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著《帛书<易传>与孔子易教思想论稿》出版暨目录·序·后记

宋立林著《帛书 <易传> 与孔子易教思想论稿》

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帛书《易传》与孔子易教思想论稿

《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乃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哲学史、中华文明史上产生了深远无比的影响。在易学“三圣”之中，孔子占据特殊地位，开创了儒家义理易学新传统。然而，宋代以降尤其是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影响，怀疑乃至否定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成为一时风潮。所幸地不爱宝，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出土，为重新探讨孔子与易学关系提供了契机。

“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果为何意？帛书《缪和》《昭力》之“子”是否为孔子？“絜静精微，易教也”有何意涵？孔门后学如何接续了孔子的天道观念？如此等等，皆为学术史上争议不断、意味无穷的课题。本书遵循“二重证据法”，在整理笺注《缪和》《昭力》两篇帛书《易传》的基础上，综合利用马王堆帛书《易传》与《论语》《孔子家语》等传世儒家文献，进行相互对读、互证，对易学史上的相关观点进行辨析驳难，力证孔子与易学之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孔门“性与天道”的思想世界，探求孔子“絜静精微”的易教思想，揭橥孔门易教之思想渊源与学术源流，阐明孔门天道观的内在衍变，廓清孔门易学史若干公案，以阐扬孔门易学真精神！

守先待后，与古为新。本书对于今人重新理解孔子之易学、易教，有廓清迷雾，守正开新之用！

序一

立林以其大作《帛书 <易传> 与孔子易教思想研究》示我，并嘱我写几句话，谈谈对其看法，我深感荣幸！

立林作为成长于洙泗之间，崛起齐鲁大地的儒家学人，在整个华人学术界早已声名鹤起。其品行学问，我甚爱之、赏之、景之、仰之。得先睹其大著，我何其幸也！我读之诵之，反复涵咏之，大作中的基本观点及论证我深表赞同。读了立林的大作之后，有点想法，借此机会写出来，以就教于立林和学界友朋。

第一，孔子以前无易教，易教创始于孔子。《汉书·艺文志》称《易》为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三圣者，易之三次革命性变革之三个时代之伟人也。伏羲画八卦建立起的符号系统，文王演卦和作卦爻辞是创立了《易》的文辞系统，孔子作《十翼》，将《易》升华到哲理系统、价值系统、文教系统。《易》在伏羲、文王时代，其工具意义大于价值意义，从严格意义上讲，伏羲易与文王易皆不能称为“教”。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著《春秋》，没有以《春秋》为教，孔子赞《易》，也没有以《易》为教。易之所以不为教，原因在于孔子之前的《易》不是一套价值体系，孔子最大意义在于将《易》由占断吉凶祸福的工具之书转化为德性伦理的书，由听任天地神灵摆布的书转化为人文理性自觉的书。有了孔子，《易》教才能成立，有了孔子，《春秋》教才能成立。如果说《诗》《书》《礼》《乐》是当时流行的教化系统的话，那么《易》《春秋》就是孔子独创的教化法门。这也是《易经》成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重要根据，故我们说孔子易学的出现易学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孔子是大革命家。他对易不仅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易学史一次创造性转换。

第二，孔子易是人文易，孔子易教本质上“人文教”。人文易的本质意涵是人文化成。人文易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作为自我主宰的德性主体具有道德自觉的能力，而不是听命神启或天命鬼神摆布的工具。孔子晚而研易、喜易、好易，甚至“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重在“玩”，占是用来“玩”的，而不是用决定其命运前途乃至个人生死大事的。如果没有良好的德行，连做巫医的资格都没有，对于无德之小人，无德之坏事，“不占而已矣”。孔子玩占与史巫占卜“同途而殊归”，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而目的是不一样的。史巫之占卜是企求神灵现显中得到神示，而孔子玩占目的从玩占的过程中体悟到“德义”，这是孔子人文易与巫史之徒根本的区别。孔子人文易或说孔子易教有三大特征：

首先，突出人的主体性，天服务于人，天道服务于人道，天文是为了成就人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是落脚点。人神之间在孔子那里，神也是为了人，“神道设教”，重点在教，而不是神道。

其次，突出德性优先的原则。重道德，言仁义，是一切儒者的共同特征，孔子的人文易也不例外。孔子将卦与德联系，以观卦论德、以象喻德，既要求内在“继善成性”，又要求外在地“崇德广业”，无处贯注着德性，以德求福成为孔子人文易的特点之一。

