、明代服饰发展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明朝初期：艰难初创的无奈保守

明朝初期，服饰风格偏向朴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从历史背景来看，朝代刚刚建立，之前的长期战乱导致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元气大伤。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稳定社会，无法在服饰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资源，因此人们的穿着较为简单朴素。

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对百姓服饰穿戴作出了明确且严格的明令要求，这无疑限制了人们的穿着选择。人们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选择服饰，不敢轻易僭越。

同时，由于刚刚建国，各行各业都处于起步阶段，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都十分有限，生产出的纺织品数量有限，品种也不够丰富，导致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较低，难以负担昂贵的华丽服饰。

(二)明朝中晚期：繁荣背后观念的嬗变

明朝中晚期，服饰从淳朴风转向奢靡风，主要有以下推动因素：

一是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城市兴起，商品流通频繁，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消费能力也大大增强。

二是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的转变。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对个性和美的追求愈发强烈，开始注重通过服饰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和品味。

三是明朝中晚期资本主义进一步萌芽与发展，纺织业生产技术显著提高，丝绸生产逐渐商品化。丝绸等高档面料的大量生产，为人们追求奢华服饰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明代服饰的艺术文化影响与历史传承

虽然明朝没有唐朝那样“万国来朝”的恢宏“盛世”气魄，但在文化艺术领域，明代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文化艺术的辉煌不仅体现在戏曲、诗文、小说、绘画、书法等方面，也在服饰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元朝灭亡后，朱元璋登上帝位，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这是对传统礼仪文化的一种尊重和传承。同时，明代统治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服饰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在吸收借鉴元代服饰的一些元素后，发展出了曳撒、兵笠等极具特色的服饰。

“曳撒”，最初是一种蒙古袍，明朝早期内廷侍卫的主要着装服饰。到了明朝中晚期，其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款式也发生了变化，逐渐融入了更多的汉服元素，趋向于汉服。

这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传统汉民族服饰的地位。到了明朝中晚期，服饰变得更加多样化、时尚和潮流。服饰的种类日益丰富，颜色更加绚丽多彩，款式新颖独特。这种博大精深的服饰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承着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见证。

明代服饰的演变，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思想觉醒和社会风尚的转变。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背景下，明代服饰冲破了等级伦理体制的部分束缚，展现出丰富多元的魅力，这种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