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2，为什么组织上调我参加筹备“左联”的工作呢？

自从翻译成了我的职业之后，我就经常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去买书，一是我能讲日本话，二是经常买的是一些左翼报刊和 进步书籍，于是很快就认识了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

内山是一个 非常好客的人，当时，不仅刚从日本回来的文化人，如冯乃超、李初 梨、彭康都是这家书店的常客，鲁迅、陈望道、夏丐尊、郁达夫、田汉 也都是内山完造的朋友；那时虽是日本左翼运动的全盛时期，在上 海也只有内山书店才能买到左翼书店出版的书报、杂志。

内山完造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奇人，我去了两三次，每次也不过买一二元 钱的书，可是他很快地就掌握了我的爱好，他不仅能向我介绍我想 买的书籍，而且还给我介绍了我想认识的朋友。

我认识尾崎秀实、 山上正义，都是他介绍的，后来他还给我介绍了从日本流亡到上海 的左翼作家鹿地亘、他的夫人池田幸子。

北四川路、史高脱路、窦 乐安路一带是所谓“越界筑路”地段，也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 名义上是公共租界，实质上归日本人统治，这儿很少有白人巡捕， 也没有印度“三道头”,当然，国民党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

因此，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内山书店不仅可以买到进步书籍， 我们还可以像在东京逛神田旧书铺一样，在这里看书、聊天、借打 电话，甚至约朋友见面，有时内山还会拿出一些“生果子”(点心)来 招待我们。

大概是1928年初，总之是一个严寒的日子，也就在这家书店，我认识了鲁迅先生，是不是内山介绍的，我已经记不清楚 了，但是在大书架后面，隔着一个日本式“火钵”,我用绍兴话向先 生作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宰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 的事。

从1928年春到1929年10月，在约两年的时间内，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

关于革命文学，在20 年代初，李大钊、恽代英就不止一次提到过有关革命文学的建设问 题。

到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郭沫若、成仿吾在《创造 月刊》上，再一次提出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和革命者如何进行文学 革命的问题。

“四一二”事件后，鲁迅和郭沫若相继从广东回到上 海，郭沫若在一篇题为《眼中钉》的文章中说：

当在一九二七年的末，那时鲁迅先生在上海，我也从广东 回到了上海。伯奇、光慈诸人打算恢复《创造周报》,请鲁迅先生合作，这个提议我是首先赞成的。

记得在报上还登载过启 事，以鲁迅先生为首名。我当时并曾对伯奇不止说过一次，有 机会时很想和鲁迅先生面谈；但不久我病了，所以这件事情竟 没有实现。”

《拓荒者》四、五期合刊)

“这件事情竟没有实现”主要是由于郭沫若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暗害，于1928年1月亡命到日本去了。

于是，当所 谓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个口号的时候， 就发生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场空前激烈的论战。

有的文学史 家对于“这件事情竟没有实现”深感惋惜，认为假如这件事情实现 了，组成了以“鲁迅先生为首名”的《创造周报》,那么也许这场论战 可以避免，我看，这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首先要看到，本世 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欧洲、日本都 处于极左思潮泛滥之中，苏联文艺界有一个“拉普”,日本文艺界有 个“纳普”,

后期创造社同仁和我们这些人刚从日本回来，或多或少 地都受到过一些左倾机会主义的福本主义的影响，而中国的知识 分子则“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 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 ‘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加上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 中，除了郑伯奇、杜国庠之外都是不满三十岁的青年，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有满腔仇恨，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 的实际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 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因此，在文艺界发生这场“激战”(郭沫若 语),我看是要想避免也难以避免的。

不少文章中都说，“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是1928年由创造社、太阳社首先提出来的，事实也 并非如此。

早在1925年5月，沈雁冰就曾在《文学周报》172期上 发表过题为《论无产阶级艺术》的文章。这篇文章中，他就指出过 高尔基“是第一个把无产阶级的灵魂无讳饰无夸张地表现出来，第 一个把无产阶级所负的巨大使命明白地指出来给全世界人 看…… ”

