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从混沌无序中诞生的大都市

十九世纪末的纽约并不出产建筑大师，更不用说建筑思想家了。纽约那个时刻都有什么样的建筑呢？最有名的比如麦克金，米德和怀特的设计（McKim, Mead & White），它们有点像今天的大型企业化建筑事务所，但他们非常保守，整个建筑行业对设计没什么要求，因为那太花钱了，毕竟建筑师的主要任务，是为有钱人和企业家盖房子，要养活一大堆画图员和工程师，甚至还要像今日的房地产一样，参与卖楼花的营销策略。所以，大部分纽约客认为建筑是实际，不是艺术。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城市还是这样，那些建筑大师，以及设计创新精神对城市风格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我知道，关于城市与建筑，大家都期待听到一些大师与名作的故事，例如某人某时某地，设计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创新建筑，并且在建造时不惜工本，比如西班牙的建筑大师高迪，他的圣家族教堂迄今都没有建成。又或者，我们会指望听到，某个天才建筑师点石成金，就像库哈斯的学生扎哈·哈迪德，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个设计企业。

为什么大家如同崇拜伟大的画家、音乐家、电影导演一样，也喜欢崇拜“大师”，热衷谈论“经典名作”呢？如果把整座城市的建筑设计，比喻为一杯浓缩饮料，那么，能够称得上是设计者自觉自愿创新的，大概只有一滴水。和大家想象中的不同，在城市建筑设计这杯饮料中，建筑设计大师如同某种香精，必不可少，但实际含量也只有一滴。除了追求实际利益，以纽约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建筑之所以缺乏创新，主要有三个原因，1.欧陆建筑学院派那种艺术先锋化的设计，在讲求实际的美国没有市场。 2.纽约的扩张速度之快，与美国的急剧繁荣同步，没有时间做规划。3.美国相对落后的公共管理机构，当时没有这种规划的职能。在《癫狂的纽约》中，出场的唯一现代主义大师，建筑师柯布西耶，就在纽约遭遇冷遇——在本书中，库哈斯顺带对这位现代主义建筑师自以为是，替普通城市居民着想的“好意”进行了嘲笑，认为他们是帮倒忙。

用今天的话说，纽约城市建筑的规划和审美，是一种野路子。几个出身工程师的理工直男，在1807年，大胆地鼓捣出来了2028个方方正正的街区，这就是今天纽约核心地区曼哈顿的“网格”型设计（grid）的由来，这是一种完全工具理性的产物，“以公平牺牲了美观”。它有这么几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其一，传统城市总有个中心，平面要注重构图，“网格”却是均匀的，没有任何构图可言，它们和未经开发的曼哈顿岛的地理条件没有任何关系，画在岛上起伏不平的地形上显得异常粗暴；第二，它没有建筑风格的预设，美国本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居民安置在那里，大家谨遵自己在网格中的边界，自扫门前雪，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倒腾，不管邻居；第三，因为没有规划官员，城市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可以说缺乏远见，但是它的发展也因此变得弹性十足……总之，这种网格布局，决定了纽约建筑左邻右舍之间各不相同，百花齐放的风格，后来摩天楼的出现，可以说是平面网格的邻里关系翻转了90度，每层中，功能和风格也是五花八门。

一切绝非偶然。首先，纽约没有任何文化负担；其次，位于两条河流之间，曼哈顿几乎是一个岛，地理上自给自足；最终，在纽约私人利益至上，在强有力的城市官员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二十世纪上半叶横空出世之前，地产和商业完全主宰了这座城市，早在二百年前，这里其实没什么“实业”，只对商业数字敏感，只有炒卖地产，或是金融投机才能让一个人在大都会的财富“量子升腾”。这种规划，不是没有前例，它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普遍人性和空间状况。后来，库哈斯也多次强调了他貌似反主流的偏好，他好像不大喜欢小清新的口味，而是推崇那些“重口味”城市，比如风格整齐划一的罗马、无序发展的非洲城市拉各斯，以及在西方人眼中多少有点邪性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总之，这些都是正经建筑教科书鄙夷的，多少带有一点负面含义的案例。关键词：没有个性、混乱不堪、趣味低下等等。有时候，就好像有人爱吃臭豆腐那样，对于普通大众，这些城市又有着莫名其妙的热气腾腾的魅力。

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会对此类现象捂着鼻子，他们只看到美丽的城市，不大提到它背后难免有些气味的生产系统。我们因此对于城市过去的历史也有很多误判，比如，在《古代罗马的日常生活》这一类名著之中，你会看到，罗马建筑师并不像后来文艺复兴人误导的那样，一味崇拜“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罗马人对于简单形式不厌其烦的重复，不怕“千城一面”，很多建筑装饰极尽奢华，雪花石膏、大理石、涂金和彩色，库哈斯提出，这一类土豪型的城市发展，依靠的主要是它们背后蓬勃的经济活力，飞速增长的技术力量，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文化前提。库哈斯总结的纽约建筑学，甚至不屑于提到罗马的柱式、比例、平衡、立面构图、视线对位、交通流线等等，相比今天建筑学院还在教授的以上原则，他更愿意看到这些观感也谈不上美好的可怕建筑后面，那些近乎疯狂的动机。

