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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开国中将王诤来到了305医院,奔着周总理的病房而去。
此时的周总理已经病入膏肓,但看到王诤后,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
周总理在305居住过的病床
王诤赶紧迎上去,从兜里掏出了几张背面写着字的照片。周总理打起精神,一张张地看着,苍白的脸因激动和高兴多了几分红润。
“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周总理的眼中有泪花闪烁。“三年了,终于见到了!我们要开庆祝大会,要盛大!12月26日,给毛主席生日献礼!”
看着激动的周总理,王诤百感交集。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刻也不敢放松,就为了兑现诺言。现在,他可以说一声幸不辱命了。
周总理还在看那几张照片,枯瘦的手从黑色字迹上抚过。
他知道,短短的几行字,凝聚着王诤的心血,也定格了他和王诤四十多年的革命情谊……
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双子星”
王诤,江苏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的学生,21岁时加入红军。
当时,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奈何一没钱,二没人,相关工作一直止步不前。
中央和苏区的联系,都是靠香港电台来维持的。红军队伍中,连个像样儿的电台都没有,只有一台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仅剩收报机的电台,充其量只能算“半部”。
红军缴获的“半部电台”
总之一句话,天崩开局。
1931年,党中央下定决心要搞好无线电通信,就派了周总理领导这项工作。
之前,周总理曾参与过上海无线电台的建设,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的科长李强,就是周总理一手带出来的。可以说,周总理是搞无线电的专家。
有了领头人,事情就好办多了。刚好,队伍里不就有个现成的专业人士吗?
于是,王诤被毛主席和朱德亲自点名,成为了第一任无线电队队长和总队长,开启了和周总理共事45年的传奇序幕。
王诤
一开始在周总理手下工作的时候,王诤有点放不开。但他很快就发现,周总理对无线电的了解不比他这个专业的差。
而且,周总理的性格温和谦逊,啥事儿都一副好商量的样子,这让王诤的胆子大了起来。
在周总理面前,王诤不仅会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想法,还会向周总理请教一些专业问题。
两人成天待在一起钻研无线电技术,从队伍的组建聊到无线电通讯密码的创建,再到电台维修,一聊就是大半天。
在这种平等专业的交流中,王诤对周总理的钦佩与日俱增。
1931年2月初,第一期无线电训练正式开班授课。授课的老师除了王诤,还有周总理从白区重金挖来的无线电专业人士。
有了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红军的无线电队伍终于不是草台班子了。但紧接着,又一个问题来了:没设备,怎么办?
国民党在无线电设备这一块卡得很死,再加上物资封锁,电池、发电机、零散的配件,甚至是纸,都很难弄到。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周总理鼓励王诤自给自足,王诤就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制作电台维修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
王诤(左)
后来,这些发电机在红军反“围剿”斗争中多次破获敌人的机密情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是周总理和王诤联手打的第一场大胜仗。
这时候,他们对彼此的能力都有了清晰的认知,王诤感叹于周总理的博学多才,周总理欣赏王诤出众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工作态度。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渐壮大。到了长征时期,红军已经有了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报务、机务人员达200余人。
红军无线电队部分成员合影
队伍壮大,要操心的就多了。长征时,王诤无数次看到周总理伏案通宵的身影。他盯着通信人员与各军团联络,然后是搜集情况、开会研究、亲自起草电文,再等待电报发出。
为了发报和收报,周总理常常等到深夜,坐在椅子上都能睡着。
有一次,前线发来一封电报,值班参谋看到周总理睡熟了就没叫醒他。
结果,周总理醒来后大发雷霆,训斥道:“绝不能因为我周恩来一个人的休息影响军机大事,你们这样做,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王诤的印象里,周总理一直是一个温和内敛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周总理发火时说的话,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几句话都鞭笞着王诤,让他保持对工作的负责、敬畏。
从这之后,王诤工作更加努力了。长征途中,他把自己的马让给通信器材,自己则咬着牙,跟着队伍强行军。
如果有报务员生病了,他就自己扛着器材,让患者骑马,真真正正地把通信事业,当成了他的“亲儿子。”
1935年12月,红军因张国焘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和红二、红六军团联系,成为了中央的头等大事。
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儿,周总理谁都信不过,点名让王诤来。
王诤知道此事事关重大,一天24小时都在上机,一刻不停地收听、捕捉信号。
半个月后,王诤终于和两个军团的电台政委取得了联系。失联多日的红二、红六军团,总算是和中央接上头了。
经此一事,周总理更加看重王诤,他们之间的配合也越加默契,周总理手指的地方,就是王诤前进的方向。
在周总理的指挥下,王诤带着尚且稚嫩的无线电队伍狂突猛进,凯歌高奏,在蒋管区、日占区、桂系军阀、山东军阀这些敌人的地盘里,建立了隐蔽电台,把触角伸到了敌人老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忙于统战工作,通信这一块儿都交给了王诤。不过,周总理也不是完全放手,他依然心系无线电事业的发展。
王诤只要有什么需求,周总理都会想方设法地实现。他每次回到延安,都要见王诤一面,听王诤汇报工作。
王诤筹措通讯器材时,周总理大力支持,发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长江局的关系,为王诤充盈器材库。
如果说,之前的周总理和王诤是并肩作战,那么这时候,他们就是一方扶持,一方成长的关系。
左起依次为:王诤、李克农、廖承志、杨尚昆
周总理是王诤的后盾,王诤则肩负着周总理发展无线电通信的期望。他们相互信任,既是生活中的朋友,又是事业上的知己。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党的无线电通信发展,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
这个时期,王诤创造性地提出了“前轻后重”的模式,即前方指挥部和各野战军用可移动的小电台,大后方的委员会们用固定的通信基地。
用“稳定”托起“移动”,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通讯的畅通。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这个模式赞叹不已,周总理还在此基础上总结了“32字方针”,即: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化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
这“32字方针”被王诤视为金科玉律,一丝不苟地执行。
有了周总理把控大方向,再加上王诤的专业认真,我军的通信始终保持流畅。
首长们在作战室里发出一封封电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处不在的情报人员通过电报和密语织成一张张密集的情报大网,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输送机密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子对抗大战,我军大获全胜。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诤任军委通信部长,周总理任军委副主席。
和之前一样,王诤有个什么想法都会跟周总理说,而周总理呢,出于对老朋友、老战友的信任,二话不说就批准。
因为他知道,王诤的想法,都是利国利民的。
这不,平静日子还没过多久,王诤的事业心又萌芽了。他打算在全国建立“一公二专”三个通信网。一公,即国家公用电信网,二专,即军队通信网和铁道通信网。
这个项目一看就难搞,但周总理明白,搞好了,那就是功在千秋的好事。他大手一挥:准了,好好搞!
