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陈勃：生活永远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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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编选自《摄影往事七十年——陈勃回忆录》（有删节），今天是陈勃诞辰百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怀念。

从我第一次拿起相机，到2015年，已经整整七十年了。在这段不长也不短的岁月里，我经历了不少国家和摄影界的大事。比如采访开国大典；创办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摄影画报《中国工人画刊》；参与创建中国摄影学会；“五·七”干校调回负责全国影展办公室工作；之后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主持扩建中国图片社结束中国不能冲洗彩色胶卷的历史等等。很多事情，我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执行者。

一

陈勃的第一张自拍照片（1945年与晋察冀工人报同事）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从1938年当抗日儿童团员两年，1940年便在晋察冀文化抗日救国会、抗联会从事文化工作和办小报，直至日本投降。抗战八年，都在晋察冀农村，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土包子”。

1945年8月，我被分配到晋察冀总工会工作。由作家康濯牵头，我们办起了《工人报》。最初，只有我们6个人办这张工人报，不仅当记者、当编辑，每周还有三天要到印刷这张小报的《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去校对。

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有一天，总工会发给我一架照相机，供我使用。我拿起它，真是爱不释手。这是一部德国名牌蔡司相机，每个120胶卷照8张，通常也叫它“大八片”，是皮老虎式的折叠相机。没事的时候，我总要打开它，拨拨它的快门，试一试从1秒到1／250秒，听听它那脆脆的声音，真是心花怒放。

有了相机，没有胶卷也是件让人着急的事。这天，总算弄到一个过期胶卷；当有了胶卷即可拍照的时候，又发愁了，谁会照呢？怎么照呢？可不能胡乱浪费得来不易的胶卷啊。

我想到了请教我的父亲。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他从北平回家，都带一个黑色的方盒子，给家里人照几张像，那时他在北平的中学教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入北平后，他回乡参加了革命。此刻也进入张家口工作，于是我跑去请教，他只告诉了我六个字：光圈、快门、距离，并简单地讲述了这六个字的关系。

当时报社还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叫孙发祥，我们两个便开始研究，应该用多大光圈、什么快门，怎么个照法？突然发现，这个相机上还有一个自拍的装置，研究一切就绪并大概学会操作之后，有一天我们邀了报社的6个人去拍照，居然开动了自拍装置，拍下了第一张报社同仁合影照片。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仍弄不到胶卷，但我天天还在琢磨光圈和快门之间的关系，甚至我找到了这样一些公式：

光线亮时，光圈要缩小或速度要加快；

光线暗时，光圈要放大或速度要减慢。

物体动，速度要快，光圈相对要放大；

物体静，速度可慢，光圈相对要缩小。

今天，我真羡慕那些初学摄影的爱好者们，由于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如今的相机都已自动化，光圈快门再不用手调了，可以自动曝光，距离也可以自动对焦，这些技术性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多方便啊！

二

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毛泽东号机车前

我在哈尔滨时，借钱在旧货店买了一架德国生产的旧照相机，用120胶卷拍16张的。但是有了相机又没有胶卷，实在是困难。

回到石家庄以后，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已合并成为华北解放区。两个解放区的总工会也合并成华北总工会，办公地点设在天津迪化道。