复次，孔子人文易或曰人文教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将易古经由“本为卜筮之书”升华为不朽的哲理经典，创制了“易传”系统。使《易》具备了象、数、理、占等四大功能。孔子同样对四个方面都有研习。但在孔子的人文易教的系统中，四大功能之间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理是中心、是灵魂，是主导。理又称道，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才之道构成了孔子人文教的哲理系统和深极研究几之学。“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极深者，深无可深；研几者，探颐索隐，先于未萌而知其几窍也。极深研几之学即哲学。

第三，颜氏之儒与孔子易教。传本《易大传》十篇，自北宋欧阳修起，开始质疑其孔子作的可能性，降至近现代，几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立林教探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反复证明，《易大传》虽非孔了所亲著，但如同《论语》不是孔子所亲编的一样，代表、体现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对这一论断我基本上赞同的。问题是这些易学经典作者不是孔子所亲著，但又长期能冒孔子之名，甚至将其视为孔子的著作，何人可以如此？由是，我大胆推测：《易大传》与颜氏之儒联结的可能性。

《法言·神问》晋人李轨注云：“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颜渊弱冠即十九岁时，与孔子讨论《易》的问题，本人认为这一说法一定有据，应当是可信的。颜子少孔子三十岁，颜子弱冠即孔子四十九岁时，即使孔子五十研易，也早于孔子。颜渊与仲尼言《易》之时，孔子不足五十，既不老，而也不是晚年，而是孔子壮年。仅就《易》言，颜子习《易》、研《易》、精于《易》，颜子可能早于孔子。《北堂书钞》百三十七引《韩诗外传》：“孔子使子贡，为其不来，孔子占之，遇《鼎》。谓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无足而不来。’颜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谓赐必来。’孔子曰：‘何如也？’回对曰：‘乘舟而来矣。’赐果至矣。”如果此条文献可信，足以说明颜子在易学上造诣比孔子早且深。这就回答了《系辞》中，孔子独赞“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由此可以得知，颜子去世孔子为什么有天丧之恸！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壬申》大胆论断“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面对学生对这一问题的质疑，王阳明进一步解释：“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我认为，如果将王阳明这一观点运用于孔门易的传承再恰当不过了。孔子的人文易或说孔子易教由于颜子先于孔子而逝，孔子的人文易或者说孔子易教没有得到正派之传承。所谓孔子传商瞿，商瞿传楚人馯臂子弘，这一系易学传至西汉，立为官学。我们认为，这一传承系统当然存在，但不是孔子即人文易的正派传人，更非孔子易教的正派嫡传。商瞿所传更像前孔子时代的古易，而不似孔子的人文易。当然商瞿不可能得孔子独传，如果商瞿传孔子的人文易，也只是孔门人文易之端，而不是孔子易的全体大用，子夏、子贡或有更多的孔门弟子传承孔子人文易。《易传》尚在，孔子的人文易就长存天地间。在整个汉易谱系中，费直易更接近孔子人文易。孔子数百年后，王弼易学对汉易的革命性变革，让《易》真正回归孔子的人文易传统。王弼之后，周濂溪、王阳明接续孔子易教的道脉。

借立林的大作行将出版之机，谈了几点个人的看法，权作读后感。不当之处，敬请易学界的朋友批评指正。

是为序。

颜炳罡

2024年夏日

序二

宋立林教授师从著名学者杨朝明、郭齐勇教授研习儒学，长期深耕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文献、儒家学术史、儒家哲学等学术领域，长期坚持孔子与儒家文化传播与推广，在儒学的研究与普及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为儒学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在易学方面，立林教授也下了很大工夫，取得丰硕成果。2004年9月我刚刚就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时，立林正在为硕士学位论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的写作做准备。他的导师杨朝明先生很重视，专门带着他找到我，嘱咐我指导一下立林的《易经》学习。我给立林开了一个简要的易学典籍阅读书单，他照此购买刻苦研读，这应该是他易学研习的开端。在他以后儒家早期学术史的研究主业之外，也一直作易学的研究，续有成果问世。我们也一直保持易学的交流和合作。2009年我帛书《易传》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帛书 <要> 篇校释》出版，立林和孙航阅读后，专门发表一篇书评，这是十分感谢的。2011年我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的立项，全面开展对帛书《易传》六篇的训释。正巧，立林对帛书《易传》中的《缪和》《昭力》已作了注释论说，我将其吸收纳入课题成果中。该项目以专著《帛书 <易传> 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顺利结项，立林是作出很大贡献的。该专著后来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学界对包括立林在内我们研究团队水平认可的明证。本书所收录的六篇文章——《孔子“易教”思想研究》《 <论语>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章疏论》《孔门后学对孔子天道观的诠释》《 <孔子家语> 与孔子易教思想》《 <缪和> 注释论说》《 <昭力> 注释论说》，即为立林教授近二十年来易学成果的结集。

