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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罗斯福派往中国的特使居里致力于化解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怨愤时,另外一个事件却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危机。
在1942年7月25日的会谈中,居里突然提出指控称,宋子文私自扣留了一份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而这份电报的内容,正是表明美国总统完全支持史迪威本人早先对其职务所作出的阐述。
史迪威和居里都早已经读到马歇尔提前发来的总统电报抄本,然而不久之后却发现蒋介石竟然没有收到原件。居里借着这个机会,尽情把宋子文在跟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所犯的许多所谓的“错误”一一加以揭露。
1、罗斯福“失踪”电报事件
这个“失踪的电报”的谜团很快就被宋子文揭开。
根据宋氏在次日回电中报告,罗斯福的确在7月16日给过他一份电报,并嘱其转交蒋介石。但是当宋子文看完电报后,认为其内容极不妥当,因此赶忙警告罗斯福说,电报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罗斯福随即接受宋氏建议取消了电报,并嘱咐宋氏另外送一份电报给蒋介石,其内容就是宋子文在7月23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
在宋子文看来,既然罗斯福已经撤回原来电报,那么他自己在7月2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当然就应该成为今后谈判的新基础。
这个曲折过程显示出马歇尔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军部就是罗斯福原先电报的起草人。电稿完成之后,马歇尔信心十足地认为总统必定会全盘采用,因此他就径行把电稿抄本在7月13日先行发送给了史迪威。
这起事件说明,军部犯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错误。那就是在还没有肯定电稿是否确实已经被总统接纳作为最后定稿之前,就贸然地误导了史迪威和居里,以致他们两人去对宋子文大兴问罪之师。
当史迪威最初看到罗斯福支持他的电报稿本时,他的心情大受鼓舞。当他不久得到的消息是,罗斯福交给了宋子文这一封电报,而宋子文竟敢私自予以扣留时,这个发展更使史迪威感到无比振奋。
正如同他在日记中所写下的:
“那个混蛋的蠢才(宋子文),难道他不知道他会被逮到吗?他应该被叫过来,臭骂一顿,然后被踢出去。想一想,一个像他这样身份的官员,居然敢扣留法兰克(罗斯福)给花生米这么重要的信件。怪不得我的处境像是在狗窝里一样。花生米说不定一直还在沾沾自喜地以为,他的信件让(美国人)不知如何作答呢。”
让史迪威感到特别欣慰的是,“罗斯福的回答是有尊严的,强而有力,毫无保留地,明明白白地支持我。”
可以理解的,史迪威马上催促居里一定要抓住这个把柄,对中国人大张挞伐。他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言:“然后,就可以还我清白了。”
但是史迪威他很快就从马歇尔那里得知(7月26日),原来那封电报根本就没有送出去。史迪威听后的反应是:“除非我们强硬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垮掉。”
史迪威马上警告马歇尔说,如果美国政府把关于租借法案的权力从他手中拿掉的话,那他将会失去一个影响中国局势最有效的途径。因此他强烈要求美国绝对不能让步。
这次罗斯福“失踪”了的电报事件,当然更增加蒋介石和宋子文对史迪威的愤怒,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罗斯福的电报原来是由军部起草的。
这个消息越发让他们相信史迪威肯定参加了起草过程,更何况电报稿的文字并不是想澄清史迪威职权的模糊性,而是在训斥蒋介石。他们对史迪威和军部恼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军部稍后再度推翻了罗斯福和宋子文在7月23日的协议。
2、居里的警告
对居里而言,他不但没有一举击中宋子文要害,反而被军部的粗心大意弄成一个笑柄。他对此当然感到无比懊恼。他原先在和蒋介石讨论史迪威问题时所采取的盛气凌人的气势,以及他毫不迟疑地对宋子文的肆意批评,都是由于他的消息错误所致。
首先,他自动向蒋介石提供(7月29日)内幕消息称,罗斯福早先的电报确实是由军部起草,而且罗斯福本人也没有细读就签了字。居里进一步解释,由于罗斯福是一个大忙人,因此在他答应宋子文去解决史迪威双重身份的矛盾时,中国切不可以指望,美国总统会记得两国政府以前达成的各项协议中的细节。