1949年，我从石家庄又进入刚解放的天津、入华北总工会工作。大约四五月份，总工会领导跟我说：“陈勃，咱们工会接收了一个日本人劳工所的仓库，里面有一些照相器材，你要不要去看看？”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摄影器材，也考虑到日本投降已久，即使有胶卷也可能早已过期了，但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很兴奋，马上答应去看看。那是一所洋房，窗户紧闭，里面的物品杂乱无章，灰尘满地，在一个角落里，哇！几千个120的胶卷扔在那里像一堵墙。胶卷的牌子有樱花和富士，都是120胶卷，还有一盘一盘成盒的相纸，是120胶卷那么宽，那么长的。这是当年日本人给劳工拍证件照和印相用的，此外，还有配好的一套套的显影药。好家伙！那么大的一个仓库，那么多的胶卷，我兴奋得不得了。随手拿了几十个回到工会。噼里啪啦地开始试拍。白天拍完，晚上自己冲洗。那会儿，华北总工会一共有二三十人，我把总工会上至主任，下至炊事员，都动员起来照相，拍完别人拍自己，他们不想拍都不行。几十个胶卷，没费什么劲就拍完了。那会儿没有放大机，就用玻璃板夹住印小片。试用之后，我觉得这些胶卷和相纸都还可以用，但这么多的胶卷，我一时怎么能用完呢？和领导商量后决定将大部分卖给天津的照相馆，只留了一二百个胶卷给我使用。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已经富有得不得了啦。一下拥有这么多胶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战争年代，刚拿相机的时候，胶卷少得可怜，练得少技术上也不可能成熟。而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胶卷，又试验性地拍了很多，摄影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解放军骑兵举旗向国家领导人致敬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有幸作为全国总工会的记者，参加了这次重大活动，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拍摄。

那天下午3点钟，大典开始。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完全是无序的。因为以前没有搞过这么大的活动，没有什么经验。游行队伍从天安门东面的三座门进来，再从西面的三座门出去，广场也不像现在的广场这么大，南侧两边还有围墙和树，广场是半包围的。我们就在广场中间，受阅的队伍来了，记者就让开，受阅队伍过去了之后，再钻到队伍中间拍照。有的记者为选角度拍摄，索性躺在广场上仰摄，总之，什么样的怪形象都有，一点秩序都没有。虽然采访的记者不多，但还是很乱。

这次开国大典之后，第二年还是有些无序。有关部门感觉记者的采访太乱了。第三年就开始整顿规范了。除了天安门城楼上的记者外，分为天安门广场内和场外记者，广场外的记者不能进场内。广场内的记者还要定位，不能乱跑。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我有幸到天安门城楼上采访了。拍了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工人游行队伍的照片。那一天，我拍了两三个胶卷。但是这些底片由于种种原因，也都已经没有了。

根据我的记忆，参加开国大典的摄影者有：陈正青、侯波、杨振亚（以上三位在天安门城楼上）、石少华、吴群、林扬、孟昭瑞、罗光达、高粮、红枫、宋贝珩、童小鹏、毕深忠、张力、陈勃、熊知行、吴大中。

四

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第一批会员证

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我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并调任驻会副秘书长。过了一段时间，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工人日报》社，向我提了个要求：问我能不能给他们的内部刊物《工人通讯员》写一点学习摄影知识的文章，以便扩大摄影方面的稿源。这义不容辞，我答应下来，共写了四篇：一、照相机和胶卷；二、光线、光圈和快门；三、用光和取景；四、冲洗和放大。这四篇短文简明地介绍了一点摄影的知识，据说，它受到工人通讯员们的欢迎。

上海的著名出版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赵家璧先生，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工人通讯员》的这四篇文章，他专程从上海到北京找到了我。他说看了你的四篇文章，很实用，我们想将这四部份文稿集中起来，编辑成一本简明摄影知识的书出版，并由此开始，我们打算编辑出版一套系列的实用摄影知识丛书，希望得到你的同意和支持。

让人没有想到，这本《简明摄影知识》出版发行之后，第一次印刷4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是30万册、40万册地印刷都供不应求，几年中15次印刷，共发行200多万册。

由此我感到，普及摄影是当务之急。那些年，摄影书籍很少，而许多人急需学摄影，因此才有一本小书印行200万册之多的效果。到上世纪末，我经常遇到一些摄影家，对我说，陈老，我学习摄影还是读了你这本小册子才入行的啊！我为自己作了一点点普及工作感到十分欣慰。

五

同陈复礼在张家界采风

中国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影展，是《穗港澳摄影作品展览》，于1957年4月7日至21日在北京王府井帅府园的美术馆展出。

