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当上海市长，有人提议禁娼，陈毅说：这会让30万人失业

“陈市长，这些娘姨在街边拉客，太不像话了！”1949年6月12日清晨，秘书小张指着福州路转角处的几个身影。刚上任三天的陈毅摘下军帽擦了擦汗，目光扫过街边晾着旗袍的破旧阁楼，突然笑出声： “你信不信？她们比咱们更想换个活法。”

这个看似随意的对话，揭开了解放初期上海最棘手的治理难题。当时全市妓院登记在册的就有518家，暗娼数量更是个谜。军管会收到的市民来信里，既有要求立即扫黄的呼声，也有老鸨们哭诉 “百口之家待哺”的请愿书。陈毅办公桌上压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按最保守估算，娼妓及相关从业人员超过12万，若算上靠她们养活的家庭，受影响群体直逼30万人——这相当于当时上海总人口的6%。

有件事鲜少被提及：陈毅在布置禁娼工作前，曾让公安局长杨帆假扮茶客暗访会乐里。这个被称为 “四马路魔窟”的弄堂里，三百多幢石库门住着两千多妓女。杨帆带回来的记录本上记着个细节：九成妓女床头都供着观音像，香灰缸里积着厚厚的纸钱灰烬。 “作孽啊，都是苦命人。”陈毅翻完报告，把搪瓷缸往桌上一墩，震得钢笔滚落在地。

当时北京已经雷厉风行封闭八大胡同，但上海的情况复杂得多。老地下党员吴克坚提供过份关键情报：青帮头目黄金荣暗中操控着三成妓院的保护费，而部分地下钱庄竟用妓院营业额作为银元投机的风向标。陈毅在市委会议上说得直白： “现在砸了她们的饭碗，明天她们就能砸了政府的锅。”这话把几个激进的年轻干部噎得满脸通红。

不得不说的是，陈毅的 “缓兵之计”藏着精妙算盘。1950年2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特意把妓院老鸨与特务、恶霸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虹口分局有份审讯记录显示，某妓院老板为自保，供出了潜伏的军统特务。这种分化策略既铲除了娼妓业的保护伞，又避免了底层从业者的激烈反弹。

有个插曲颇有意思。1951年春，有个叫金宝的妓女闯进市政府，说要给陈毅送面锦旗。原来她哥哥在妇女教养所学会了缝纫，现在当了裁缝铺师傅。门卫起初不信，直到金宝抖开锦旗，上面绣着 “再生父母”四个大字。这事后来被《解放日报》写成通讯，标题就叫《从堂子间到缝纫机》。

陈毅的 “三步走”策略堪称社会治理的经典案例。先通过《婚姻法》切断人口贩卖渠道，再以 “反剥削”名义打击妓院经营者，最后用生产教养所进行职业改造。截至1952年底，全市1362名收容妇女中，有743人进入国营棉纺厂，319人参加护士培训，连最顽固的 “长三堂子”红牌阿姑，都有人考进了扫盲夜校当教员。

但最绝的招数还在后头。1953年上海筹建工人新村时，陈毅特意指示： “给教养所毕业的姑娘们留三百个落户名额。”当第一批搬进曹杨新村的妇女领到纺纱工号牌时，弄堂口鞭炮声震天响。有个原会乐里的姑娘在日记里写： “终于能挺直腰板晒被子了。”这句话后来被刻在妇女教养所旧址的纪念墙上。

回头再看当年那场争论，陈毅的坚持确实有先见之明。1955年上海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原娼妓群体转业后的平均收入，比普通女工高出8.7%。原因很简单：她们更吃苦耐劳。南京路上的老裁缝至今还念叨，五十年代最好的旗袍师傅，多半有过堂子间的经历。这些女子飞针走线的灵巧，或许正是苦难磨砺出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