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不同意是关键，女性权利乃本质！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公约数何在？

“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这一引发社会关注与争议的案件，虽在法律裁定的层面上落下了帷幕，但对此事的争议，互联网上的声音仍是不绝于耳。

持不同意见者中多持男性角度，他们如此认为：按照传统习俗，中国人的“定婚”，等于是婚姻及两性关系的实质性确定。

此时，发生两性关系，要有别于其他——此论等同于认为：“订婚”后发生的两性关系，应与“婚内关系”相提并论。

但事实上，持此论者似乎忘了，即使是婚内的两性关系，仍有“婚内强奸”之说，何况，这还并非事实法定婚姻下的“定婚”呢？

另外，对此持不同意见的男性还认为：这样的判例，或会为骗婚打开方便之门。

一旦骗婚的女性有了不如意，以此拿捏或要挟男方，那么，当下男性处于相对婚姻处境较难的问题，只会因此增大，则国家的生育大计，岂不要因此会更加困难？

但显然，这样的立论角度与根基，是站于“男性主义或男权主义”利益下的考量，却因此忽略了相较而言“弱势群体”的女性权利之维护！

于是，知名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女教授劳东燕对此评论道：

“……就婚内强奸的问题而言……我国刑事实务中对婚内强奸的处罚范围要窄得多，除了在离婚诉讼与分居期间发生的强制性行为，会按强奸罪来论处，正常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妻子的强制性行为，被认为是可以阻却强奸罪的成立的”。

“……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性侵犯罪，号称要保护女性的性的自主权，但其实，只是套了一顶性自主权的帽子，内核保护的仍然是性贞洁”。

“……号称要保护女性作为个体的性的自主权，实际上却主要在保护性贞洁，其中充斥与弥漫的男性凝视，未免让人失望……不过就是想要维续男性的性支配地位……”

“……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只要存在订婚并收受彩礼，即便强制的性行为，也能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因此法院的判决存在疑问”。

“不难发现，按此种意见，彩礼实质上被视为女性的卖身钱与男性的嫖宿费，是作为换取与女性发生性行为的交易费用而存在”。

“这样的观念，由于将女性当作可予转让的财物，自然难以见容于现代的法律体系”。

“但凡知道要点体面，不以粗鄙与反文明为荣，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认可与接纳前述的观念”。

“……订婚由于在法律上没什么实质意义，双方之间并未就此进入婚姻，仍只是男女朋友关系；故而，如果男方违背女方的意志，强制性地与女方发生性行为，自然可以成立强奸罪”。

“……大清灭亡一百多年了，还在争论订婚后的强制性行为能否构成强奸，着实是魔幻得很”。

“……说到底，这不仅是观念的冲突，更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对立：究竟是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承认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权的独立主体，还是延续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将女性客体化而视为附属于男性的物品”。

从劳东燕教授的文章中，我们或不难发现，在“大同订婚强奸案”中，有两大必须厘清廓明的重要问题：

其一，性侵犯罪中的核心所在，是“不同意问题”！

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对于性侵案件的勘定，有一个从所谓起初的“违背意志”之说，到如今公认的“不同意”为标准，这一认识与实践不断提升与进步的过程。

所谓“违背女性意志”，实质上，更多是从属于心理学的问题，这与法律的确定性、规范性表述——“不同意”，显然大有差距。

法学家罗翔对此曾讲过一个“小故事”：

说是有一名农妇，为报答救了其夫生命的医生，她提着一篮子鸡蛋作为报答。

但这位医生却是色胆两肋生，充满诱导性地说：“我岂缺一篮鸡蛋乎？何不来点实际的！”

农妇曰：“那我如何谢你？”

医生言：“寡人有疾：好色者也。”

农妇称：“我非随便之人，但也无它法，毕竟，你治好我夫之病；但就此一次，下不为例”。

在此故事中，医生是否违背了“妇女意志”？——显然存在。而农妇是否同意了呢？也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这又将如何是好呢？——于是，就有了刑法实践中，用“不同意”代替“违背意志”为标准。

而据“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后，有关方面公布的案件细节来看，显然女方多次做出了“不同意”的表示。

所以，从法律实践的层面上看，此案最终判定为“强奸案”，也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也就是说，在强奸罪的认定中，女性对性行为的发生“是否同意”，才是判断问题实质的核心要素。

其二，劳东燕教授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上，特别是男性群体的角度看问题，彰显出男性主义或男权主义思维依然势力雄厚，此言并非没有道理。

早在上世纪的1984年，知名的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有这样一句震撼人心的话：

“人类社会中，一切两性之间的性行为，全都是强奸！”

何出此言呢？——因为，女性无法在本质上给予自主的同意，则一切所谓的同意，都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

在人类久远的历史上，只有最初短暂的母系社会，或是女性处于两性关系的顶端，但此后，更为长久到当下的人类社会里，显然仍不同程度上是男权社会占统治地位。

因此，在一个仍然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只不过是父权或夫权下的从属财产。

这样的女性，并无真正独立的人格权和社会地位，则贞操就会在很长久的人类史中，都被认为是高于生命权的概念——这也就是过往年代，女人为何会被纵容或操纵，因为贞操而赴死的原因。

所以，像劳东燕教授这样的女性视角，来看待强奸或婚内强奸的观点，就很容易得到理解与尊重了。

而在全世界的法律实践中，对于女性性权力上的尊重，也因此有脉络可寻。

比如，从最初的以贞操论生死，到尊重女性的对等之性权力；再到司法操作中，从“最大限度反抗标准”，进步到“合理反抗标准”。

还有女性在面对性侵犯时，从开始的“说不，即意味着不同意”之标准，再到“肯定性同意标准”的出现，以及二者合一的“复杂的合理同意标准”被确立，都彰显出对于女性权利保护的不断进步。

因此，对于“大同订婚强奸案”中的争议声音，能够得到不同的呈现，这并非坏事——但是，我们仍要在这些意见的众声喧哗中，找到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找到最大的社会和法律的公约数。

这其中，显然“性不同意”问题，才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而同时，在一个男权主义思维仍然深厚的人类社会中，女性权利需要得到真正重视与尊重，显然才是这一问题的终极本质！

诚如罗翔所言：“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在有的时候，避免人的物化，重申对人的尊重，都是法律要极力倡导的价值”。【原创评论：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