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9，何兆芳提出要我当总支部的组织部长

1925年，四年级的功课比较紧，而且要准备写毕业论文，所以到图书馆看书和参加校外活动就比较少了。

在1924和1925年， 我记得还译过一本小册子，菊池宽的《戏曲论》,还向上海出版的 《平民》、《洪水》以及在北京出版的《语丝》等杂志投过稿，写的都是 短文。

在《语丝》上发表的《关于“狂言”及其他》和《从死老鼠谈到 日本的路政》,后来我在东京看见过；给《洪水》和《平民》写的，连什 么题目，我自己也完全忘记了。

不久，就在中山先生去世前后，我就接到了东京国民党驻日总 支部特派员何兆芳的来信，说他已经收到海外部秘书许苏魂的来信，要他到户畑来见我，并和在下关、长崎一带的党组织联系，但是 他忙，所以希望我暑假的时候到东京去。

我正忙着做实验和查阅 写毕业论文的资料，所以简单地复了一封信，就没有再联系。

“明 专”是一所很严格的学校，尽管我求学不专心，只求争取七十分，但 在最后一年还是很紧张的。最后一年，除了英语之外，还加了每周 两节德语，其他如电机设计、材料强弱学等等都比较难，非用功不可，幸亏我要求不高，都顺利通过了；

困难的是毕业论文一定要用 英文写，对我说来实在不容易，连抄带写，再请英文老师校阅了一 通，题目是《关于绝缘油》,长六十页，抄了一段史蒂文生的文章《剪 刀和浆糊》作为“代前言”,颇有点自嘲的意思。

给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作序，不免有小题大做之嫌。然 而写序的诱惑，一个作家总是压制不住的，因为那是他辛苦挣 来的报酬。——此时此际，采取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就是当 作书是别人写的，你不过浏览了一遍，适当地插上几句，只有 这样，才是上策。

1980年，阿部幸夫先生揭了我的老底，把这篇毕业论文从“明 专”档案里复印了一份寄给我，说史蒂文生的话是“自虐”,我引用 这几句“前言”是自谦。

并说：“据你的同班同学藤崎静一说，沈君 的英文不错，受到过教授的表扬。”

这当然是客气话，不过我用英文写了这六十页毕业论文，的确是花了不少工夫就是了。论文通过 (当时没有论文答辩),得到了毕业证书和工学士学位，这样，我就 可以向老校长许炳堃交差了。

同时，在这里带便要提一下的是我 在户畑五年，除了学得了日本人的“顽张”作风外，也锻炼了我的体 力。

我在童年得过一场伤寒病，中学时期一直身体很弱，可是经过 了“明专”的规律很严的生活，严格的兵式体操(不论严冬酷暑，每 天清晨一定有十分钟的体操),加上每年一度的秋季长途行军、野 营登山等等，我对爬山有兴趣，我攀登过户畑南面的金比罗山、花 尾山和帆柱山。

1922年，我还和日本同学们一起，到小仓附近的 骑兵营去住过十五天，学会了骑马和伺候军马的一套本领。因此， “明专”毕业之后，我的体质加强了，生活有规律了。我这个瘦弱的 “老来子”能活到八十多岁，恐怕和这一段时期的吃“麦饭”和操练 有关系的。

我在户畑的那一段时期，中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日 本是东方的新兴强国，而中国则正处于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袁 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之后，我在东京的那时候，“支 那人”是很受歧视的，可是我在“明专”五年，从校长、教授到同学， 对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是平等相待，一视同仁的，有几位教授还很 关心我们，假节日邀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作客等等。

所以我们也就 没有抬不起头来的那种屈辱感。我们和日本同学之间可以开玩 笑，给对方取绰号，我没听到过留学生和日本同学吵架的事情。这 也许是北九州人比较厚朴，也可能是创办人安川、山川先生办校的 宗旨是培养“精通技术的君子”的原故吧。“君子”待人以敬，就可 以和平共处了。

我和何兆芳保持着通信联系，他曾告诉我总支部希望我到东 京去工作；这样，就发生了新的矛盾。按官费留学生条例，学校毕 业，就不再给官费了，而到东京去参加总支部的工作，生活费是必须自理的，因此，我必须想办法继续获得官费，其办法，就只有是再 进国立的帝国大学，于是我就向九州帝大报了名。

“明专”毕业，有 工学士学位，进帝大可以不必考试，只要浙江省的留学生监督写一 封“保证书”就可以了，事情居然很顺利，同年4月，我就进了九州 帝大工学部。

帝大比较自由，不住寮，你可以由自己选若干门课， 办了登记，戴上“帝大”的方帽子，去不去上课校方不管，但是为了 对付留学生监督处，我还是搬到博多郊区，在一位渔民家里租了一 间四席半的房间，安顿下来，也到九大工学部去听过几次课。

