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吉井忍：非主流的人，也并不是无路可走

如果你关注主流以外的生活，就不可能错过“吉井忍”这个名字。2023年，一本《东京八平米》让许多中国读者认识了这位特别的日籍华语作家。两年后的今天，她带着新书《格外的活法》再次回到了她想念已久的中国，辗转北京、广州多地与读者交流。
在《格外的活法》中，吉井忍刻画了12种游离于主流社会框架以外的非常规活法：有离开所任职的日本最大连锁书店前往冲绳开日本最小的二手书店的宇田智子，也有耗费19年亲手为自己建造一栋房子的建筑师冈启辅，还有白天在街头做垃圾回收分类、夜晚化身喜剧演员的搞笑艺人泷泽秀一……

《格外的活法》 吉井忍著 文汇出版社，2025-2

脱离既有的身份标签后，他们踏上了一条另类的道路。
从中文角度上看，书名中“格外”指的是规格之外；而英文“extra-ordinary”则可理解为“十分厉害”的意思。“非常规”，或者说“主流之外”，并不等同于“十分厉害”，但是书名却同时包含了两层含义。吉井忍认为，每个人的人生，无论主流与否，都可以“十分厉害”。
年轻时的她也曾尝试融入主流，但始终没能安定下来。 几年前，她曾给一些中国媒体撰写文章，当时就凭借本能意识寻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人做采访。后来和图书编辑翻出这些文稿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好像是有一条主线呢”，于是他们将其命名为《格外的活法》。
一直以来，吉井忍很喜欢发掘和拜访一些藏在角落里很少被常人光顾的小店，或在平凡的日子里也闪闪发光的小人物。对于如何发掘这些不起眼的故事，吉井忍回应道：“那些小店都是偶然遇到的，没有刻意去探索。是一种在‘玩’的状态，而不是工作（的状态）。”她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过着局外人般的生活。

冈启辅的“纯手工大厦”。（图/吉井忍 摄）

有网友评价，吉井忍在书里描绘了一种看似“理想化”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看到“理想化生活”的背后有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为了那栋理想中的“纯手工”大厦，建筑师冈启辅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项目多次被叫停、邻里冲突、开发商的介入和妻子的离开，凡此种种，都是他在“非常规”这条路上需要克服的复杂现实。
吉井忍认为，当“复杂现实”出现在每个人的眼前，选哪一条路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知道不同却可行的其他活法，或许能够让你在人生道路和选择上多一份自由。”她说，这也是她想通过这本书传达给人们的。
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里，她告诉我们：路变窄了，但还可以走。有的人喜欢主流生活，那固然很好。
但非主流的人，也并不是无路可走。
5.5平方米的自由
几年前，吉井忍在台北书展认识了乌拉拉二手书店的店主宇田智子。得知她离开东京的大公司后，在冲绳县那霸市中西部的一座市场里开了一家号称“全日本最小”的二手书店，吉井忍便对她的经历产生了好奇。

乌拉拉书店位于市场的一隅。（图/吉井忍 摄）

宇田智子不是那么爱笑的人，在跟人对话的时候，她会直视对方的眼睛并认真聆听，“同时好像在审视你”。吉井忍告诉我，那种“审视”不是在对人“下判断”，相反，是为了更了解眼前的人。

宇田智子。（图/吉井忍 摄）

二人约定在酒店共进早餐——当时她们还不是那么熟，她们聊到吉井忍在东京租下不久的八平方米房间，还聊到了宇田智子在接手冲绳的二手书店之前，辞去了上一份在东京大公司的稳定工作。那时，吉井忍随口问了她一句：“你怎么会想到从东京搬到冲绳去创业呢？”
“因为绝望。”宇田智子笑了笑说。在酒店餐厅的氛围中突然听到那样一句话，让吉井忍感受到一些冲击力。

乌拉拉书店展示的书籍。（图/吉井忍 摄）

吉井忍告诉我，宇田智子和自己有点像——同样在首都圈长大，也曾从一份体面的工作中抽身，做到说走就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自己活得尽兴，我很认同这样的信念。”吉井忍说。
宇田智子自小嗜书，小时候常常驻留在图书馆。后来她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在书店打工时目睹店员的辛苦，于是暗下决心不要从事这项工作。但在大学毕业后，她还是应聘了几家书店。在被吉井忍问到“当年的决心哪里去了？”时，她说，那会儿的自己还缺乏想象力，只能想象一种围绕书展开的人生。

伏案中的宇田智子。（图/吉井忍 摄）

最后，聘用宇田智子的书店是著名的淳久堂书店。彼时恰逢门店改造，淳久堂池袋店的面积翻倍至6600平方米，坐拥地下一层到地上九层，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实体书店。宇田智子负责进退货、接待客人或整理书架的工作。
当时宇田智子住在东京西边的一条高架路旁，在日复一日嗡嗡作响的汽车声中，她还要忍受在书店大楼里从早到晚的打工族生活，这一切使她感到绝望。
向公司申请调到冲绳县那霸市的分店，曾为宇田智子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喘息的空间。而后，她得知牧志市场旁一家二手书店即将关门，遂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家书店，并命名为“乌拉拉”。

