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税率是多少，你知道吗？|税务宣传月

北京的四环边上有一个非常小众且不起眼的博物馆——北京税务博物馆。

占地不大，来往的人也不多，但我们如果进去浏览一番，还是很有收获的，况且它还免费不要钱。从里面我们得知历史上的百姓都交了多少税。

▲博物馆大厅

古人的税率是多少?

贡助彻——夏商周税率约为10%

贡助彻是中国最早的赋税制度。 贡，即纳贡、献功等，是夏代的田赋制度。

禹分九州，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

即根据各地物产的不同，确定贡纳物品的不同。土地出产什么，就向王朝贡纳什么。

助，是商代的田赋制度。

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即借民力以耕公田。公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国君所有。

井田制，将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块，中央为公田（归国家或贵族所有），周围八块为私田（分配给百姓耕种）。公田的产出相当于税收，私田则维持百姓生计。土地名义上归周王所有，实际由贵族控制，而百姓有使用权，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彻，是西周时期的田赋制度。 是从“助”法到春秋时候“履亩而税”的过渡，取消公田与私田的固定界限，到收获时节再按什一的比例上缴国家实物。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这里说的是，贡、助、彻的税率都约为10%。

初税亩——春秋鲁国的土地私有制

春秋时期鲁国的赋税制度。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首先推行按亩征税的制度，即【履亩而税】，按农夫耕种的田亩数对土地征税。 具体的征收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即不分公田、私田，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 10%。

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应用和普及，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

且私田不向君主纳税，百姓耕种私田很卖力，但耕种公田不上心；

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急剧增加，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

之后鲁国实行初税亩，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

初税亩的实行适应新生的土地占有关系，增加了财政收入。鲁国的初税亩，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租庸调制——唐朝的定额征收

隋代、唐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具体内容是，耕种国家授田的丁男，每年需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 每家交纳绢二丈，棉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 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两日，是为正役。 (从这里知道，原来服徭役也是纳税，如果某一天国家需要我们去搭桥铺路，凿山种树，那也是有史可查。今年2025年是闰年，还需要多劳动两天。) 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成为庸。 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 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而这也是定额缴纳的范例。

隋末战乱，百姓人口锐减，所以当时的现状是土地多，但是没人种。朝廷就把这些土地分给百姓，使得耕者有其田，同时实施轻徭薄赋的制度，加速粮食生产，恢复农桑事务，使得国力迅速得到提升，百姓的生活也变得安稳富足。

但是经过几代之后，租庸调出现了局限性，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国家无战乱，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也开始快速增长。这一增长就导致，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可耕种土地不会随之增多。这就致使土地不够新增的人口分了。加上贵族土地兼并的现象，令“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

农民授田不足却需承担定额赋税。随着安史之乱爆发，租庸调随之崩溃。

不过，邻邦日本在“大化革新”之后，新政府参照唐朝的租庸调制，设置了班田授受制，实施得很成功。

两税法——从以人丁征税到户税、地税

唐代后期开始实行的赋税制度。 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户税是依据财产多寡划分户等，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 地税是对拥有土地者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80年)的垦田数为准。 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

安史之乱后，唐朝对人口掌握不足，以“点人头征税”的租庸调，已不可能实行。

新的两税法不再按照人丁来征税，而是根据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作为计税的依据。这种转变意味着百姓不再因为人口数量而被固定地征收税额，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产。

这样一来，唐朝对百姓个人的直接控制就大大减弱了，百姓在人身自由上得到了更多的空间。税收流程也得到了简化，降本效率，且减少了贪腐。

大致上，两税法奠定了以田亩为基础的财政制度，并成为后世帝国财政的正统。财政制度从此正式从以“税人”为核心转向以“税地”为核心。

一条鞭法——货币登上舞台

明代中后期的赋税制度。 将以往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丁税，与其他各项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随夏秋两税一起征收，且力役和田赋一律改为以银钱缴纳，除在苏、松、杭、嘉、湖地区征米麦以供皇室、官吏食用外，不再征收粮食等实物。

明代发展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的现象加重，地主隐瞒土地纳税，同时军费支出增多，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交易货币化程度较高。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政策，一律改为以银钱缴纳，促进了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化。

从此：

• 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

• 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

• 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因此，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百姓得以稍安。

一条鞭法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

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人头税

清代的赋税制度。 将康照五十年（1711年）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摊丁入亩废除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

虽然帝国财政原则人不再以”税人“为基础，但要求民众亲身服役在帝国时期却会再次出现，清代也是如此。

清代初期的力役虽然可以折银征收，成为“丁银”，但仍是“人头税”的名义。

清代人口增长比土地增长的速度快得多，康熙在位时，提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新增人口不再承担丁役，丁银总额就固定在了每年335万两。

后来，由于乡绅地主缴纳的田赋往往少于其应缴数量，甚至不缴，形成了大规模的”民欠“。雍正以”一条鞭法“为蓝本，提出了”摊丁如亩“，彻底把丁银摊入土地中，这样，对无地的百姓，免除了丁银，不再以家庭人口征税，而是以土地征税。

以此减少了财政的应收未收，适应了新的生产关系。使得财政对人的依赖大大降低，人身自由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康熙初期的人口大约在1亿左右，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生产力的提高，人头税的取消，使得人口数量在乾隆末年时，达到了惊人的4亿。

时间的列车呼啸而过，从夏商周到清代的税收形式的演变，可以看出：

• 在征税对象上，从人丁税向资产税演进；

• 在税收形态上，从实物税不断向货币税演进；

• 在税收结构上，由农业税逐渐转向工商业税与农业税并行，税收一直以其独特的形式在大国的兴衰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历史和现在就像阴阳鱼图。谁又分得清谁，我们从历史中走来，也必将从历史中走去。

在税收博物馆里，我们可以仍然可以看到，目前发现最早的免税通关凭证：

▲目前发现最早的免税通关凭证。

来源：战国楚王发给受封于湖北的鄂君启的水路同行经商凭证，文中所载的水路路线涉及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

民国的土地凭证（佥业票），有这张凭证，主人就有土地的长久产权：

财务证书，25岁的刘业成完成了财务总署的考核并获得了证书认证：

以前的顺丰快递！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收据。

在民国38年1月10日的时候，立信交了2745元整：

甚至能看到订婚证明、结婚证明、离婚证明三件套：

已被虫蛀的明崇祯五年的黄册底稿，详细记载每户的情况，包括职位(里长或甲首等)户等(上、中、下户)、姓名、所属都图、户籍(军、民、匠等)：

清光绪解州（今山西运城）清丈地粮里甲图说，画有解州十六里总图，并分别按照各里画出详细位置、范围、面积及征粮数字等。

光绪三年，陕西、山西大旱，山西尤为严重，有“马青天”之名的马丕瑶(字玉山)署理解州(今山西运城)在安抚灾黎后，他组织丈量田亩，分清治赋，并亲手制定了“清丈地粮章程四十条”和“丈清地粮以后永定章程三十四条”等规定，颁发全州推行实施。历经两年，共发放鱼鳞图册千余本。

参考：

北京税务博物馆

刘守刚《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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