这里 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但是我已经“心不在焉”,所以和他们没有来 往。我在博多大概只住了三四个月，中间还生过一场病，所以除了 我生病的时候，那位房东老太太对我的殷勤照顾之外，其他的印象 都模糊了。

1925年9月，何兆芳又打电报来催我，于是我就退了 房子，收拾行囊，于10月初到了东京。

我到设在神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支部去报了到，受到了 何兆芳、何恐和王先强的热烈欢迎。当时，一方面还是国共合作时 期，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正在围攻武昌。

但 同时就在这一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廖仲恺，戴季陶 公开发表了反共文章，国共之间、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十分 激烈。

因此，在日本，国民党右派就首先分裂出来，不经国民党中 央海外部的同意，擅自组织了一个伪总支部(因为它的办事处在巢 鸭，所以一般都叫它巢鸭总支部)。

由于内部斗争剧烈，神田总支 部需要充实力量，所以何兆芳才一再催我到东京来帮助他们工作。 我到东京的当天晚上，总支部召开了一次扩大会，到会的有八九个 人，现在记得起来的是：何兆芳、何恐、王先强、黄新英、翟宗文、李 国琛，还有一位女同志，名字记不起来了。

从何兆芳的介绍中知 道，总支部的常委是王先强、黄新英和翟宗文。

何兆芳是中央海外 部的特派员，

何恐(湖北人，最近看到伍修权同志的回忆录，才知道他在武汉加入共青团，何恐是他的入团介绍人)是中共旅日支部的书记，

李国琛(人一)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也是中共党员。

总支 部在神户、长畸有支部，仙台、京都各有一个小组，据黄新英说，属 于神田总支部的党员人数很多，但是经常有联系、发了党证的只有 二百多人，还有不少华侨是过去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时的 支持者，但国共合作后还没有重新登记。

至于巢鸭的“总支部”,有 多少人众说不一，但最多也不过二三十人，而且都是学生，在华侨 社会则可以说完全没有基础。

会上介绍了总的情况之后，何兆芳 提出，为了反对西山会议派，当前最主要的事情是加强组织，首先 要把散处各地的华侨和留学生组织起来，所以他建议要我当总支 部的组织部长，参加常委。

我和在座的人都还是第一次见面，情况 不了解，加上我从来没有做过党务工作，就一再推辞，但是他们好 像已经商量好了，硬要把这个担子加在我身上，理由是我在日本已 经耽了多年，没有语言方面的困难(何兆芳和何恐都不会日语),加 上我已经毕业，没有任何牵挂。

我要求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 定，最后是何恐发言，说我们都还是初次见面，立刻要你担任这个 任务，你有为难之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都是志同道合 的人，有困难可以大家商量，我看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为好。

他态度 很诚恳，而且他是以中共旅日支部负责人的身份讲话的，于是我只 好表示既然如此，让我先试一试，不行再换别人。

这样，王先强把 一份已经填好了的党证交给了我，并约我明天上午再和常委见面， 介绍具体情况。他们已经给我在青年会宿舍准备了房间，作为住 处兼办公室。

散会之后，何恐和何兆芳陪我到了这间收拾得很整 洁的房间，详细地告诉了我许多我还不知道的事情。如“三二O” 的中山舰事件的内幕，以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所谓“整理 党务案”等等。

当然，他们当时对时局还是非常乐观的。他说，中 国三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现在前两个快要被打倒了；不久前冯玉祥在五原出兵，进攻陕西，和我们南北配合，叶挺、张发奎 很快就会进占武汉，所以军事上是有把握的。

海外部部长彭泽民 是左派，他坚决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西山会议派，所以巢鸭的那几 个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何兆芳和何恐都坦白地告诉我中共旅日支 部人数不多，在陆军士官学校、早稻田大学，各有一个小组，我们和 王先强、黄新英、翟宗文都合作得很好，所以你可以放手地工作。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常委们开会，个别交谈，初步知道了 总支部的内部情况，知道东京也有好几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读 书会”,参加的人不少；但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日共领导的，有的 是无党无派的进步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

在总支部直属的国民党 左派，由于两年来时局变化太快，也还有一些人不了解“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怕接触共产党。

