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记者 王珍
4月21日，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举办的活动上，与会专家认为，面对美国极端关税带来的外部冲击，推出万亿级消费刺激政策是当前最合理且可行的应对方案。长期看，还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服务业占比等措施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表示，扩大国内消费是当前最优政策选择，既能在内需层面稳定经济，又能在外交层面减少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相比之下，汇率调整和投资扩张的空间有限，且可能带来额外风险。
他说，根据其测算，整个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大约是1.2万亿元，考虑到乘数效应对GDP的影响是2万亿元，这个冲击很显著，但也不是不能应对。“如果是2万亿的冲击，针对消费的新增政策得是1万亿以上的量级。”
郭凯强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提振内需，也有利于对外谈判。“你可以说，我们很努力支持国内需求、国内消费，我们没有任何意图把贸易摩擦产生的成本向别的国家转移，同时辅以开放政策，对方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受益……在这个意义上说，扩国内消费既是内政也是外交，使得我们能够团结更多的朋友，来把贸易摩擦应对好。”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也表示，扩大内需是根本出路。
“关税的冲击本质上是需求冲击，外需下降之后，它会让需求压力更大。”张斌说，当前我国的通胀水平很低，无论是更进一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有很大的政策空间，要用好用足这些政策空间。
黄益平表示，短期应通过宏观政策精准托底，比如，美国关税政策将重点影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的出口企业，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经营中断甚至倒闭，对此需出台针对性救助措施，如对受冲击企业和工人提供直接支持，帮助其转向国内市场或渡过难关。长期则必须转向内需驱动增长的模式，重点是解决社会保障短板以释放消费潜力。
他以最近做的一个线上消费品牌调查为例指出，虽然一线城市的购买力最强，但消费质量最高的恰恰不是一线城市、特大城市，反而是有活力的二三线城市。
“后来我们做了一些探讨，其中一个指标比较有影响力，如果这个城市移民比例比较高，占总的劳动人口比例比较高，对增加总购买力有正向作用，对品牌质量有负向作用。很多农民工进了城，帮助我们经济发展，（他们对）提升经济实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对提升消费品牌质量水平发挥很大的作用。”黄益平说。
他建议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针对农民工群体），提升其消费信心和能力，以快速释放内需潜力。“政策重心应向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未充分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倾斜，通过完善其社会保障体系，激活内需增长动能。”黄益平强调。
张斌指出，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约14个百分点，主要差距来自消费倾向和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对我国消费倾向偏低可能的解释包括高房价、低生育率、农民工安家困难和收入分配差距大等。（编者注：消费率是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
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对推进改革政策的局部优先、增量优先和政策效力优先三个原则，张斌对扩大消费的政策进行了排序：
第一，最优先也是最见成效的是逆周期政策。扩大消费应优先通过逆周期政策提高GDP增速，带动收入和消费同步回升，降低政策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是逆周期政策的重点内容。
第二，短期内政策阻力相对较小、应该尽快推出的政策：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相关的政策。
第三，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的政策：提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增加对居民的投资分红的政策。
第四，需要伺机而动的政策：通过二次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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