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讣告在学术圈激起涟漪: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教授陈昊因病离世,年仅42岁。这位深耕医学史与科技伦理的青年学者,曾以跨学科视角解析现代医学的人文困境,却在学术生涯的黄金期猝然止步。他的离去不仅是北大校园的损失,更让“青椒”(青年教师的代称)群体的生存状态再次成为焦点——十年间,从复旦女教师于娟到中南大学副教授齐铁峰,从35岁的核物理学者肖育众到如今的陈昊,“高知短命”的悲剧为何总在重演?
一、被加速的学术人生:光环背后的生存逻辑
在公众眼中,高校教师意味着“寒暑假”“社会地位”与“思想自由”,但现实却是一幅高压图景:
“非升即走”下的生死时速:许多高校实施预聘-长聘制,青年学者需在6年内完成“国家级课题+顶级论文+教学考核”的KPI,淘汰率超30%;
“跨界打劫”式考核:人文社科领域被迫追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热点,医学史研究者可能为申请项目硬啃代码;
24/7隐形加班:深夜实验室的灯光、凌晨2点的论文批注、假期无休的田野调查,构成了“慢就业”时代的另一种“996”。
陈昊的学术履历显示,他在承担科技史通识课教学的同时,近五年发表了11篇核心期刊论文,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量化指标成为学术货币,知识探索的本真性是否已被异化?
二、生命成本:学术界难以承受之重
《自然》杂志2021年全球博士生调查显示,中国学者焦虑、抑郁比例达43%,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更隐秘的危机藏在体检报告中:
某985高校青年教师体检异常率高达97%,甲状腺结节、肺结节、猝死类疾病年轻化;
科研经费可用于买设备,却难报销心理咨询费用;
“学术民工”自嘲背后,是“35岁副教授仍算年轻,45岁未评教授即失败”的集体焦虑。
陈昊的研究方向恰是医学的社会建构——当他剖析着历史上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演变,是否也预见了当代学术体系对学者健康的系统性忽视?
三、破局之路:让学术回归人的尺度
改变或许可以从这些维度萌芽:
高校评价机制去快餐化:借鉴荷兰莱顿大学“拒绝排名”的勇气,减少对影响因子的盲目崇拜;
设立学术“康复期”:如剑桥大学允许学者在重大成果后申请6-12个月“学术假”,摆脱论文流水线;
重建学术共同体精神:用“师徒制”对抗“工分制”,让青年学者在协作而非厮杀中成长。
陈昊曾在课堂上引用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或许学术界也该学会治愈功利主义的创伤,帮助学者找回尊严,安慰那些被数据遮蔽的理想主义灵魂。
陈昊的逝世,不应只是朋友圈里的一声叹息。当我们哀悼一个早逝的学术生命时,也在叩问这个时代的价值排序——是时候将学者的身心健康嵌入学术进步的定义之中了。毕竟,所有关于人类文明的思考,都应以活着为前提。
愿未名湖畔少一份“拼命”,多一片松涛;愿学术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能奔涌到本该抵达的远方。
(注:本文部分信息基于公开报道,陈昊老师具体病因以官方披露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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