本书六篇论文，聚焦于孔子易学以及儒家早期易学，涉及孔子学《易》、与易学有关的孔子的“天道”观、孔子“易教”思想，以及格外珍贵的早期儒家易学文献《缪和》《昭力》的释义，可以说抓住了早期儒家易学的关键。孔子是否学《易》，如何读《易》，关系到《周易》的诠释路径、“易经”的创立、早期儒家易学的传承、义理易学的要旨等易学史上重要问题。可以说，如果对孔子学《易》问题没有深入的考证，就无法对以上问题作出清楚的说明。该书通过对《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的“鲁读”和章旨两问题的考察，指出：孔子研习《周易》当为事实，孔子在五十几岁至六十岁之间曾开始好《易》，在他生命的最后近二十年中深入地研习《易》道。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对此问题展开更细致的考索，可以获得更为具体的发现。孔子对子贡言“吾百占”，举出“周粱山之占”实例，而子贡不知。按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依照古代一般十五岁拜师学习的常情，可以推算孔子在四十六岁时收徒子贡。从四十六岁到孔子“晚年”这段时间，子贡没有见过孔子读过《周易》，没有见过孔子筮占。可推测孔子在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当研读过《周易》，学习应用过筮占。孔子从五十六起至六十岁的五年间，先后适卫、居卫、去卫、过曹、适宋、适郑、适陈、居陈、去陈、复适卫、居卫、适晋未果、返卫、复如陈、居陈，一直不得各国君主任用，可谓碰壁连连。孔子汲汲以求的政治主张始终不得实现，其心情之困惑、苦闷可想而知。政治机遇为何如此难逢，孔子迫切需要解答。筮占之书的《周易》自然又一次进入孔子视野。可以推测，在五十六至六十岁的某一个时刻，孔子又一次拿出尘封许久的《周易》，开始阅读温习，给自己占卦，测算政治命运。在不断阅读过程中，已经定型的儒家义理之“成见”很快引导孔子致思转向一新方向，从而开辟出以德行和仁义为核心的新易学。因此孔子一生学《易》当有两个阶段：早期为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晚期为五十六以后。

在孔子“易教”思想的本质问题上，该书指出：孔子的“易教”与其他五经之教不同。“易教”之“教”除了“教化”之外，也同时含有“宗教”的意味，更确切地说，其中蕴涵着“宗教性”。“易教”之“宗教性”包涵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即“神道设教”的层面，这是针对“下愚”用的，体现了《周易》富有神秘色彩的卜筮之书的功用；另一方面又包涵着针对君子修身的“宗教性”，这又是《周易》作为“性与天道”的哲理之书的功用。此观点发别人之未发，殊为宝贵。孔子明确阐发易学发展有三个阶段或曰三个层次，其中第一阶段或第一层次为巫师的“幽赞”，即巫师筮占时感通神明，暗求神明对人佑助。可见易学自身即具有宗教的质地，作为易学发用的“易教”蕴涵宗教性，也应该是可理解的了。

关于帛书《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文中称为“先生”或“子”)之身份，学者争议较大，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是孔子，主要有邓球柏、郭沂、丁四新、李零等学者。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是孔子，主要有李学勤、廖名春、陈鼓应、朱伯崑、王化平、吕绍纲、蔡卓等学者。立林教授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补充八证，坚持《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是孔子。原先我与立林教授的看法一致，但后来发生变化，赞同第二种看法。正好借此机会简单论说，也与立林教授商榷。我认为从《缪和》《昭力》中传《易》者的言语特点、当时《周易》使用状况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传《易》者当不是孔子。第一，《缪和》《昭力》中，不论是缪和向先生请教《周易》爻辞之义，还是吴孟向先生请教《周易》爻辞涵义，先生首先是推辞、客气一番，申明自己的智慧不够、学问也不行，不敢谈论，要在弟子的再次请求之下，才开始进入正题，进行讲授，明显表现出拘谨客气、拖沓推诿的言语特征。而传《易》者之所以言语拖沓，是由于心里顾虑颇多，表现出底气不足、心虚而不自信的特点。孔子由于对易学有精辟研究，有新的创作、新的发展，因此在对弟子讲授《周易》时，自然是充满自信而直接明快，要言不烦的。因此，从言语特点看，《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当不是孔子。第二，《缪和》《昭力》传《易》者在向缪和、吕昌、吴孟、昭力等弟子传授《周易》言论中，透露出当时《周易》一书使用情况的重要信息：当时的君主已经使用《周易》，进行国家治理。爬梳资料可以发现，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时(直到孔子晚年)，《周易》主要是被卜史之官用于筮占，也有大夫在谈论中引用《周易》以助成其说的，但君主使用《周易》、运用《周易》治国的情况是没有的。可见《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当不是孔子，而应该在孔子之后。因此，关于《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之身份，结合学者所考论，再从言语特点以及《周易》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可推断当不是孔子，而是战国末期儒门中的一位传《易》人物。

