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我们去古旧书店不稀奇，如何吸引年轻人才是重点

在繁华的都市中，旧书业宛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而上海历来是全国古旧书的流通中心之一，也是洞察旧书市场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在上海藏书界、读书界颇有影响力。在与他的对话中，我们一同探寻上海旧书业的发展脉络，品味重读旧书的独特意义，并聆听旧书与他人生交织的动人故事。

旧书的触感和墨香是新书无法给予的

上观新闻：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重镇，上海曾见证过很多关于旧书业独特的历史故事，能否为我们讲讲它的发展历程？

陈子善：上海的旧书业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早年间，旧书的流通方式比较传统，主要是通过旧书摊和旧书店。以前，上海有很多有意思的旧书交易场所，文庙就是其中之一，那里曾经是上海旧书交易的一个重要地点。当时去文庙买书的人很多，后来只能靠收门票来控制人流，不过门票很便宜，只要几角钱。在那里，大家能淘到各种各样的旧书，阅读的氛围特别浓厚。很多人去文庙，就像赴一场与旧时光的约会，在一本本旧书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后来，福州路、四川路也出现了旧书交易的地方。比如福州路上靠近西藏中路的一处，原来是个救火会，后来也有了旧书交易市场，那里还卖古玩字画，就像一个文化的大杂烩，既有旧书的墨香，又有古玩的韵味，不同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

四川北路原来有个福德广场，当年的经理是个爱书之人，他把百货公司的一层楼面改造成了旧书店。这让我想到了日本很多百货公司会在特定节日搞旧货集市卖旧书，而福德广场则一年365天都开放。生意特别好，我还写文章推荐过，那时候很多台湾爱书人都来这里淘书，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台湾的爱书人来到福德广场，就像来到了宝藏之地，他们在书堆里仔细翻找，把心仪的书籍带回台湾，也把上海的文化气息带了回去。

但现在，上海的旧书业格局发生了变化。像文庙这样的地方已经过了最鼎盛的时候，很多旧书摊都关了，未来重新修缮后会怎样还不确定。现在上海还有一些独立的小众旧书店，其中犀牛书店比较有学术含量，在那里能淘到不错的版本书。旧书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能不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网上也兴起了不少旧书交易的形式。有些商家没有实体店，就建几个读者群，通过群聊来做生意，因为没有店面成本，还能针对长期客户给他们推荐感兴趣的书，发展得也还不错。上海书城也搞了旧书区，虽然规模不大，但也为旧书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旧书。

上观新闻：当我们在故纸堆里寻得新知，或是在熟悉的段落里获得新悟，这种旧书新读的循环，也重新塑造着我们。

陈子善：旧书的意义可太大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旧书能为我们提供很多珍贵的资料。

比如说胡适的日记，出版的版本经过了删减，很多珍贵的照片、与他交往的人的信息都没了。但后来日记原稿出现，上海的收藏家找我们鉴定，确定是真的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影印版，把那些被删掉的内容都还原了，这对研究胡适和当时的历史文化有着极大的帮助。胡适日记的影印版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通过这些原始资料，对胡适的思想和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旧书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旧书还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那种翻阅旧书时的触感和墨香，是新书无法给予的。

而且，重读旧书还能让我们获得新的感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期的读者对同一本书的理解也会不同。以前的人可能没注意到书中某些内容的价值，到了我们这一代，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研究视角，就能重新阐释这些旧书，发现新的意义，这就是“旧书新知”，通过重印旧书让旧书更好地流通，让我们获得新知。就像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其主题、人物形象的解读都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

市民和大学生在华东政法大学“淘书乐”旧书市上选购图书。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阅读和收藏旧书也书写着人生

上观新闻：从淘到第一本旧书，到现在满满当当的书架，您收藏之路的起点从哪里开始的？

陈子善：旧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从初中就开始买旧书了，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新书买不起，而旧书便宜，几分钱、一角钱一本，就能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望。我还记得我在虹口区的继光中学读书时，下课就步行去四川路的旧书店买书，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但我乐此不疲。那时候买的大多是文学小丛书，都是一些篇幅短小的小说，很适合我们学生放在口袋里随时阅读。这些小书虽然薄，却打开了我对文学世界的认知大门，让我在文字的海洋里畅游。后来，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旧书更是成了我不可或缺的伙伴。

