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坚决北伐，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伤1.7万

1927年，中国大地，四分五裂。

一个字来形容：乱。

首先是国内战争乱

这一年初，正是国共合作的高潮期，北伐军势如破竹，占领南京、上海、浙江，但以张作霖、孙传芳为首的旧军阀实力依然强劲，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北伐形势并不十分明朗。

其次是国民党内乱

眼看旧军阀即将扫荡，新秩序即将建立，蒋介石突然发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屠杀之血腥，震惊中外。

很快，蒋介石称武汉国民政府已被共产党控制，宣布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蒋介石公开另立政府，属于严重的分裂行为，武汉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当然绝不允许，立刻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予以通缉，武汉和南京公开分裂对峙，史称“宁汉分裂”。

军阀大敌当前，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兄弟阋墙，武汉方面和南京方面，眼看就要火并一场。

还好在各方斡旋下，武汉和南京虽然剑拔弩张，却始终未开战。

再次是国共两党乱

此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仍不对付，双方各自为战，继续出兵北伐。

但双方还有一个共识，将枪口对准同一个敌人——中国共产党。

7月15日，汪精卫紧步蒋介石后尘，宣布“分共”，大肆清洗共产党势力，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流血！流血！流血！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汪蒋角力，蒋介石被迫下野

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蒋介石却和汪精卫达成“谅解”，汪精卫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双方宣布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即南京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合流”。

然而，汪蒋终归是同床异梦，明争暗斗。很快，汪精卫联合其他派系一番运作，迫使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乃一代奸雄，何等野心，绝不服输，国内党内矛盾重重，他便转向寻求外援。

蒋介石的求助目标是一头真正的饿狼——日本。

东渡扶桑，蒋介石求娶宋美龄

1927年9月，蒋介石前往日本。

此行有两大目标，一是求娶宋美龄，二是寻求日本支持。

这个时候，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已死，蒋宋二人的终身大事必须征得宋母倪桂珍的同意，而倪桂珍一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蒋介石此人一向口碑不佳——他私生活混乱，追求宋美龄期间，仍有合法妻妾，而另一位大人物——孙中山的遗孀、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也不赞同。

但在蒋介石的死缠烂打下，加上宋蔼龄的怂恿，蒋介石终于还是求得美龄归，而他付出的代价主要有两个，一是服从倪桂珍、宋美龄的要求，终身皈依基督教；二是刊发声明，与原配发妻毛福梅离婚，与陈洁如、姚冶诚脱离关系。

东京密会，蒋介石谋求日本支持

在日本期间，蒋介石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密会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日本军政首脑。

当时国内北伐的主要阻碍是张作霖，张作霖背后有日本支持，如果日本坚定支持张作霖，北伐将遇到极大阻力，势必要付出重大牺牲，而如果日本转而支持蒋介石，非但有助于蒋介石重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还可以助力其完成国内统一大业。

蒋介石的算盘很精明，可日本人不傻，甚至比蒋介石更有野心。

此时的日本已经制定征服中国的大战略，田中义一不久前刚向日本天皇上奏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_那；欲征服支_那，必先征服满蒙”，他绝不可能允许中国国内统一，给日本的侵华阴谋制造障碍。

田中义一试图说服蒋介石，将重点放在反共，而非北伐上，他说：

“窃以为北伐军不应急于北上，当务之急乃解决赤党（共产党），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控制南方，否则赤党重新崛起，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一旦赤党崛起，并在中国蔓延，将会有碍日本在华利益，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倾向，进而危及我大日本之国体！”

蒋介石虽以共产党为敌，对田中义一这番说辞却不以为然。共产党对我国民党造成威胁也就罢了，怎能还能危及你日本国体？你们不过是担心北伐威胁你们在东北地区的既得利益吧！

此时的蒋介石以完成统一为己任，绝不可能放弃北伐，他坚称：

“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日本不可再以腐败军阀（意指张作霖）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支持对象。”

从国家而言，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是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代言人；从私人而言，田中义一与张作霖渊源极深，田中义一曾救过张作霖的命，两人私交甚笃，田中义一甚至称“张作霖如我弟弟”，当然不会改变立场支持蒋介石。

这次秘密会见不欢而散，蒋介石未能如愿以偿博取到日本支持。

东山再起，蒋介石二次北伐

此次东渡日本，虽求取日本支持失败，却迎娶了宋美龄，蒋介石借此转而寻求英美两国支持，英美也看好蒋介石的实力，为抑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发展，便重点扶持蒋介石。

汪精卫虽然把蒋介石赶下台，但他的能力差的太远，根本Hold不住局面，很快也跟着下野，并于1927年底宣布退出政坛，前往法国，国民党陷入缺少领袖的局面。

得到强大外援的蒋介石很快东山再起，1928年1月复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

4月，蒋介石发布《告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在徐州誓师北伐：

誓竭全力，册励军心，会师前线，重申北伐，拥护中央，以固根本，震慑纷乱，以苏民生。

国共合作破裂后，各自为战的北伐军终于有了新的统一领导，北伐战火重燃，史称“二次北伐”。

此时此刻，蒋介石的目标是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他是团结、进步、统一力量的代表。