“针和球”是库哈斯提出的理想建筑形式推演法，其实是在概括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疯狂逻辑：“针”占的地盘最小，可劲往高处建，一幢房子的地皮就获取了很多幢房子的收益，同样的成本，增加了空间设计的单位利润，不管上面的人能否下得来；而“球”的本质，是以最小的表皮容纳最多的空间，而尖锐高耸的摩天大楼，则是“针”与“球”两种构思的完美结合：在纽约之前，很多人都梦想过这种直入云霄的高层结构，比如欧洲的大教堂和中国的塔，但由于建筑材料的限制，以及缺乏电梯这种现代交通设施，而无法实现。本书中谈到，帝国大厦之前30年，就出现了西奥多·斯达雷特的100层摩天楼方案，可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有了技术的加持，一种近乎梦境的现实出现了：随着金融投机愈演愈烈，地价愈发高标，建筑攀向新高，规模愈发宏大。因为网格的存在，内容的密度趋于极致，里面的发展也有了惊人的密度。因为这种密度，大都市人变得异常兴奋。就像一个在火上跳舞的可怜人，越是痛苦他就跳得越发起劲，一种趋于魔性的循环。库哈斯着重描写了康尼岛，纽约东边一个曾经的度假地，早期的开发者在此建起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游乐设施，把新技术和城市开发能力用于娱乐大众，堆砌出一堆模仿神话故事、古代传说、瑞士度假、登月旅行等的主题公园，它们是迪士尼乐园、情景演出之类的前身，却又比它们更加粗糙、大胆，出其不意，而且紧挨着城市人身边。库哈斯把它称作“曼哈顿神话的孵化器”，它发明了一种作者称之为“异想天开的技术”（fantastic technology）。

这种技术才是纽约渐至癫狂之境的不二法门，作者暗示，后来纽约本身活成了一个大号的康尼岛。世纪之交，有一部分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城市病感到悲观的人，已经主张疏散城市，比如提出了“花园城市”的霍华德。可是纽约逆流而上，曼哈顿的街区极小，偏偏在这极小极密的物理空间中，诞生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物理功能的叠加，成就了一种大都会境遇，作者称为“拥堵的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在曼哈顿，人类文明的规模臻于极限，烈度臻于极限，每一个街区都是一座康尼岛式的主题公园，它是“都会自我的最大单元（maximum unit of urbanistic ego）”，因为自成一体，所以不拘一格。那里的人们，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一台台轰轰烈烈的演出。“这种文化才是曼哈顿建筑师们真正的业务”；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 “聚集的狂喜”（mass exhilaration），或者说，“都会情境里超高密度中的奇观和痛苦”。

纽约，因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但不知是否绝后的新都会样板。一方面，规规矩矩的网格不存在什么偏好，没有天然的中心，不像统一规划的古典主义城市那样，有些确定的“看点”，一个街区时常集成了五花八门、缺乏联系和统一性的建筑。因为私人产权不可侵犯，所以城市无法决定每个街区干什么；同时每一个街区的面积又是严格有限的，从而导致这种癫狂的自由，也只能止于自己的地界之内。即使规模宏大的洛克菲勒中心，也在地面上分裂为几座塔楼，让城市街道自由通过。以上，决定了宏大的古典主义城市在纽约只能是一堆碎片。借用社会学家的比喻，这样的城市里人们只能“一起孤独”，纵然彼此挨近，却永远不会相知。

为了更好地描绘纽约这种奇怪的特质，库哈斯发明了两个拗口的术语来形容它们：一个叫“自体的纪念碑”（auto monument），在传统中，纪念建筑的意义在于它所致敬的东西，比如一根石柱纪念一位伟人，而曼哈顿的摩天楼自己就是自己的纪念碑。另外一个术语，是城市的“脑白质切除术”，1947年，发明这一手术的葡萄牙医生莫尼兹，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发现如果用外科手段切断大脑皮层中的一个神经环路，一些暴躁的强迫症患者就变得温顺了，因为眼后脑前叶，与诸如丘脑等的一些大脑深层基团的联系中断了。库哈斯用这种手术，代指曼哈顿街区的表面和内里功能毫无关系。在看似规整的区块里，是各种生机勃勃、各不相同的内容和意识。前四部分，基本上还看得出纽约城市发展的时间顺序，但你也可以不管章节，随意阅读其中的一部分，最终，洛克菲勒中心的建成，标志着独特的纽约建筑与都市文化达到了巅峰。这种建筑风格与都市发展中的癫狂，或者说奇思妙想，与纽约都市文化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相互映衬，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