本书既涉简帛易学文献之训诂，又有易学思想之阐发，内容丰富，创见迭出，足见立林教授易学研究之广博深入。限于篇幅，仅择其以上三点简说，是为序。

刘彬

2024年4月14日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书院

后 记

正在琢磨如何写这篇后记，忽然收到业师传来的一帧老照片，其中有杨朝明师、王洪军师、修建军师、刘彬师、赵满海师及办公室王淑臣老师、资料室骆明老师，我和政之等若干研究生围坐在老师一旁。这是一张20年前在孔子文化学院资料室研讨的合影。那时正是我们研究生读书期间。如今，好几位老师已经退休，而我们这帮学生也“奔五”了。当时业师杨先生的年龄不过43岁，比我现在的岁数还年轻。看着那时的自己，果然符合“瘦竹”的自号，身材苗条，面容清癯，不似今天这般油腻，不由得感慨岁月不饶人。这张照片引发了我一连串的回忆，当年读书、写论文的情形，一幕幕都在眼前闪过。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写作于我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那个时期。尽管迟至今日才问世，它却是我自己著作中最早最稚嫩的一部分。之所以决意不嫌鄙陋，敝帚自珍，要祸枣灾梨，就是因为它见证了自己满怀梦想、充满激情的学术历程。

2003年我考入母校孔子文化学院，追随杨师朝明先生攻读硕士。当时，杨师正在做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经之教与孔子遗说”，我上一届的师兄刘义峰分配了“书教”，慕东师兄做“乐教”。我同级的陈霞做“诗教”，我则做“易教”。此前，我根本没有接触《周易》，对于易学是一窍不通，一开始不免惶恐。恰好，2004年自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博士毕业的刘彬老师，来到孔院工作。刘老师是林忠军和刘大钧二先生的弟子，专研易学，遂即为我们开设了相关课程。自此开始在刘老师指引下接触易学，我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这一片神奇的学术园地。彼时，简帛研究成为学界热潮，敝院儒家文献研究素成传统，杨师和黄怀信师等都聚焦于传世文献与简帛文献的研究。我们自然深受濡染，跟着老师们爬梳郭店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认字、编联、解读，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先秦儒学思想史。所以，我学位论文的题目虽然是《孔子“易教”思想研究》，但所用文献则涵括了马王堆帛书等出土资料，体现了“文献”与“思想史”兼重的洙泗学风。我刚刚步入学术大门，便有幸经常跟随老师们承办或参加学术会议，领略了前辈师长的学术风采，感受到学术大家的德行高迈，使我从事学术的热情得到极大鼓舞，走学问之路的信念更加坚定。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10月太老师李学勤先生应杨师、黄师之邀，莅临孔院讲学，主题便是考古发现与易学研究。讲座时，整个大会议室满坑满谷全是听众，甚至在李先生讲台的两侧、后方都挤满了人，可谓盛况空前。因为我恰好做易学研究，杨老师便命我和同级师弟崔冠华、师妹李燕二位一起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文稿，后经李先生审定，以《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为题发表在《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现在收入《李学勤文集》19卷中的这篇文章，文末备注还有说明。我的名字居然得附骥尾，真是“与有荣焉”。硕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继续在杨师指导下，整理儒家简帛文献。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马王堆帛书的《缪和》《昭力》两篇的整理与研究，写成《 <缪和> 注释论说》《 <昭力> 注释论说》，后来收入台湾书房出版的《儒家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后来，刘彬老师出版《帛书 <易传> 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又将两篇小文收入其中。该书还获得了山东省社科成果一等奖，这是不期而来的荣誉。

