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务徐远举女儿突然访问大陆：我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1949年南京解放，就在国民党部分残敌还在顽固地反抗时，“云南王”卢汉便预料到了结局。于是，他一面稳定云南局势，一面开始与中共人员联系。

此时，驻守在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宪兵和特务们也嗅到了危险，个个争先恐后地想要乘坐飞机前往台湾。不承想，卢汉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提前把他们扣押了起来。

几个月后，解放军大军果真逼近云南，为表诚意，卢汉将国民党军队、宪兵和特务首脑全部扣押，并率5万余人发表起义通电。

在被捕的军统特务中，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都犯下过滔天罪行，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是因为被毛人凤遗弃在了这里。

1956年，这三位军统特务先后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所接受改造。之后的20年中，沈醉因改造良好被最先特赦，周养浩则比较顽固成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而徐远举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他还没能得到特赦通知，就意外死在了狱中。

就在徐远举死去的18年后，他居住在台湾的女儿徐继红突然访问大陆，并见到了父亲在监狱改造时关系较好的文强。

一见面，徐继红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文强虽然与徐远举关系不错，但关于他的死因了解也并不多，于是当即给公安部顾问姚伦写了一封信。

姚伦是当时的监狱负责人，按照中央指示曾与战犯们朝夕相处，文强的信让他想起了那段特殊的往事。

徐远举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军统特务，被捕时中央就曾罗列过他的十大罪状，而每条罪行都沾满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鲜血。其中，刺杀杨虎城和血洗白公馆、渣滓洞就是他奉毛人凤之命做的。

1968年，徐远举在一次审讯中交代了全部过程。

原来在1949年时，李宗仁曾下达了释放杨虎城、张学良的命令，可当时的军统是为蒋介石效力的，根本不会听李宗仁的命令。为夜长梦多，徐远举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然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原本，徐远举将刺杀地点定在了川黔公路的荒山上，但毛人凤担心被人发现，最后决定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下手。徐远举自然不会亲自动手，他派出白公馆的看守所所长杨进兴和看守杨钦典实施刺杀。

据杨进兴和杨钦典供述，他们先将杨虎城捆绑好，用毛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捅了一刀。接着，他们又用同样的方式杀害了杨虎城的秘书及其儿子小萝卜头。

将杨虎城杀害后，毛人凤又命徐远举把渣滓洞、白公馆所有革命人士全部屠杀了。

面对曾经犯下的错，徐远举也很有自知之明，用他的话说：“我血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若按照法律定罪，徐远举该千刀万剐，但中共中央决定再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遂安排在功德林监狱中进行改造。

一开始，徐远举十分担心自己会被枪毙，因此每当管理人员对他进行审讯时，他总是处处抵触，事事怀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上下推卸。后来，在管理人员的鼓动下，他才渐渐放下了戒心。

他在《我的罪行实录》中表示：“我沉痛地悔过自己的罪行，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治罪，也难以慰藉革命烈士的英灵及其家属的心理创伤。”

他还说：“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不得不说，徐远举的改变是巨大的，他在之后的改造生活中显得尤为积极，出墙报、学习会中他都积极发言。

然而，由于徐远举之前是做审讯工作的，养了一身的职业病。在学习会上，他总也改不了训人的习惯，再加上脾气暴，时常引起别人的不满。此时最能压得住他的便是文强，经过文强的劝告，徐远举的脾气收敛了很多。

不过，虽然徐远举的脾气不太好，但文采确实不错。沈醉就曾在回忆录中夸赞道：“当时战犯中自费去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就算买了也是装装门面，但徐远举却是很认真地读，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写了批注。”

有时候，战犯们还会做一些体力活儿，比如垒猪圈。

在捡砖块的时候，徐远举与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抬一个筐，但两人都是急性子，往往越着急越捡到不合用的，因此还受到过沈醉的嘲笑。

1954年，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特赦”做出了规定。得知自己还有可能获得自由，徐远举开始更加卖力地表现自己。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被公布，徐远举落榜了。他有些失落，却并没有放弃，可随着一批又一批的特赦，他的名字都不曾出现在名单上，不免有些焦躁起来。

不过，他自知罪孽深重，因此也不大抱怨，但他的暴躁脾气却没有彻底改变。再加上年龄的增长，徐远举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血压增高、情绪不定。

每一次犯病，徐远举都被医务人员救了过来，可谁也没想到，他终究还是没能等到特赦。

1973年1月19日晚上，徐远举突然犯病，顷刻间不省人事，手脚冰凉。抽搐的声音惊醒了其他人，大家连忙把他送到医务所进行急救，医生用药物试图为他降压，但效果不佳。

等到21号上午，徐远举病情加重，他被立刻送到了北京复兴医院进行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徐远举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只活了59岁，连花甲都没能过去。

不久，战犯管理所就将徐远举病逝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但周总理对此报告并不满意。他不明白的是，徐远举明明在19日发病，为何到21日才送到医院救治？

秉承着对战犯的健康负责的态度，周恩来立即下令让公安部进行调查。

接到指示后，公安部立刻派出人手处理这件事。经他们调查，19日晚上监狱负责人担心路上车子颠簸出问题，便想等着徐远举病情稳定后再送医院治疗，再加上21日住院需要层层上报，所以延误了一些时间。

但导致徐远举死亡的根本原因还是他自己。据了解，当天徐远举因缝衣服质量问题与缝纫组的同学发生了冲突，且情绪非常激动，即便事后过了很长时间仍久久不能平静。

本来等到第二天也就不会出事，坏就坏在当天晚上徐远举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睡觉时开始发高烧，血压也随之增高。当时北京的一月还非常寒冷，徐远举的身体又不好，所以加快了犯病的步伐。

徐远举死后，他的遗体被火化，8年后骨灰被其夫人马八妹葬在了湖北汉阳县新农镇。

作为当时的监狱负责人，姚伦对整个事情非常清楚，原本以为徐远举的事情就此结束，不曾想到18年后其女儿徐继红回到了大陆。

其实，徐继红本意并不是想追究父亲的死，她只不过是想要大陆开具一个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逝的，以便向台湾当局注销并申请抚恤金。得知徐继红的来意后，姚伦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最终徐继红心满意足地走了，据说她凭着证明果真领到了抚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