求援日本，张宗昌引狼入室

4月9日，各路北伐军发起全线总攻。

北伐军的第一个目标是盘踞在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

二次北伐如同北伐一样，北伐军进入山东后，一路攻城略地，势不可挡。

张宗昌十分惊恐，赶紧派人向驻扎青岛的日军求援。

田中义一坚持强硬外交，此前曾为保护日本在华利益，寻找各种借口向山东增兵。

1927年5月28日北伐期间，因出现北伐军殴打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官员现象，日本借口保护在华侨民，出兵4000人，占领了济南，后来虽然撤兵，却视济南为战略要地，时刻关注。

此次北伐军进占济南前的4月19日，日本又故技重施，田中义一以保护其在山东的侨民，再度派出第六师团5000士兵在青岛登陆，随时准备发动军事行动。

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正愁没有借口进入济南，张宗昌却送上门来让他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帮忙，但要求将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要地全部交给日军负责“防守”。

张宗昌是出了名的“狗肉将军”，哪知日军的心思，狗急跳墙之下，全部答应了日军要求。

福田彦助就这样被“引狼入室”，率兵堂而皇之进入济南。

北伐军迅速迫近济南，张宗昌向日军求助，没想到福田彦助却当场食言，宣称：

“日军只管驻地防御，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发两国外交争端。”

张宗昌无计可施，仓皇逃跑，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

擦枪走火，蒋介石步步退让

5月2日，蒋介石进入济南城。

蒋介石在城内视察军情，发现日军在城内到处布兵设防，还四处散发传单，声称为保护日本在济侨民安全，中国军民不得靠近日军驻地区域，否则一律枪杀。

蒋介石是一个坚决的爱国者，对日军的蛮横十分愤怒，他派人把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请来总司令部谈判，当面提出要求日军撤除在济南城内的一切防御工事，而日军也确实很听话，当晚便撤去铁丝网、沙袋等军事设施，一些日本侨民也陆续回到住处。

日军的配合，形势趋于缓和，让蒋介石感到满意，同时也放松了警惕。

但蒋介石也知道，日军在济南城内驻扎4000多人，谁也难以保证双方不会擦枪走火，引发冲突，最好的局面还是让日军撤除济南，因此他决定隐忍，派人与日军秘密联络，表示愿意承担日军此次出兵济南的军费，条件是驻济日军撤回青岛。

蒋介石当然知道日本人此次出兵济南的目的，不是什么保护侨民，而是要阻止自己北伐，但他不想与日军公开发生军事冲突，毕竟当前首要目标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如果北伐军贸然和日军开战，张作霖必定和日军夹攻，届时北伐军腹背受敌，北伐事业很可能功亏一篑。

我们很难苛责蒋介石的选择，毕竟在当时形势下，换做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经外交斡旋，直接做出和日军开战的决定——至少无论是谁，都不能主动挑起中日双方的军事冲突。

但形势不饶人，济南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5月3日清晨，济南城内熙熙攘攘，一片太平景象。

就在这片太平景象下，大变猝发。

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被日军射杀——事后查明，该士兵无枪械，无危险举动，日军无开枪事由；

上午10时，北伐军某部奉命移防，途经日军防区，遭遇日军突然开枪攻击；

与此同时，日军直接攻击北伐军第40军第3师第7团下属两个营，北伐军被迫反击；

日军蓄意挑战，北伐军奋起反击，双方激烈交战，各有损失，但北伐军损失更重。

蒋介石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为避免两国全面开战，蒋介石传令停止还击，随后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黄郛曾在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振武学校，跟蒋介石是同校同学，两人曾结拜为兄弟，他在北洋年间曾任外交总长等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1928年初，黄郛在蒋介石推荐下出任外交部长，刚一上任，他就秉承蒋介石之意，对发表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废除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不平条约等对外交往“六大原则”，颇有爱国独立之气。

黄郛来到日营，要见福田彦助，但福田根本不出面，他只见到日军参谋长黑田。

黑田接见了黄郛，却闭口不提日军责任，蛮横要求北伐军停火，退出日军警戒区。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黄郛无计可施，只得回来后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尽量避免冲突升级。

蒋介石不断退让，日军却得寸进尺，以武力迫使部分商埠区的北伐军缴械，甚至直接派兵占领了外交部长办公处，黄郛及其卫队也被日军缴械，不得不跑去北伐军总部办公。

蒋介石始终坚定一心求和，把目标放在北伐上，他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眼下的屈辱是为了换取北伐的成功和国内的统一，因此仍寄希望于外交交涉。