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98位摄影家的224幅作品布满了一二层展厅，其中港澳作品占了一半以上，题材大至新闻纪实作品、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风光人像、文化体育，小到花鸟鱼虫等小品。半个月中，观众达16万5千多人，创下了美术馆以往观众数量的最高纪录。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地与港澳的摄影家们根本没有机会正式接触。随着学会的成立，由广东同行率先将港澳作品引入内地，首先登场京城，真是稀罕又新鲜。刹那间，像一阵和暖的春风，吹开了南北摄影交流的大门，从此港澳摄影家和内地摄影家的往来日渐增多。一件很有趣的事是：1957年秋，香港摄影家简庆福先生来京，在街头拍照时，被派出所人员带去盘查，当他举目无亲正处困境时，忽然想起了中国摄影学会，他告诉派出所的同志，说他认识学会的陈勃（其实那时我们从未谋面，互不相识，不过简先生的大名我在四月的穗港澳影展中早已熟了），于是派出所给我通了电话，我回答说，是的，他是香港摄影界的名家，是我们的好朋友，请你们给予照顾。派出所的同志马上客客气气地送走了他。从此， 简先生也真的成了香港我认识最早的好朋友。半个世纪过去了，简先生一谈到此事，就说那次是陈勃把我从派出所“捞出来的”，于是引来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时期，除了简先生外，还有卓犖先生，以及香港中国银行的一位朋友，他们是香港摄影界较早进入北京拍照片的名家。

接着，1962年，学会正式邀请陈复礼、林襄修、杨明等五位摄影家上黄山，这是学会第一个正式邀请来内地创作的香港摄影团。据陈先生后来闲谈，他是在1962年第一期《中国摄影》上看到我写的一篇短文《黄山猎云记》后，才萌发上黄山的动机。他们通过时任广州摄影学会常务理事的林襄修先生出面，由广州分会商请总会发函正式邀请。当时学会欣然同意，派我去广州迎接，并由广州分会秘书长苏湘陪同他们一道上山。此行创作，收获颇丰，像陈复礼的名作《朝晖颂》等，就是这次创作的。

这一时期，港澳摄影家还喜欢就近回两广采风，如陈复礼1959年曾去桂林拍照，所摄《漓江早渡》在台湾获金奖，此后，港澳影友就掀起了回内地拍风光的潮流。

时光荏苒，如今港澳摄影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内地摄影创作了，由于交通的便捷，甚至早上搭飞机来京、傍晚就可返港，大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气势了。

六

北京郊区农民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摄于1958年）

1958年，国家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高潮中。这一年，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十三陵地区，修建了十三陵水库。从1月21日破土动工，经过近40万个劳动者160天的日夜奋战，一座长627米、高29米、底宽179米、蓄水量达8200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即告完成，7月1日，举行了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这堪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

当时，我任职于全国文联属下的中国摄影学会（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短短五个月中，有幸三次来到这个水库工地：第一次是背着铺盖卷来参加中直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第二次是作为文艺工作者下工地搞创作；第三次是陪同法国著名摄影家布勒松到水库工地采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翻翻经过文革之后留下残缺不全的老照片，随着画面的变化，当年水库工地劳动者挑着沙土推着小车的一行行身影、人们的号子声夹杂着高音喇叭的音乐声、还有那一排排整齐的帐篷，此情此影，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激情迸发的年代……

我在第一次去十三陵劳动之后，对工地的情况有大致的了解，更有了一些亲身的感受。待第二次随文艺队伍去搞创作时，正处于浑身是劲使不完的状态，整天泡在工地。这次带了一个有长镜头的、当时比较先进的哈苏相机，一会儿拍大场面、一会儿抓特写，非常过瘾。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拍照，忽然天空乌云密布，顷刻间下了瓢泼大雨，我赶紧把相机贴身藏在衬衣下面保护好，呼喊着近处的同伴杨子颐去附近的帐篷避雨。猛然一回头，看到了不远处的许多民工，他们不但没有躲雨，反而披起随身携带的雨衣、叫着比雨声更响亮的劳动号子，挑着沉重的沙石，一个个向前奔跑，好像在同大雨比赛。这个场面一下子让我惊呆了，当时也忘了大雨的冲刷，径自向人群跑去，选取了一个逆光角度，突出落下的雨点和奋战的人群，从衬衣内掏出相机，在滂沱大雨中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放大后，同事们认为冒雨奋战的气氛还可以，于是根据当时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时代口号，取名为《雨越大 干劲越大》，先在中国摄影学会主办的《中国摄影》上发表，后来在匈牙利举行的一个国际影赛中，获第一名，是新中国摄影工作者建国后在国际影赛中获得的第一面金牌奖。这张照片的底片一直保存在国家级的档案馆——新华社照片档案馆。