为此居里预言,一旦罗斯福了解中美两国政府间曾经达成过有关史迪威的协议时,他又会翻悔他和宋子文的协议。因此,居里劝告蒋介石,不要把宋子文的报告当成是罗斯福最终的立场。
在尚未离开美国之前,居里从总统处得到的训令中,有关史迪威的部分包括两点:
“一是支持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士兵的主张,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的态度是,在处理与军事有关的事务上,史迪威是两国沟通、谈判和处理需求(美援)的唯一管道。
二是强调史迪威本人(的重要性),和他(史迪威)与美国陆军及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且让中国人了解,总统极不愿意干涉纯粹属于军事领域内的事务。”
然而在目睹蒋介石对史迪威怨愤的强度之后,居里决定改变策略,以图挽救史迪威在中国的职位。出于这层考虑,居里在7月26日会谈中,开始警告蒋介石,如果把史迪威召回后可能导致的“恶果”。居里警告蒋介石说,如果把史迪威召回美国,肯定会得罪马歇尔,也会延误下一次缅甸战争的时机。他甚至担心史迪威回到美国后,可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更大的杀伤力。他进一步提出,美国很可能物色不到合适人选来取代史迪威。
蒋介石的反应与他历来的态度一致,也就是,他并不反对史迪威同时身负双重任务,但是史迪威必须把这两个任务划分清楚。蒋介石指出,就像他以前和苏联甚至德国军官的关系一样,他们既是他们本国的军事代表人员,又身兼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政治嗅觉高度敏感的居里马上抓住机会,在7月30日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那就是,蒋介石可以先让史迪威到印度去逗留一段时间,让他全心全意去筹备下一次的缅甸战争。居里则承诺在自己回国后,会努力安排召回史迪威。蒋介石随即接受了居里的建议。
3、美国军方的“和稀泥”
居里本人也信守承诺,在回到华盛顿之后,立即展开积极动作推动史迪威召回的事宜。居里回到美国空等了几周,始终看不到罗斯福总统要把史迪威调离中国的迹象,于是决定直接向马歇尔进言。
9月14日,居里致函马歇尔写道:
“冒着不厌其烦而饶舌的风险,我还是要诚恳地请求您考虑更换领导人。我可以肯定现在的安排无法达成任务。您曾经告诉我,除非蒋介石真心对史迪威感到满意,否则您会把他调走。然而在我把您的意思说得清清楚楚,并且自作主张地警告蒋介石,召回史迪威可能产生的心理上的伤害之后,蒋介石依然把他对于史迪威的不满和反感说得淋漓尽致。”
居里决定把话说得比对美国总统更为坦白,因此他说,史迪威的问题是史迪威自已一手造成的,因为“依我冒昧的猜测,他的心理状态根本不容许他和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效而健康的共事关系。”然而马歇尔和史汀生两人依旧相信他们对史迪威亏欠得太多。
只要总统不直接加压力,马歇尔最乐于采取的对策就是把事情拖下去。因为既然居里和蒋介石的协议已经解决了当前的棘手难题,那就无需做其他后续动作了。
因此当居里向马歇尔建议撤换史迪威时,马歇尔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7月29日,罗斯福终于对史迪威的身份和责任,代表美国政府作出了最权威的解释,那就是维持原来史汀生和宋子文所协议的双重身份。罗斯福同时表达个人愿望,希望蒋介石能够接受此种安排,因为美国实在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分担史迪威职权的适当人选。
特别重要的是,罗斯福在引用了宋子文-史汀生1942年1月30日协议的原文之后,接着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说:
“因此,从以上的资料可以推论,在所有与防卫有关的事务上,以及史迪威以美国代表出席任何军事会议时,史迪威都只是对美国政府负责。在其他所有与指挥及参谋业务有关的事务上,他向最高统帅委员长负责。鉴于这个安排自从史迪威将军抵华后一直有效,因此我希望它能够继续让委员长满意。”
由于罗斯福电报所用的文字全部重新改写过,清除了以前军部稿件中一切粗暴语句,因此没有再引起任何麻烦,因为蒋介石本来就不曾反对过史迪威的双重身份。
在蒋介石与居里达成谅解之后,事情顺利进展。在8月3日举行第九次会谈时,蒋介石终于同意史迪威出席参加,这也是史迪威几周以来第一次被准许在蒋介石面前出现,并向他报告缅甸战争计划的具体内容。
至于美国对中国租借法案要求的官方答复,则是迟至9月14日才发出的。罗斯福通知蒋介石,美国只能在运输环境和生产能力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承诺尽快达成目标。但是目前美国只能够承诺继续努力建立它在中国和印度的空军力量,并以“现有的速度”向中国持续运送物资。
10月10日,罗斯福再度向蒋介石提出更具体的承诺:
(1)美国空军第十大队将继续支持中国战区,并将飞机数量增加到265架;(2)美国将继续把飞机拨交给中国空军,但数量暂时未能确定;(3)美国将增加驼峰的飞机数,从现在的64架运输机起算,以后每月增加6架,一直到总数达到100架为止;(4)美国不能派遣地面部队到中国战区,但是可以尽最大努力,协助在印度兰伽基地的练兵计划。
居里离华不久,蒋介石就把他和居里会谈的经过详细向宋子文说明,连居里对宋子文作风的批评也坦诚以告。蒋介石提醒宋氏说,租借法案物资是美国的财产,因此美国人有全权裁决如何运用。他特别叮嘱宋氏不要和美国人喋喋不休地争取援助,而应集中精力争取前线500架飞机和每个月5000吨物资,以维持中国战争的两项最低需要。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转告美国,希望这两个目标可以在3~6个月内达成,同时也转告美国,在这些目标没有完成之前,中国将无法发动对日反攻。
4、“一头热”的滇缅反攻计划
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场失败,固然严重破坏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两人间的合作关系,但是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基本信念,那就是,中国必须发动一场新的缅甸战争,以便重建它与西方盟邦的联系。
事实上,蒋介石在第一次缅甸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着手筹划下一个缅甸战争了。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同意派遣10万名士兵到印度受训。早在5月中旬,宋子文就已经开始敦促蒋介石,尽快拟定收复缅甸仰光的计划,并希望能在1942年底前付诸实行。宋子文更进一步建议,蒋介石应主动催促罗斯福及丘吉尔两位领袖,责成史迪威与卫佛尔尽早提出第二次缅甸战争的作战方案。换句话说,当史迪威仍然在穿越缅甸郊野,企图向印度方向逃生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收复缅甸了。
当然史迪威也想要有第二次缅甸战争。事实上,第一次战争的失败,可能已在他心中产生要打第二次战争的强烈个人愿望。
1942年7月10日,史迪威拟好计划书,并在7月19日呈交蒋介石。
史迪威的计划包括三个要点:
(1)它指望美国军部能够提出承诺,开战后6个月里,每个月运送3万吨物资进入仰光,以稳住局面,使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物资得以源源不绝且益加充裕;
(2)为达成此目的,英国必须提供充足的海军力量控制孟加拉湾,由仰光登陆攻入缅甸南部,而在印度的英军也同时从西部向曼德勒进攻;
(3)中国提供20个师的兵力从缅甸东部向曼德勒进攻。计划也要求英美两国提供强大空中支持。
简言之,史迪威的作战设想是东、西、南三路同时进攻,海陆空军协同作战,收复仰光,切断日军后援。计划要求英国在收复仰光之前占领安达曼群岛。
蒋介石与居里就缅甸战争达成原则性协议之后,终于准许史迪威出席8月3日的会谈并报告战争计划的细节。在会谈中,史迪威发誓定要收复缅甸,蒋介石也重申这是同盟国唯一可以洗刷战败耻辱的机会。会谈结束时,合作的精神似乎又重新恢复。
和中国的“一头热”对比,美国表现冷淡,其原因是缅甸地区在美国全球化宏观战略中所占地位很低。故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一直要等到8月25日才首度探讨缅甸收复的问题。
更有甚者,他们有此行动并不是出自军部主动,而是因为美国总统征询他们对缅甸的意见和提出建议,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响应。难怪当马歇尔将军向其他参谋长们征询意见时,只有李海海军上将一人说了一些空泛的话,其内容是转述了一位中国驻华盛顿代表最近向他保证,假如英美两国都能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缅甸路应该容易打通。李海将军个人的意见则是,英美两国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继续抗战,因为这样符合英美利益。其他参谋长或是说得更少,或是根本无话可说。他们的被动心态由此表露无遗。
事实上,美国军部此时完全无法肯定,美国本身及英国对第二次缅甸战争将会作出何种承诺。
9月1日,马歇尔告诉史迪威说:
“我不知道英国人此时是否能够从印度动员足够的军队。你在这方面的讯息比我的更可靠。”
又说:“鉴于当前海运的形势,美国能够提供的仅是空军而已,至于陆军则似不可能。”正因为这些理由,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拖到9月中旬,才初步着手第二次缅甸作战的思考。