那时敝院有刘彬老师、侯乃峰兄和我三人都做简帛易学的研究。记得在某次学术会议期间和廖名春老师聊天。他说：一个学术机构能集中三人研究简帛易学，实不多见。言谈中充满了期待与鼓励。可惜的是，不久侯兄被杜泽逊先生挖去了山大文学院，而我则成了这个领域的“逃兵”。不过，敝院的易学研究在刘老师的率领下，有了更好更大发展，如今影响已及于海内外。我读博期间的选题是“儒家八派”研究，关注点转移到先秦儒家学术史，加上后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依然聚焦孔门后学，学术重心发生转移，不再专涉易学，自忖可能算是告别了易学这片园地。尽管没有登堂入室，甚或根本尚未入门，但毕竟自己曾经在这片园地徜徉过，欣赏过，所以于我而言总是值得回忆的一段学术经历。所以，将相关易学的文章董理一番，裒为一帙，作为个人易学研究的“暂停键”，就有了回忆、怀念、鞭策的意味。不佞学术生涯起始于二十年前，不管悔不悔少作，总要秉持学术初心，不断向上攀登，不断超越自我，有所进步，有所成长，才能让二十年后的自己，在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不至于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易道广大悉备，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者也。不佞天资不敏，素乏慧根，加之用心不专，兴趣驳杂，二十年来在易学领域蹒跚学步，学术成绩实在乏善可陈。盘点起来，只有在期刊、辑刊发表的寥寥十几篇小文：1.《马王堆帛书 <缪和> 所见孔子易教思想》，《国际炎黄文化》2005年第4期；2.《帛书 <缪和> <昭力> 中子为孔子考》，《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3.《读帛书 <缪和> 札记》，《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此后陆续发表者有：4.《前孔子时代的“易教”传统发微》，《孔孟月刊》第48卷第七、八期（2010年4月）；5.《 <论语·述而> “五十以学易”章考论》，《现代语文》2009年10月上旬刊；6.《孔子“絜静精微”之“易教”观探析》，《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7.《 <缪和> <昭力> 与孔子易教》，《周易研究》2010年第6期；8.《帛书 <要> 篇研究的重要推进——读 <帛书《要》篇校释> 》，《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与孙航合撰）；9.《 <孔子家语> 与孔子易教思想》，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10.《The Chapters of Miaohe and Zhaoli in the Silk Manuscript Zhouyi and Confucius’ Thought on Edification by the Change》,《ZHOUYI STUDIES》7:1 (2011)；11.《孔子易教思想抉微》，《燕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12.《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中国儒学》第8辑。其中头两篇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因为以上多篇论文，实际上拆分于硕士学位论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尽管在发表时进行过各种改写，在文献的运用与观点的论证方面都有了新进展，但毕竟主体部分相同，故为避免重复，只收入《孔子“易教”思想研究》一文，其他不再单独收入。另外两篇：《 <论语>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章疏论》《孔门后学对孔子天道观的诠释》则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后来收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稍有价值，亦收入本书。另外一篇《 <孔子家语> 与孔子易教思想》则未曾收入其他各书，故此番纳入本书。剩下的两篇：《 <缪和> 注释论说》《 <昭力> 注释论说》，系从我与杨老师合作主编的《新出儒家简帛注释论说》中抽出，作为附录纳入本书，作为本人帛书《易传》整理和研究的一份见证。上述论文中也有若干篇是从这两文中延展而成的，同样因为涉嫌重复，故亦不再单独收入。另外，《帛书 <要> 篇研究的重要推进——读 <帛书《要》篇校释> 》，则是我与孙航合作为刘彬老师大作撰写的书评，也作为附录。如此共有七篇小文，集为一册。

最后，我要感谢业师杨朝明先生二十多年来的教诲和照拂，虽然尚达不到老师的期望，但毕竟有了些许进步和成长。我还要感谢颜炳罡老师和刘彬老师欣然赐序。颜老师是我当年的学术偶像之一，而且这几年又成为敝院的特聘教授，有了经常请益、亲近的机会。他是山东周易研究会会长，我则忝列常务理事，能够得到会长、师长赐序，幸何如之！刘老师不仅是我硕士读书期间的老师，后来有幸成为同事。他作为东亚易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易学名家，尤其是易图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能够给小书赐序，自然令我格外欣喜。当然，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师生之间也未必全然尽同，存在分歧乃至争议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感谢老师们开诚布公地提出商榷，我相信会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届时再向老师们请益。

逸民宋立林

2024年12月12日于慢庐

作者简介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文化研究院（洙泗书院）副院长，洙泗经学院院长，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古典文明研究》执行主编，国际儒联理事，山东孔子学会秘书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礼乐文化，现代新儒家。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博士后面上项目，两项山东省社科委托项目，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10余篇，出版《孔子家语译注》《礼德诠解》等20余部。

来源：教化儒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