至于外地，则主要是华 侨党员的重新登记问题，也就是团结爱国华侨，加强宣传工作，使 他们了解新旧三民主义的差别的问题。

我原来打算在东京住几个 月，初步把组织清理一下，然后到关西、九州去走走，了解一下华侨 社会的情况，可是，时局激变，这个想法的第一步就没有做好，原因 是我到东京之后一个多礼拜，在东京留学生召开纪念双十节和庆 祝北伐军克复武汉的大会上，就因为西山会议派的扰乱会场，而引 起左右两派的一场武斗，结果是日本警察来干涉，还拘捕了几个 人，但第二天就由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马伯援出面向派出所交 涉，都释放了。

这一年的秋季真可以说是一个风云骤变的时刻：

10 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0月23日周恩来、罗亦农在上海举行 了第一次工人起义，紧接着12月初，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攻 克了九江、南昌。

这样，正如何恐所说，三大军阀中的两个已经被 打倒了。加上湖南、湖北发生了农村大革命，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 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凝固了几千年的旧制度，真像很快就要崩溃 了。

在这种大动荡中，发现了两种情况，

一是我们来者不拒地接受了许多新党员(我经手签发新党证的就有二十多人);

二是巢鸭的 西山会议派散布谣言，挑动国共分裂。

我们当时都还年轻，思想有 片面性，总是把有利的形势估计得多，对不利的形势估计得少，例 如西山会议派丑化农民运动，照旧用公妻共产那一套来唬人，我们 只是一笑置之，认为不值一驳；

其实，留学生中的相当一大部分是 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出身，对反动派的这种谣言还是有影响的。 我们都太乐观。不仅我们，连中央海外部给何兆芳的信中，也鼓励 我们乘胜发展党员。

这样，我就负着这个使命，11月中旬到了神 户，并到大阪、京都走了一转。我在神户首先拜访了老同盟会员、 孙中山的财务支持者杨寿彭先生。他是世居日本的爱国华侨，认 识廖仲恺、何香凝，在他会客室里还挂着一幅中山先生写的“天下 为公”的横幅，他向我介绍了关西一带的华侨的情况。

总的说来， 这一带的华侨都是热爱祖国的，希望祖国统一强大的，但是由于文 化程度不高，又不了解国际形势，所以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把蒋介 石、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的“正统”。

杨老先生本人和他的儿子杨 永康，都是真诚地拥护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对时局也很担心，认 为国共两党相争，正是列强和军阀所希望的；因此，他劝我对华侨 多讲讲三大政策的意义，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恐惧，而不忙于发展 党员。

他的话很实际，对我这个“乘兴而来”的人的确是一服清凉 剂，但怎样才能把这些问题向华侨讲清楚，对我说来却是一个很大 的难题。

我根据何兆芳给我的一张名单，分别访问了京都帝大的 几个学生和几位与东京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有联系的留学生，他 们的思想情况就和华侨大不相同了，他们之中有些人比我们还要 乐观，还要左。

一位京都帝大的高年级生以肯定的口吻对我说，打 倒军阀已经不成问题，只要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起来，帝国主义者 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在进步的青年人中产生这种左的思想，是 不难理解的，首先是国际形势的确很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仅站住了，而且开始建设了；

第二是日本的工人运动也正 在蓬勃兴起，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再加上京都帝大有一位河上肇这 样的进步的名教授，在留学生中也有很大影响。

我到日本已经快六年了，几次经过京都，但一直没有游览过这 一风景如画的日本故都。这次到京都，就被在这儿学美术的沈学 诚(沈西苓)留住了，他要我住在他家里，并陪我去游了岚山、琵琶 湖，还一起到奈良去参观了名胜古迹。

他也是参加了当地的“社会 科学研究会”,和日本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有来往，我认识彭康、冯乃 超，是他给我介绍的。他们都是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当时， 就和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有来往。

他们知道我认识 郭沫若，在《洪水》、《创造》上写过文章，就谈得很投机。政治上、文 艺思想上可不必说，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们还没有入 党)。但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他们都是朴质无华、认真做学问的 人，待人平易、谈吐温文，后来“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硬把他们说成 “粗暴、蛮横”的人，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在关西初步了解了一下华侨和留学生的情况，和神户、大阪的 侨领和华侨做了一些思想工作，主要是按照杨寿彭的意见，和他们 谈谈国内外的形势，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实行三大政策之必 要。

这一带的华侨党员不论是富商或者穷人，一般都是很守纪律 的。杨永康给他们介绍了我是东京总支部的组织部长，所以尽管 五六个人开座谈会，也要行礼如仪，开会前一定要读“总理遗 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 等……”