《雨越大干劲越大》——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场景（摄于1958年）

1958年6月的一天清晨，我陪同法国著名摄影家布勒松又一次来到十三陵。40多岁的布勒松清瘦干练，当天带了两部黑漆漆的莱卡相机，还背了一大挎包胶卷。抵达后在工地指挥部受到热情接待，他客气地谢绝了水库领导要详细介绍建设情况的好意，拿起相机就匆匆奔向工地。他说拍照要靠自己的一双眼睛。在工地，民工们热情劳动的场面，顿时感染了这位客人，他兴奋不已，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贪婪地不停地按动着快门。他拍照时总是不让被摄者注意，有时甚至躲进工地帐篷，从帐篷底部的缝隙中偷偷地抓拍，一会儿拍特写、一会儿拍有各种背景的大场面。那年头我们拍照，由于胶卷还是比较紧缺，讲究节约，考虑再三才按动一次快门。而当天的布勒松就像个“机枪射手”，蹲着拍、趴下拍，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我估算他那天至少用了30多个135胶卷。他一面拍照一面连声对我说：“了不起！了不起！我好像看到了建设金字塔的场面，真了不起！”

十三陵水库的火热场面，不但激发了国内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也震撼了这位法国摄影家。可惜我拍摄他当天在十三陵的各种摄影姿态的照片，在“文革”中尽失；然而他当天在工地穿梭来往，不时发出阵阵的“啊！啊！”惊叹声、拍照时的“咔嚓、咔嚓”声，似乎还在我耳边回响。这一天的陪同，使我感受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摄影家，只有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才有可能拍出精彩的照片。生活永远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大众摄影》创刊号封面

1958年7月，《大众摄影》创刊了，这是继《中国摄影》之后，中国摄影学会创办的第二本摄影杂志。当年我拍摄的两位摄影家在十三陵工地创作的照片，发表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其时学会的驻会干部很少，秘书长吴群兼管《大众摄影》。有一天他找我商量创刊号的稿件和封面问题，想看看我刚刚在十三陵拍摄的照片。在翻阅中，他看了许多修水库场景和毛主席、周总理视察工地等照片，忽然间他发现了薛子江和杨子颐在工地拍照的小样片，他一边端详一边说：这张用作封面比较合适。薛子江是来自香港，开电梯出身的摄影家；杨子颐是来自上海，与吴寅伯齐名并与郎静山有交谊的，且两位都属有名望者（其时大约50岁左右）。他们下到基层面向大众搞创作，符合办刊宗旨，也切题。之后他又慎重地将此照片送石少华主席和常务理事会审定。

用摄影家照片作封面，这在建国后办的摄影杂志中还是头一回。

七

1963年出的黄山风光邮票

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那时，不少同志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不仅浮肿，还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医生让我离开工作岗位转地治疗。我住在杭州一个工人疗养院，治疗一段后，病情好转．于是决定到黄山拍拍照片，借此机会巩固治疗效果。

刚到黄山宾馆，正巧遇上前来拍摄《黄山风光》艺术电影片的吴印咸、程默，卢施福(安徽摄影家)三人，他们也要上山。不期而遇，大家分外高兴，我们一行四人，从9月20日到10月1日，一直在山上摄影创作。第一次上黄山，云雾、云海以及许多难得的美景，都遇上了，大家兴奋异常，拍了不少照片。