上观新闻：这些承载着时代阅读印记的旧书，是否构成了您解读作品的“立体坐标系”？

陈子善：在研究鲁迅的时候，我在北京灯市口的中国书店，发现了将近20本关于鲁迅的书，对我的研究帮助很大。那时我正在北京朝内大街人文社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的定稿工作，一次在中国书店书架上见到一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旧书，大都有原主人赵燕声的签名，注明购于何时何处，有的还有他的眉批。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书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帮助，机不可失，悉数购下，花了我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可算是“豪举”了。后来我才知道，赵燕声其人并非等闲之辈，他收藏的新文学书刊甚多，近年来已有人在专门研究这位差点被遗忘的新文学藏书家。这些书就像一个个时光胶囊，把我带回到那个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

在旧书摊和旧书店里，我还淘到过很多珍贵的书，像朱光潜的签名本。可以说，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离不开旧书的启发。记得参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我提供了20世纪40年代女作家施济美唯一的长篇小说《莫愁巷》。这部小说最初连载于1948年5月至10月上海《幸福》第2卷第5至10期，未完。书稿被《幸福》编者沈寂带到香港付梓，但书出版时他已返沪，未能见到。他嘱我寻觅，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这本1951年11月香港大众出版社出版的《莫愁巷》，可惜沈先生已不及亲见了。再比如，我曾经在一本旧书中发现了一张作者的手稿，虽然只是短短的几页纸，却让我对这位作者的创作过程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每一本旧书都像是一个故事，承载着过去的时光，而我在阅读和收藏它们的过程中，也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故事。

上观新闻：有没有某本旧书，恰好在您人生的关键节点出现，让您觉得它早已超越了“书”的范畴？

陈子善：如果要说这样一本书，那非鲁迅的作品莫属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鲁迅，他的作品内涵太丰富了。每一次阅读，都能有新的发现和感悟。鲁迅的文字犀利又深刻，他对社会、人性的洞察，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我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文学创作和社会现象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鲁迅的作品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也让我们反思当下的生活。

除了鲁迅的书，张爱玲的作品我也反复研读。最近我还写了一篇关于张爱玲早期小说版本比较的文章。就拿她的小说《封锁》来说，小说的最后两段，最初发表时有，初版本保留了，再版本也保留了，到了增订本却删去了。其中的变化很值得研究，不同版本的差异反映出张爱玲创作思路的变化，也为我们研究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阅读和研究张爱玲的旧书版本，我对她的文学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10月22日，苏州河樱花谷旧书市集在黄浦区南苏州路186号苏州河南岸亲水平台区域举行。

希望人们关注旧书走进旧书的世界

上观新闻：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石碑上，在捐赠人的名单上刻有“陈子善”的名字，您捐赠了什么？

陈子善：我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时，是旧书区神保町的常客。一次，在一家很小的东城书店里看到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一张便条正在出售，便条大意是日本出了一本《聊斋志异列传》，如果内山书店有，他要一本。

正好当时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负责人也在日本访问，我打电话给他，他当即委托我代购这张便条。我便去东城书店与其老板沟通，成功买下。一个月后，在日本内山书店，我突然在乱书堆里看到了鲁迅在这张便条里提到的这本书，是日本文求堂印制的，我便当即买下，在交还代买的鲁迅信件时，一并把这本旧书捐赠给了纪念馆，正好配成一套。

上观新闻：您曾屡次赞叹一些旧书店老板的专业和敬业精神，您的不少书就缘于他们的帮助才没有错过。

陈子善：在一家旧书店，相识的老板曾递给我一本线装的小册子，是用文言写的《祭母文》。我本来没觉得有什么，但老板提醒我，看看作者是何人。一看才知道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王统照。当时《王统照全集》正准备出版，我打电话给编辑，编辑完全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存在，甚至王统照的儿子也从来没有听说父亲还写过一篇祭悼奶奶的文章。如果没有旧书店老板的提醒，这篇文章很有可能被历史湮没了。《王统照全集》的编辑专门在后记里表示感谢。他为现代文学史又补了一块缺漏，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上观新闻：作为承载城市记忆的“精神书架”，您能否给上海旧书业的发展提些建议？

陈子善：我们这些人去古旧书店不稀奇，如何吸引年轻人才是重点，要让他们对旧书有兴趣。我也关注上海福州路书香一条街能否以上海古籍书店重装为契机，结合周边上海书城、百新书局、艺术书坊等书店，多开展古旧书相关业务活动，助力这条街再焕活力，盘活旧书市场。

上海也举办过几次苏州河畔的旧书市集，希望能够不定期地搞下去。上海的旧书业，过去有着辉煌的历史，现在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旧书业，走进旧书的世界，感受其中的魅力。

原标题：《陈子善：我们去古旧书店不稀奇，如何吸引年轻人才是重点》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