外交交涉，日军步步紧逼

但蒋介石低估了日军的野心，也低估了他们的无耻。

就在双方停火交涉时，两个日本士兵被北伐军流弹击中身亡，日军立刻向北伐军驻地大举进攻。

当天深夜，日军包围山东省交涉公署，不由分说便绑了公署的工作人员，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军据理力争，提出与日本领事馆交涉，也被日军捆绑起来，勒令其下跪道歉。

蔡公时忍无可忍，破口大骂，怒斥日军野蛮行径，日军恼羞成怒，残忍地割掉蔡公时的耳朵、鼻子和舌头，其他外交官员也争相痛骂日军，残暴的日军竟将蔡公时在内的18名外交人员全部枪杀！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日军在我中华大地公然横行，挑起战事，杀戮军民，甚至违反国际法，残杀我国外交人员，其罪恶行径人神共愤！

但蒋介石仍严令拒不还击，还派外交部长黄郛前去交涉，而日军方面却并不下令停火。

蒋介石的步步退让，显然只能让日军气焰更加嚣张，更不把这个所谓“外交部长”放在眼里，黄郛到了日军司令部，日军拿给他一份所谓“调查报告”让他签字。

黄郛一看，报告里只讲中国军队枪杀了一位日本军曹，对日军枪杀中国外交官一事只字未提，便拒绝签字，但在日军黑洞洞的枪口之下，黄郛不得已签字了一个“阅”字后，才得以返回。

蒋介石仍不放弃外交斡旋，先后派出多名外交官前去谈判，却都吃了闭门羹，他又让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军停火并立刻撤退。

蒋介石这些所谓“努力”不过是自欺欺人，聊以自慰的手段，他很明白日军的一些行动都出自日本政府的授权，甚至是出自田中义一的谋划，此时向田中提出抗议无异于“与虎谋皮”。

果然，田中义一公然颠倒黑白，对外宣称日军在济南的行动是对中国军队的还击，是为了对中国军队挑战的惩处，并决定从国内派陆军第三师团迅速开往山东，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作出准备。

此时傻子都知道日军的真实意图，他们既不向中国军队宣战，也不与中国政府谈判，无非是想借机将中国军队牵制在济南动弹不得，无力继续北伐，从而解除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威胁。

五三惨案，济南百姓惨遭杀戮

蒋介石陷入了真正的两难境地。

自从政从军以来，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困境。面对日军步步紧逼，到底如何抉择？

战，一旦张作霖和日军联手，北伐军毫无胜算；

和，日军或坚持不许，或签订城下之盟，北伐大业均将受阻。

蒋介石思考了3天，也纠结了3天。

5月7日，蒋介石决定忍辱负重，不理会日本纠缠，率主力撤出济南，继续北伐，只留下几千人的卫戍部队，继续与日军对峙。

蒋介石出城后，才派人送给福田一封信，称：

“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

从这封书信内容看，蒋介石的意图是把精力放在北伐和统一上，不与日军纠缠，但并非很多人想象那样是放弃济南，因为他仍留下数千部队，济南也并未被日军占领。

蒋介石这招“釜底抽薪”让日军阻止其北伐的阴谋破产，日军十分恼火，福田彦助跳脚道：

“糟了！北伐军继续北上，以后的事更难办了！”

福田不甘失败，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中国军队阵前缴械、撤出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里外、严禁中国一切反日宣传”等事项，并要求“12小时以内答复”。

这个所谓“最后通牒”，简直无理之极，遭到北伐军将领激烈抵制，但蒋介石仍然坚持“小不忍而乱大谋”那一套，除“中国军队阵前缴械”条，准备全部接受其他条款。

但蒋介石想不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日军是头喂不饱的饿狼，他们存心挑衅，压根没有西方的“契约精神”，也不讲国际法，所谓“最后通牒”根本就是一纸空文，随时可以撕毁。

5月8日，日军赶走蒋介石派去的使者，悍然向济南城内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济南驻军在卫戍副司令苏宗辙指挥下，与日军展开奋战，连续激战三昼夜，仍然坚守不退。

5月10日，李延年等人接到蒋介石密电，撤出济南，济南全城落入日军手中。

如果说此前的退让只是“忍辱负重”，这次全军撤退，就是名副其实的放弃了。

蒋介石以为自己“忍辱负重”，选择撤退，中日双方自然停火，但日军显然不能满足这一点点“战果”，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于5月11日在济南城内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屠杀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疯狂的日军见人就开枪射杀，见到女人不是当众强奸，就是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整个济南城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据统计，在这场屠杀中，济南死伤军民1.7万有余，史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北伐奏凯，中日终有一战

与此同时，日军阻止北伐的阴谋破产，蒋介石统领的北伐节节胜利。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济南城内的步步退让，无辜死伤的1.7万军民，成为蒋介石毕生最大的屈辱，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

“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由于早年留日经历，蒋介石以往外交政策是亲日——至少是高度重视日本的，但济南惨案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认识到日本才是中国最面目可憎的头号敌人，完全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中国国内反日情绪也进一步高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日必将有全面一战。”

究竟该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前后的表现，欢迎读者们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