从黄山回到北京，我开始策划举办一次《黄山风景摄影展览》，先同吴老商量：将过去历年到过黄山的摄影家的作品一道展出，这可能会对我国的风光摄影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吴老欣然赞同，并得到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会的讨论和批准。于是，黄山影展开始筹备。不久，便收到了张印泉、吴印咸、黄翔、吴寅伯、敖恩洪、冯四知、卢施福等数十位摄影家作品数百幅。经过集体评选，共选出22位作者的95幅作品。于1962年10月12日起，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展厅举办了《黄山风景摄影展览》。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风光摄影作品专题展览。影展出乎意料的盛况空前，水榭展厅内经常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黄山影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并不是偶然的。1956年中央发表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双百方针之后，人们的思想开始解冻，但是还没有完全解放，对于风光摄影，当时的看法还拘泥于这些“风花雪月”的玩意儿，是有钱有闲阶级把玩的对象，和广大人民群众无关，摄影者也不敢多接触。此次《黄山风景摄影展览》，的确开启了新中国风光摄影创作的先河。风光摄影作品如此受群众的欢迎和受领导人的称赞，令广大的摄影者敢于面向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大大鼓舞了他们拍摄风光照片的积极性。

出乎意料的是：黄山影展期间，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名流，都莅临参观，并留下了他们的墨宝。朱老总的题字是 “风景如画”，如今这四个大字已经刻在黄山玉屏峰迎客松旁边的一块巨大的石壁上；郭老则热情洋溢地写道：“天公向人挑战，人工比天巧算，把你好处摄来，胜似画图好看。我未到过黄山，今来影上大观，仿佛身在云海，胸中涌起波澜。”郭老的题字如今也书写在山下温泉宾馆附近一面大大的墙壁上。这些激情而浪漫直白的题字和诗句，激起广大游客上黄山的热潮。

陈毅元帅观看影展时，十分兴奋，他肯定这次影展办得好，他说：风光摄影今后还应该提倡，我国除了黄山，还有许多优美的自然风景可以用摄影艺术表现出来。风景摄影能增进人民的爱国感情，给人以美的欣赏，人民需要它。

陈老总还说，抗日战争年代黄山就在我新四军军部（安徽泾县）附近，但那时战斗任务很忙，我还没有上过黄山。现在和平了，我一定找个机会上黄山看看。在陈毅元帅说话的第二年，他真的亲自率领各国驻华使节团上黄山游览，令这些外国朋友大开眼界，欣赏到中国最美丽的山川风光。从此，黄山的美名，更由各国友人传播到五洲四海。

这次黄山影展，全部使用厦门感光材料厂生产的黑白放大纸制作。一式两套，一套展出，一套回赠该厂。在50多年前的当时，厦门厂的相纸，已能充分表现摄影作品丰富的层次和鲜明的色调，为黄山影展增添了不少的光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黄山影展过后，中国邮票发行局根据影展作品，绘制了一套16枚黄山风景纪念邮票向全国发行。据说这套邮票今日已成为集邮爱好者争抢的珍品，它的行情不断上涨。

第一次黄山影展的影响，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波波地向四周延展开来。许许多多的摄影爱好者，放弃了以往的顾虑，拿起相机，走向大自然，以自然为师，使中国的风光摄影蓬勃地发展起来。国内涌现了一大批风光摄影家。

八

画家黄永玉刚从十三陵水库工地采风归来，在家指导女儿黑妞作画（摄于1958年）

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当时协会的各种动作，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我被调任为风光组组长。风光组集中了一批新华社退居二线的老摄影记者，如邹健东、冀连波、杜铁柯、张彬、成大林，以及一些资深编辑，大约有一二十人。我们主要拍摄祖国大好河山、秀丽风光，以配合旅游事业的发展。这些记者的采访没有硬性指标，能拍多少就拍多少，愿意到哪儿拍就到哪儿拍。