乌拉拉书店。（图/吉井忍 摄）

和过去在东京供职的那家6600平方米的书店相比，如今她所拥有的这间5.5平方米的小店，既让她有了更多的自由，也使她感到不安。“一旦离开公司职员身份，我真的就一个人了。”宇田智子说。
和宇田智子一样，吉井忍也在一个极小的生活空间里寻找自由。
在日本，八平方米也被称作“四畳半”，相当于四个半榻榻米的大小。吉井忍在书中介绍，日本国土交通省曾提出一个“最低居住面积水准”，单身者的居住空间达到25平方米以上，才算享受到“健康而有文化水平的生活”。
也因此，住在“四畳半”里的人，也常常被视为正在为更好的生活而打拼的拮据人士。
吉井忍就住在这样的“四畳半”里。但不同的是，她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房间。吉井忍也曾住过大房子，在和中介看过好几次房后，她逐渐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比起家里应有尽有，她更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

乌拉拉书店。（图/吉井忍 摄）

吉井忍还记得，当她第一次走进那间八平方米的房间时，她和中介说，“其实这个房间也没那么小”。尽管没有冰箱、无法储存食物，也放不下洗衣机、只能前往附近的投币洗衣店，但她却因此收获了“更大的自由”。将从房租里省下来的钱用于文化活动，享受东京这座城市提供的便利性，这比身居空荡荡的大房子更让她自足。
“那是一种脱离物质束缚的自由感。”她写道。对她来说，放弃主流观念，反而可能会获得更大的自由。
尽管日本社会普遍认为有25平方米以上的居所才称得上体面，但吉井忍更想要八平方米带来的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她每天都能感受到这样的自由。
做了半辈子的“局外人”
吉井忍的童年是在全球化蓬勃向前的时代度过的。她的父亲当时供职于一家国际公司，父亲出差一段时间回家后，会跟吉井忍分享很多好玩的故事，比如荷兰的木质鞋子、美国人是怎么逗他的，或是在泰国看到的一朵非常美丽的兰花。这样的成长环境影响了她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让她觉得，自己长大后也要去很多地方。

吉井忍。（图/受访者提供）

曾经，吉井忍也想过融入主流。念大学时，她加入过学校的羽毛球社团，随后便发现自己难以适应社团里的聚会文化——练习结束后，前辈会组织大家喝酒聊天。该如何在集体活动中举止得体，这显然不是她想努力的方向。吉井忍退出了社团，这同时也意味着她在和一种社会化规范作别。
而她到成都求学的原因也很简单：看到一张宣传到中国学习汉语的海报，听朋友说值得一去，她就作出决定了。当时的她对中国几乎没什么认知，汉语水平几乎是零基础，可以说完全是被好奇心推着往前走。
大学毕业后，吉井忍也没立马参加工作，而是骑着摩托车到处玩。在中国台北工作几年后，她只身一人前往法国南部的农场务农，这是她从小就向往的生活方式。农场的生活并不算辛苦，清晨开始种菜、到森林里捡木材……午后便迎来自由时间，她常常到附近的镇子上寻觅咖啡馆。
当地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喝酒、听音乐，度过闲暇时光，这是他们的日常。当看到一个日本女孩来到这里，他们也会好奇：为什么会有人大老远地跑来这种地方？
多年来，吉井忍辗转亚洲多地，漂泊于不同的文化当中，享受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后来她离开北京，回到东京生活，并最终选择在市中心一个仅有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落脚。直至今天，她还住在那里。

冈启辅建造中的房屋，地下室底层的天花板。（图/吉井忍 摄）

除了自由写作之外，吉井忍也会做一些体力活兼职。刚回东京找落脚点那阵子，她在新宿发现一家味道不错的咖喱店，后来就顺势在那里打工，端盘子、点单、收银，什么都干一些。这样的兼职，她也不止做过这一份。
做了半辈子的局外人，吉井忍并不想为这样的生活赋予一层浪漫化的想象。她告诉我，为了外界看来的所谓“流动的特权”，她不知道自己放弃了多少。
不久前，她在北京跟一位交往了20多年的老朋友聊天。 年轻时他热爱自由，活成了艺术家的样子；多年后，他做了一个让吉井忍挺意外的决定——到国企上班。这也让她深感佩服。
“他所放弃的刚好是我现在抱着死活不肯放弃的自由，我所放弃的是他现在享受的稳定、家庭和对未来的保障。
若别人对我的状态真的像您说的‘无比羡慕’，恐怕那是一种误解。”她告诉我。

编辑 陆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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