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清珐琅遇见21世纪黑科技

来源：中国报道

在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静谧的实验室内，3名工作人员正围在工作台前热烈地讨论着。工作台上的电脑屏幕中，清晰地显示着一件工艺精湛、色彩斑斓的珐琅瓶，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标准体系组组长、馆员黄婧专注地比对着三维模型图与实物照片之间的色彩差异，并细致地评估着每一处细节。

“文物本体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老化，但三维数字技术能够精确记录它们当前的形貌。”黄婧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我们希望这些技术能无损且准确地获取文物全方位的信息，从而为后续保护与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正应用到珐琅文物的保护与分析中，那些藏匿在时间长河中的工艺技术、贸易路线甚至匠人指纹等，正逐一被解码。

一把“跨国定制”的珐琅壶

13世纪，阿拉伯地区的金属胎珐琅制品传入中国。到明代宣德年间，珐琅工艺达到高峰。其中，铜胎掐丝珐琅因在景泰年间盛行且底色多为蓝色，故得名“景泰蓝”。画珐琅传入较晚，后与中国瓷器结合，诞生了瓷胎珐琅。清代中期，珐琅还成为外贸商品，远销海外。

在整理故宫博物院藏画珐琅器物的过程中，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一件底部同时刻有乾隆年制款识与西洋工匠签名的画珐琅菊花纹壶。他们进一步核查发现，另有4把与其形制、纹饰高度一致的菊花纹壶，其中一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3把则由故宫博物院收藏。通过细致比对档案记载，他们推断，与该壶同期入档的同类器物，很可能出自西洋工匠之手。

根据现有研究，画珐琅源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工艺，约17世纪传入中国。广州和宫廷作坊在1720年以后基本掌握了这项制作工艺。彼时，中国会以“下订单”的方式跨国定制珐琅等器物，在1750至1780年代，法国是乾隆皇帝订单发往的唯一一个欧洲国家。

为了验证猜想，2019年，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将这把刻有西洋工匠签名的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和其他3把画珐琅菊花纹壶，一同送至文保标准部进行科学检测。

“那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谈起与器物部的合作，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副研究馆员刘瀚文说。

该壶壶底留有的法国珐琅画师Coteau的签名已具有明确的线索指向。但如何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挖掘更多细节，对科技检测工作而言仍极具挑战性。

将文物从库房取出并进行检测远比预想的复杂，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文保标准部决定对这把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他们运用金属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技术对菊花纹壶的胎体和釉料成分进行检测，同时结合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该壶呈色剂的晶体元素进行分析，运用X-CT技术解析其内部结构，最终不仅消除了该壶是铜胎的误解，确证其为金胎制品，更验证了此前研究者的推断——这把菊花纹壶确实是“法国制造”。

“到这步为止，我们借助多种无损检测技术确认了这把壶与其他3把画珐琅菊花纹壶的不同，但这还仅仅停留在验证阶段。”刘瀚文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突破常常发生在日复一日的平常工作中。当刘瀚文和器物部的研究人员一同查看CT图像时，他们偶然注意到壶盖沿内侧隐约有微小戳印痕迹，于是便回到文物的对应位置寻找答案。

通过放大观察，他们辨认出这些痕迹是18世纪法国金匠的相关戳记，包括金匠的个人标章、巴黎地区的征税标章以及金属纯度的标识。这3个标识的发现，更准确地揭示了这款法国制造的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真正的生产年份——公元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文物研究中，断代无疑是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之一，传统方式往往依赖于专家学者对文物特征的直观判断，进而根据经验大致框定其所属的年代范围。“随着科学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今我们能深入发掘文物中蕴含的微观信息，从而对文物制作年代作出更准确的测定。”刘瀚文说。

景泰款珐琅的身世之谜

壶盖上的标章明确了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的来源与身份，类似“乾隆年制”等款识也如同文物的“身份证”，确定着文物的时代、产地及工艺真伪等信息。但款识有时并不能作为确凿的识别依据，如部分款书“景泰”二字的珐琅，便给文物研究人员设置了难题，使得断代和真伪辨识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这句民间谚语道出了景泰蓝的珍贵地位。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起源于元代，盛行于明代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尽管景泰蓝被世人所熟知，学界对其研究也已相当深入，但围绕景泰款珐琅的争议不断。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景泰年间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当时的国家财力不足以生产如此多的景泰蓝。然而现存实物中，却有大量明确标注“景泰年制”款识的珐琅。带有这一款识的珐琅到底是不是在景泰年间制造的？这些珐琅究竟是景泰年间的原作，还是后世仿古的产物？其制作动机是官方定制还是民间仿制？