现在回想起来，在风光组近三年的时光是我最为留恋的。那三年我自己制定采访计划，跑了许多过去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比如中国的几大名山、云贵川疆等地，我真感到自己如鱼得水，想游到哪儿就到哪儿。有人调侃说：“你们这是公费旅游啊，真美！”

那些年月里，跑路、起早贪黑爬山，虽然十分辛苦，但对自己的锻炼，却终生受益。

正当我在风光摄影方面有收获、有作为的时候，领导上通知要我仍回图片社，当然也官复原职。于是，1982年初我重回图片社。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陈复礼对我说：“有次黄永玉说到过你，他说陈勃这个人有一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同黄永玉相识，是1958年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我们住在一顶帐篷里，朝夕相处，成了好朋友。20多年之后，在王府井帅府园大街上遇到了他，我热情地同他握手，并问他：“最近怎么样？好吗？夫人和孩子们都好吗？”他含含糊糊地回答我：“马马虎虎，还好。”那时，正在批“黑画展”，他的作品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受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后来他对陈复礼说：“当时把我批得臭狗屎一样，谁也不理我了。而此时，陈勃那样热情地同我握手，我真的感到温暖，所以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一个人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有人同他握住手，的确是件刻骨铭心的事。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感受，比如文革中有一天，我在挨斗后，天气已晚，大家已纷纷回家，这时炊事员老李给我打来了饭、悄悄地对我说：你多吃点，以后说不定你还是我的领导！

20世纪90年代，我到香港，黄永玉送我一幅画，他在上面写了一段文字：“与陈勃兄相识为友已三十余年，共同经过了一些有趣的生活。补天是同乡十足家乡妹子一个，今得在海隅山庄一见诚可感也。”我至今还将他馈赠的这幅画高挂在家中。

楠溪江晨渔（摄于1995年）

九

2009年是我三喜临门的一年。

一喜：2009年是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的日子，6月，中国文联在人民大会堂为60位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年的文艺工作者颁发证书和奖章，我获得了这个殊荣。

二喜：8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云南大理名城举行了隆重的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期间，8位老摄影家获得了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他们是：陈复礼、徐肖冰、吕厚民、简庆福、陈勃、侯波、陈昌谦、袁毅平。

三喜：11月，中国文联在北京为10位老艺术家颁发了第八届“造型艺术成就奖”和“表演艺术成就奖”。我作为这次唯一的摄影艺术家获得了“造型艺术成就奖”。

“中国文联造型和表演艺术成就奖”创办已八届，专用于奖励中国在造型艺术、表演艺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老艺术家和研究学者，这个奖实际上也是终身成就奖。这次获奖的除我以外、还有漫画家方成，美术家王琦、宋忠元、华夏，建筑大师吴良镛，书法家李铎，音乐家周小燕，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和舞蹈表演艺术家刀美兰。

第八届中国文联造型、表演成就奖班委会给我的评语是：

陈勃先生是我党培养的老一代优秀摄影艺术家和中国摄影界的杰出组织领导者，是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60多年来，他对摄影艺术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以新闻摄影为主，之后逐渐将纪实摄影和艺术摄影相结合，拍摄了许多优秀作品。他的风光作品，风格清新优美。中年拍摄的《天安门上的欢笑》等作品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多幅作品曾在不同国家举办的国际影展上获奖。

陈勃先生重视普及摄影艺术，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撰写了《简明摄影知识》一书，帮助和启蒙了一大批摄影爱好者。陈勃先生被公认为是摄影界卓有成就的组织领导者，曾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本发行国内外的大型摄影画报——《中国工人画刊》；参与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摄影团体——中国摄影学会（现“中国摄影家协会”）；主持重建中国图片社，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冲洗彩色图片的历史。

为表彰陈勃先生为中国摄影界作出的突出贡献，2009年8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向他颁发了“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鉴于陈勃先生在中国摄影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特授予其第八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云山缥缈（1961年摄于黄山）

来源：大众摄影

实习编辑：李嫣然 雷轶童

编辑：张立强

审校：周津皓

审核：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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