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近日，在《国有企业数字化监管的有效性研究：风险防范与效率提升》报告发布会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双指出，数字化技术正在推动国有企业监管模式的革新。借助DeepSeek等大模型评估工具，可以实现穿透式监管，破解长期创新项目与短期绩效考核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杨继东表示：“当前数字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为国资国企监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这些数字化的变化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治理革命。”
将显著降低风险
杨继东表示，通过数字化监管，可以实现国有资本流动的实时追踪、经营风险预警和有效评估机制的建立。
《国有企业数字化监管的有效性研究：风险防范与效率提升》报告指出，相较于传统粗放式监管模式，数字化监管平台通过实时对接国企人财物、产供销等核心数据，实现穿透式监管，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廖冠民指出，国有企业的数字化监管能显著提升并购效率。在传统监管模式下，并购监管存在流程复杂、目标公司（尤其是非上市公司）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导致合理定价困难。同时，烦琐的审批程序可能延误投资机会。
廖冠民的调研显示，国资委的数字化监管对国企经营违规和管理者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的监管效果。他分析称：“这可能是因为证监会主要负责信息披露的监管，而国资委则主要关注经营和管理者个人的违规行为。”
“我们还关注了国资委数字化监管对国有企业诉讼风险的影响。理论预期显示，违规行为减少应导致诉讼风险降低。有关数据显示，国资委实施数字化监管后，国企的诉讼风险和被诉概率显著下降。”他表示，“数字化监管也有效防范了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可介入空间巨大
数字化监管可以利用新型评估模型及DeepSeek等数字工具，重塑企业研发项目的考核逻辑，破解长期价值投资与短期绩效压力之间的固有矛盾。
王双在调研地方国资委数字化监管后，将监管模式归纳为几类。她指出，目前北方多数国资监管以债务型监管为主，重点任务为化解债务风险。而合肥、深圳等地的国资委则提供了优秀的战略投资型监管案例。比如，合肥国资委侧重战略投资，涉足量子、核聚变等前沿技术；深圳国资委则大规模投入风险投资或创投资金，布局未来产业。“这种监管模式与地方战略布局紧密结合，数字化监管目标更加多元，穿透力更强，能够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顶。”
以天津为例，目前天津国资委正处于调整期，着重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信创产业布局、天开园建设以及创投基金、城市更新投资等项目，对数字化监管的目标和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
王双强调：“不同模式下，地方国企监管的战略目标、任务和操作方法各异，这导致地方国企数字化监管的控制力也有所差异。DeepSeek可以有效平衡长周期创新项目和短期绩效考核之间的矛盾。”
（编辑：郝成 审核：吴可仲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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