果不其然,英国人有自己的想法。9月18日,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在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上提议把缅甸问题列为议题时,英国的迪尔(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团长)元帅当即宣称,英国东南亚战区司令卫佛尔将军正在草拟他自己的缅甸计划,其最终目的,只是要在1942年底或是1943年初,占领仰光西部的阿恰布港。迪尔元帅同时警告美国人,千万不可将卫佛尔的计划向中国人透露。
他又强调,计划中的第二次缅甸战争和美国构想中的太平洋作战密切关联,目的在分散日军兵力。换句话说,即使英美参谋人员还没有开始共同拟订第二次缅甸作战计划之前,迪尔元帅已经强调,下一次缅甸战争作战的时机,必须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几乎完全不提中国急迫需要从缅甸运送更多的物资进入中国。
5、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缓和
英美两国军事领袖们对第二次缅甸作战计划的这种冷漠和慢条斯理的态度,当然令史迪威感到极为沮丧。
史迪威怨气冲天地告诉马歇尔说,根据他的观察:
英国人只把目光摆在中东和日本对印度没有当前的威胁的这个问题上,他们其实并不真正关心缅甸。卫佛尔对于缅旬攻势只不过是泛泛而谈,但是没有具体的部队和日期…英国人并不特别愿意从海上进攻仰光,即使这是最好的办法。卫佛尔不愿意参加一个联合作战来收复缅甸。事实摆得很明显,到此时为止,只有中国政府承诺提供21个师的兵力参加计划中的所谓联合作战,而史迪威也承认蒋介石的承诺出自诚心诚意。
美国军部对于第二次缅甸战争的悠闲懒散态度,不久也引起了居里的警觉。
当他察觉到军部的收复缅甸作战计划,似乎完全依赖英国和中国地面部队再加上美国空军时,急忙写信告诉马歇尔(9月23日)说:“委员长和史迪威将军两个人都强烈地相信,只有美国地面部队(参战)才能激发英国人。”
居里同时还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军部甚至也没有拟出任何以物资去补给中国远征军的具体计划。军部只是轻描淡写地通知中国政府说,中国军队将会从目前囤积在印度的租借法案物资中得到适当的装备,但是不肯作出明确的承诺数字。
史迪威原先自以为聪明,把蒋介石、美国军部和英国拉进一个共同作战计划,但首先就遭到华盛顿上司们迎头泼来一盆冷水,这实在是他未曾意料到的发展。
居里也感受到同样压力,不得不主动作出努力,以避免第二次缅甸战争计划胎死腹中。虽然他明明知道,史迪威的本意是以美国派遣陆军参战去鼓动英国参战,但他现在却被迫改为向马歇尔建议,先把精力放在怂恿中国参战和美国空军参战的工作上。至于有关“美国部队的最后运用”一事,则拖到以后再谈。
换句话说,至少在目前,居里替马歇尔想出了一个妙计,那就是分散中国人的注意力,不要把中国参战和英美两国参战的承诺连接在一起。
此时,史迪威自己对于第二次缅甸战争的构想也逐渐具体化。
到1942年10月上旬,英美两国的具体作战计划都还没有成形。虽然史迪威非常希望能够按照他和蒋介石达成的共识进行,但是英国人却希望史迪威能够把美国空军第十大队(除了援助中国的部分之外)的指挥权交给英国人行使,以便进行他们自己的作战计划。
英国人更进一步要求,凡是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应该一律交由英国人指挥,并且英国人应该有全权决定是否邀请中国军队参加缅甸战争。
可以想象的,这个计划马上引起美国参谋人员的焦虑。
原因是:
(1)他们担心英国人的计划会妨碍美国想利用缅甸通道增加对中国运送物资的打算;(2)他们认为应该至少赋予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的一部分任务,并且至少也应该向中国政府透露英国计划的一小部分;(3)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从中国撤走空军第十大队一部分飞机,而把它们转交给英国人用在他们自己的缅甸战争的话,会引起蒋介石强烈的反对。
因此,美国军部指示史迪威就近和卫佛尔商量解决这些分歧。
经过艰苦的谈判后,一直要等到11月3日,史迪威才能够通知蒋介石说,他终于和卫佛尔达成了共识。共识的要点是:战争必须至1943年3月1日才能开启;英国-缅甸-印度将出兵7个师,中国将以在云南及在印度的两支部队同时参加战斗。虽然海军在孟加拉海湾的作战,还需要等待英国最后决定是否付诸实行,但是史迪威向蒋介石保证,英国在印度洋有大量海军力量,因此海上攻击行动势在必行。
尽管英美军方的这个首次“共识”,已经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提出第二次缅甸战争计划约四个月之后才终于达成,而且具体实施的日期还要再往后推延四个月,但是蒋介石对英美两国终于表态同意参加缅甸战争,仍然表示欢迎,并且出乎史迪威意料,他主动提出要帮助史迪威展开工作,包括授予史迪威对于中国在印度及云南部队的全部指挥掌控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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