这一场论战，从1927年秋创造社恢复活动，筹备出版《文化批 判》的时候已经有了酝酿，到1928年2月，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 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点名批评了鲁迅、叶圣陶、郁达 夫、张资平，

接着，钱杏邮在《创造月刊》3月号发表了《死去了的阿 Q 时代》之后，这场论战才公开爆发了，对这两篇文章，鲁迅在《语 丝》四卷十一期上进行了反驳。

据我回忆，在论战初期，党组织好 像没有过问。

因为这一论争开始的时候，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只 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论战，实际上，不仅创造社和太阳 社之间也有斗争，而且创造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前者的例子是 由于创造社的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期上批评了太阳社蒋光慈 的作品(《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太阳社的钱杏邮就在《太阳月 刊》3月号进行了反驳(《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双方的文章语气都 非常尖锐；

后者的例子是前面引用过的冯乃超写的《艺术与社会生 活》中，同时也批评了前期创造社的郁达夫和张资平，于是，创造社 内部就发生了分裂，

这也就是郭沫若后来在《眼中钉》中所说的： “在后期创造社的批判一开始，在内部便发生了分化。”

由于1928 到1929年，一方面是赣、粤、闽一带工农红军和国民党战争正酣，中间还有大部分领导人到莫斯科去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反对陈独秀、托洛茨基的斗争也很剧烈，所以据我记忆，文艺 界的问题似乎还排不上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因此，文艺论争开始， 党中央似乎没有予以重视。

党中央干预和解决这场论战，在我记 忆中，开始于1929年的初秋，也就是决定筹备组织左翼作家联盟 的前夕。

我是这一年9月下旬从第三街道支部调到一般所说的 “文化支部”的，当钱杏邮把这一决定通知我之后不久，当时在江苏 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潘汉年(对于他在宣传部的职务，有些文章说是 秘书、干事，也有人说是副部长，最近我问了当时和潘一起工作的 吴亮平，才明确他们都是“工作人员”,没有别的职称)

就约我谈话 (我早在1924年暑假回国时到“创造出版部”去送稿件的时候就认 识了他，当时，他和叶灵凤都是《洪水》的编辑),他和我谈的内容主 要是要我和冯雪峰、柔石等人合作，对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 先生之间的隔阂做一点工作，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他当时已经 和鲁迅有过联系。

也就在这之后不久，潘汉年第一次在《现代小 说》三卷一期上发表了题为《文艺通信》的文章，对文艺界的教条、 宗派主义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例如他说：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 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

至于是不是普 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 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 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发表在《创造月刊》二 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怎样防卫自己》中的几句话来结 尾，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

……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 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也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到1929年冬，筹备组织“左联”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的时候， 潘汉年又在《拓荒者》一卷二期发表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 判》。

这场“激战”或者“混战”在表面上才平息下来。我说“表面上 平息下来”,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说，由于党中央的于 预，双方停止了论战，

但在筹备“左联”时期，也应该看到“左联”成 立之后，思想作风上的矛盾和斗争还在继续，因为“左”的思想、作 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很快地纠正和克服的，就我自己 来说，到1929年底我还在《沙仑》等杂志上写过很“左”很偏激的文 章。

也还有人写文章说，在当时，只有冯雪峰没有写文章批评过鲁 迅，这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当时雪峰写过一篇《革命与智识阶级》 中，一方面批评了创造社，同时也批评了鲁迅，他说：

(鲁迅)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政治上常 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 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冯雪峰论文集》上册六页)

年少气盛，写文章不讲分寸，欢喜讲一些尖刻的话，这是当时 左翼文艺界的通病，所以后来雪峰对于这篇文章非常后悔，也说过 “荒唐”、“这是犯罪”之类的话的。

对于这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我没有直接参加，一是忙， 在这一段时期内，除了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外，我翻译了不少书， 还在立达学园和劳动大学教书，我还替开明书店编了一本教科书 《物理学》;