当传统研究手段触及认知边界时，许多未解之谜仍悬而未决，而科学技术的加入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

负责X-CT技术的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保护装备组组长、副研究馆员张雪雁，她的日常工作是给文物拍CT，每一件送入文保标准部实验室的文物都会先接受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地方，CT都会告诉你答案。”张雪雁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一旦在CT检测中发现问题，我们就会与其他同事沟通，指出文物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部位，整个过程就像是对文物进行的一次‘病因诊断’。”

接手一件文物，最关键的是对文物的结构作基础判断。自从事这项工作以来，张雪雁已经检测了六七十件珐琅。其中，景泰款珐琅令她印象深刻。

在对景泰款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炉进行技术检测时，张雪雁首先通过X射线CT设备对这件器物进行结构检测，发现其腹部与口沿和底足在X射线CT结果的断层图中呈现明显的嵌套结构。然后她利用X射线荧光等技术手段对该器物釉层进行成分分析时，又发现其腹部的珐琅釉中，红色、白色和底蓝色三种颜色中的Pb（铅）元素含量较高，因此该器物腹部部分的珐琅釉制作材质同其他部分有所不同。同时，该器物耳部底蓝色珐琅釉的Pb（铅）元素含量也存在异常，因此耳部也可能同其他部分不同。综合采用不同检测方法后，从各项数据结果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件器物的口沿、腹部、底足以及耳部在结构和材质上均存在明显的区别，最终判断这件景泰款珐琅是经改制而成的。

据现有研究，明朝皇帝朱祁钰时期因内外交困、国力不支，难以制造如此多精美的景泰款珐琅。因此，现存数量众多的景泰款珐琅多为后世经过改制而形成。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改制是通过拼接旧器不同部位或截取旧器部分后补全的新作。

“但在‘七拼八凑’之后形成的景泰款珐琅，其拼凑部分具体来自何处，仍不得而知。”张雪雁说。

让文物自己说话

珐琅之美，不仅在其巧夺天工的技艺，更在其绚丽的色彩。历经数百年仍光彩夺目的珐琅釉是珐琅艺术的灵魂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匠人们为珐琅釉色赋予了许多诗意的名称，如孔雀绿、蜜蜡黄、象牙白等。

这些富有诗意的色彩命名虽具文化韵味，但在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副研究馆员段佩权看来，这种感性化的色彩认知缺乏精准的科学语言描述，也无法阐释色彩变动之间的科学原理。

“从元代延续至明清的漫长岁月里，匠人们创造了数不清的珐琅釉色。若要真正了解这些色彩，我们仍需利用更为精确的成分分析手段，对这些颜色进行准确的科学探究，通过数据来阐释这些色彩变化的原理。”段佩权向记者解释道。

科学检测与分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让文物自己说话”。“过去我们只能依靠文献记载和经验判断，有了科技手段后，文物开始向我们诉说它们的故事。每一次成分分析、每一张CT扫描图像，都在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证据。挖掘的信息越多，价值的融入就越清晰，我们对文物的认知也就越深入。”刘瀚文说。

科技也并非万能钥匙，目前仍有大量文物无法通过现有的技术手段得到精确的解读，检测不成功的案例也依然很多。除去现有技术水平的限制，更关键的是，目前还缺乏系统性的数据库。

据了解，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正计划对珐琅的原材料进行数据采集与补充，通过构建涵盖不同历史时期的珐琅数据库，深度解析珐琅原材料背后的成分特征以及相应的演变规律，为文物检测与断代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此外，与书画等文物相比，珐琅文物在保护方面正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珐琅劣化。珐琅通常由金属胎体和珐琅釉两部分组成，珐琅釉虽然能像陶瓷或玻璃一样保护金属胎体，但同时也可能对金属胎体造成腐蚀。“预防金属胎体腐蚀，控制相关腐蚀过程，是我们未来需要持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刘瀚文说。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刘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