于是,王诤就乐滋滋地投入了新的工作。
1957年,王诤进入国防部,依旧在周总理手下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迎来了工作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重达千钧的承诺
1973年,已经是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的王诤接到周总理的通知,匆匆赶到中南海西花厅。
周总理见到老友,也不卖关子,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既要管全国的电子工业,又要抓全军的电子对抗,本来我也不忍心再给你压担子了,但是这件事情,非你莫属。”
周总理的这番话,让王诤想起了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周总理也是坚定地选择让他上机。这份信任,如今依然没变。
王诤有些感动。他默默地发誓,不管周总理让他做什么,他一定要做好,不计代价!
这样想着,王诤就看见周总理掏出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送给周总理的,照片上的东西叫卫星通信地球站。
“我们的人造卫星过几年就能上天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地球站,卫星就只能吊在半空中,不能使用。”周总理语气沉重地说。
王诤正襟危坐,明白了此事的重要性。
周总理试探着问王诤:“三年之内,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地球站造出来?”
能啊!必须能啊!不能也得能!当年那么难,我们都走过来了,现在算个啥?不就是地球站吗?等着瞧好吧!
王诤挺起胸膛,中气十足地表示,三年之内,他一定拿出自制的卫星地球站。为了表达决心,他还当场立下了“军令状。”
周总理非常高兴,留王诤吃了一顿饭,两人把酒言欢。
从西花厅回去后,王诤就投入了紧张的研发工作中。他在无线电通信这一块儿很厉害,是得到了毛主席夸奖的,毛主席还叫他“无线电通信的‘祖师爷’”。
可是,“祖师爷”再厉害,也没搞过卫星通信啊,这属实有点超纲了!
超纲了,那就学,学习不可耻。于是,王诤在江苏考察期间,跑遍了所有大大小小的电子企业和研究所,看能不能学到点啥。
到了晚上,他就向专家请教技术问题,再自个儿钻研到半夜。
许多年前,王诤见过通宵工作的周总理,现在,他也成为了这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只能说不愧是周总理教出来的人。
王诤的忘我工作,让秘书急得团团转。此时的王诤已经65岁高龄,每天都熬夜,身体实在吃不消。他的秘书劝他好好休息,但他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
倔强的小老头在灯光下研究着各种复杂的理论,心中憋着一口气。他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几十年,从未让周总理失望过,这一次,他也一定要赢。
不仅仅为了那份承诺,也为了那份并肩作战的情谊,为了那份珍贵的信任。
1975年12月,国产卫星通信地球站终于试制成功。熬干了心血的王诤甚至来不及好好休息,就揣着几张珍贵的照片,敲开了周总理病房的门。
此时的周总理,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连躺着都痛苦万分。可即便这样,在看到王诤的时候,他依然挣扎着坐了起来,颤巍巍地接过照片。
照片背面写着三行字,每一行都让周总理心跳加速,热泪盈眶:
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元器件全部国产化;
成功接收到位于印度洋上空、距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国际IV号卫星的信号,图像清晰,色彩协调,伴音清楚;
接收到24路电话信号。
周总理爱不释手地摸着照片,连连叫好:“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三年了,终于见到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王诤也是百感交集,眼眶通红。看着周总理高兴地说要开庆祝大会,他的心酸酸胀胀的,思绪也回到了几十年前。
那时候,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一穷二白,是周总理手把手地带着他,无条件地支持他,从零开始,和他一起创造了“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一奇迹。
如今,周总理老了,没有力气了,便由他来扛起大旗,给老师、给战友、给朋友,交上一份满分答卷:王诤,幸不辱命。
一个月后,周总理与世长辞。王诤悲痛得难以自抑。他将悲痛化为力量,工作得更加认真了。
后来,王诤即便患上了肾癌,依然不分昼夜地伏案工作,为国家的发展奉献全部精力。直到实在动弹不了了,他才不情不愿地住进医院。
1978年8月13日,王诤病情加重,治疗无效去世。
周总理和王诤的情谊,可以理解为优秀之人的惺惺相惜。纵观他们的人生经
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人都是为了国家而不要命的“工作狂”。
他们无私奉献,他们拼搏进取,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保持着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而奋斗终生的初心。
这份初心,也是千千万万名英烈的初心。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和奋斗,弱小的,任人宰割的旧中国,才会变成无人敢欺侮的巨龙。
从一开始的半部电台,到如今的31马赫,我们走得太难太难。
不忘来时路,薪火永相传,永远对先烈们保持最崇高的敬意!
信息参考:
1. 《世纪风采》:为了那三年的承诺—周恩来与王诤的革命情谊
2. 中国军网-揭秘红军长征时期无线电通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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