这遗嘱，我当时是背得很流利的，至于思想工作起了多少 影响，这就很难说了，我只对积极要求重新登记的人发了党证，记 得京、阪、神三地共有五十人左右。

接着我就南下到了长崎，凭何兆芳的介绍信，首先拜访了华侨 老党员简竹斌；他是一个中小商人，也是中山先生的忠实崇拜者。

长崎的华侨人数很多，思想情况大致和阪、神一带相似，不过当时 这儿没有什么富商，一般是经营饭馆、杂货铺等小买卖，也有给日 本厂商当工人或职员，所以他们对三大政策比较容易接受，希望祖 国强盛爱国的心，也比较强烈。

简竹斌是广东人，曾一再地说：“只 要国内不打仗了，太平了，我就回老家去。”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 刻，这可以说是大多数华侨的心声。在长崎办完了重新登记的事， 我本来还想顺路回博多去看看，可是临行前接到东京的电报，要我 赶快回去，于是我在12月下旬回到东京。

回到东京，问王先强为什么要我回来，他说这电报是何恐发 的，可能有什么事情要你帮忙。

我就打电话约何恐在晚上见面，随 即向王先强、翟宗文等报告了我在关西和长崎了解到的情况，并把 杨寿彭要我暂时不要发展新党员的意见告诉了他们，大家都表示 同意。

当天晚上，何恐和何兆芳到了我的房间，很秘密地告诉我， 说前几天日本劳动农民党的书记长细迫兼光到总支部来找何兆 芳，说该党的委员长大山郁夫想和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负责人见 见面，目的是了解一下中国当前政治形势。

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日 本话都讲得不好，所以后来用笔谈的方法约定了在本星期内细迫 再来和我们联系，约定和大山见面的时间地点。

何兆芳说，也曾想 过请李人一当翻译，但他是陆军士官学生，恐怕不方便，所以还是 要你回来当翻译了。

大山郁夫是有名的大学教授，政治立场比三 轮壮寿的劳农党更进步一些，不仅在工会方面，在知识界也有很高 的威望，所以何恐和何兆芳都认为这次会见是重要的。

当时我们决定：这件事先取得总支部常委的同意，然后再由何兆芳和细迫兼光约定会见时间。

我记得是在圣诞节的下一天，也就是昭和即位的那一天，何兆芳约定了我和何恐在神田的一家吃茶店(茶室)等候，由细迫来陪我们到御茶水町附近的一间相当漂亮的日本式住宅和大山见面。

当时，劳农党的报纸和宣传标语也都把大山称为“我们的光辉的委 员长”的，可是见了面，他却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学者型的长者。

见 面时由我当翻译作了介绍，何兆芳的身份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 部特派员，何恐和我都是总支部委员。大家寒暄了几句之后，先由 大山提问题，主要由何恐回答。

20年代中叶，日本的新闻事业已 经很发达了，但是对苏联和左派国民党的报道都带着敌对色彩，所 以连大山郁夫这位大学教授出身的政党领袖，对国共关系和两党 的基本差别也知道得不多。

当晚问题提得很多，综合起来大致有 以下几点：

一、国共合作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还是第三国际命 令中国共产党参加的?

二、两党合作有没有明文规定的共同纲领?

三、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产党有没有规定的席位?

四、 国民党和第三国际的关系；

五、最近报纸上经常报道两党之间有矛 盾，有没有分裂的可能?等等。

接着是何恐回答，何兆芳作了一些 补充。

他从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谈起，说明国共合 作的目的是为加强民族民主革命，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 党，而不是两党“合并”。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的宣言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国共合 作的共同纲领；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中共党员，但没有规定的席 位比例。

关于这些问题何恐都讲得简明扼要，显示出他在政治上 比我们老练得多，特别是谈到两党有没有分裂的可能时，他先是回 答说“不会”;

后来大山又问：假如蒋介石破坏共同纲领时，中共将 会采取什么态度时，

何恐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

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会见谈了两个多小时，看来他们 都表示满意。

最后，大山郁夫说，我们劳农党也有一个和日共合作 的问题，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并表示希望今后也 保持这样性质的联系。

事后我们知道，正在大山约我们谈话前后， 日共党内的极左派福本和夫的力量已开始抬头，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日共党员参加了劳农党。

第二天，总支部召开了常委会议，何恐将会见的情况向常委作 了报告，王先强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建议以总支部名义向已经迁移 到武汉的中央海外部作详细的报告。

会议决定我执笔写一份会谈 的报告，派一位横滨的华侨青年送到武汉。

到下一年5月，我 回到上海，遇到经子渊先生，才知道海外部长彭泽民一直留在广 州，没有返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