更主要的是当时我不是文艺工作者，尽管我也写些小文 章，在文艺界有许多朋友，但是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文艺社团。

当然，不参加论争并不等于中立，无可讳言，由于思想作风上和组 织上的原因，我是站在创造社、太阳社这一边的。

在立三路线统治 时期，我也以“左”为荣，以“左”为正确，谁都喊过“武装保卫苏联” 之类的口号；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朝夕相处，不谈论到这场论争是不可能的。

钱杏邮、冯乃超写的几篇 文章我都看过，还有，钱杏邮不懂日文，他文章中引用的藏原唯人 等人的理论文章，是我翻译后向他提供的。

还有一次，当1928年 冬，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大家对《动摇》、《幻灭》有反 感，钱杏邮就写了一篇《从东京回到武汉》,洪灵菲也要我写一篇批 评文章，我答应了，但是，当我仔细读了茅盾的文章之后，对于他对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我有同感，觉得很难下笔，结果没有 写。

这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时，茅盾的夫人孔德让和我同在一 个小组，经常见面，还不时一起去散传单、写标语，写了文章怕伤感 情。

因此，我说对这场论战我没有直接参加，意思是说我没有写过 争论文章。

十年内乱时期，“四人帮”硬要我承认“从20年代起就 参加了围攻鲁迅的罪恶活动”,则完全是诬陷，因为从张春桥、姚文 元直到他们的干将和小爬虫翻遍了这一段时期的报章、杂志，也还 是找不到一篇我写的“围攻”鲁迅的文章。

关于停止论争，筹组“左联”究竟首先是哪一位负责同志提出 来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超、阳翰笙都说是当时的宣传部 长李富春首先找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提出的。

楚图南还有一个 材料，说是周恩来同志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 (在哈尔滨附近),从任国桢(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当时和楚图南 一起在黑龙江省委工作)那里看到了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 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论争的不满，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 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

恩来同志是和瞿秋白先后回到上海 的。

1964年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过李立三同志，他说：他找鲁 迅谈话和决定停止论争，都是党中央决定的，所以楚图南同志提供 的材料应该是可信的。

我不是文艺工作者，为什么组织上调我参加筹备“左联”的工 作呢?

钱杏邮有一段回忆：

中央宣传部直属的文化委员会是一九二九年秋成立的。 潘汉年是“文委”书记。最初筹备“左联”,只有很少几个人。 “文委”成立后，要加快这项工作，得充实力量。

我曾建议调沈端先(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当 时有些想法：

一、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 人经常与鲁迅打交道。当时在党组织领导下几个主要从事筹 备工作的人大多是原创造社、太阳社的，像乃超和我都与鲁迅 有过文字之争，夏衍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不存在这个问 题，而且他与鲁迅已有点往来。他同太阳社人员很熟，与后期 创造社的几位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太阳社与创造社(主要是从 日本回来的几位)文字上也交过锋，记得第三街道支部还为此 将双方召集在一起开过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彼此思想意识 上都有毛病，互不服气。所以，增进团结问题仍然存在。

党一 再提醒我们首先要搞好党内这些同志的团结。我想，代表创 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 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

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 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同太阳社内的几位同志 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不久夏衍便作为“左联”的主要筹备人之一开始工作了。

(见吴泰昌《艺文轶话》第二九九页)

关于这件事，我也在《忆阿英同志》那篇短文中，有过一段记述：

一种强烈的时代思潮，一个划时代的政治运动，都会引导 或者驱使一批青年人走上新的道路，而当他们走上新路的时 候，也可能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

1929年冬，党中央决定 革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把我从街道支部调出来参加筹备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很惊奇。

我问杏邮 同志，为什么要我这个不曾写过作品的非文艺工作者参加?

他回答说：这是他和洪灵菲商定的，因为你认识各方面的人， 又没有参加过一九二八年的那次论争。

我参加了筹备工作，这是我后来从事文艺工作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