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背负骂名，也要将日军战俘踢进冰河，虎将方虎山为什么这么做

1946年春节，矗立在寒风中的通化城头出现了这样一场“奇景”：只见3000多名日本战俘穿着单衣跪在地上，身后是一队朝鲜义勇军；随着方虎山将军一声令下，这些战俘均被刺刀刺死、踹下冰河。方虎山为何不听劝、公然杀死俘虏？他说即使背上骂名也无悔的原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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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期间，通化一度是伪“满洲国”所谓“通化省”的省会，日本投降之前，关东军还曾一度密谋将伪“满洲国”国都由新京（今天的长春）迁往通化，并且陆续向通化转移了一些部队和物资。

日本投降后，隐藏在通化附近山林和矿区的日军残部还有相当的数量，其中就有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原日本关东军第125师团残部约3000余人；他们潜伏在老岭山脉的石人、林子头，妄图“复兴满洲”，恢复日本人的地位，继续奴役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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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3日，以藤田实彦为首的一些顽固分子，纠集万余旧日本军人，与国民党勾结发动了武装反革命暴乱，史称通化“二·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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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和方虎山领导下的朝鲜义勇军立刻前往镇压，两小时内平定局势。事后方虎山不顾他人劝阻，将俘虏的3千多名日本战俘全部处死，这一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外界称其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应予以惩戒。

方虎山，这个名字在朝鲜战场上几乎等同于“传奇”。中国人称他“虎将”，日本人畏他如“雾之刺客”，就连美国人也给他贴上“幽灵”的标签。那么，方虎山为何会出现在通化，又跟日本人有多大仇多大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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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8月29日-1945年8月15日，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对朝鲜人民来说，这是一段最黑暗、最绝望的时期。亲眼目睹日本军国主义残暴行径的方虎山，决意离开家乡，到中国寻求解救祖国的办法；15岁这年，他只身来到东北，加入密山抗日游击队，因作战勇猛、机智果敢，慢慢从队伍里脱颖而出。

1936年6月，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全国抗日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共满洲省委迫切需要培养和训练一批信仰坚定、军事素养高、战斗经验丰富的抗日游击干部，故而从各地优秀人才中进行选拔，打算送去苏联学习。

鉴于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人和指战员有很大部分是朝鲜族人，而方虎山恰好是朝鲜人，且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所以上级推荐了他。1939年3月，方虎山和其他九名学员一起回到国内，秘密绕道进驻新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阻挠监视，方虎山不得不在特别招待所里住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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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下旬，方虎山被编入朝鲜义勇军延安部队，奉命奔赴东北。虽说日本天皇宣布实行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残兵却并不承认自己败了；当时的东北不仅匪患猖獗，还有四散各地的日本残兵武装作乱，方虎山到达奉天后被任命为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委，主要任务就是剿匪，顺便把潜伏在东北的日伪军残部清除出去。

而这时的老蒋对新四军、八路军在东北日渐壮大已心生不满，他想了一招“借刀杀人”计：就是对在东北的日本残兵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从而让我党的根据地“后方着火”，借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有道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在通化的特务头子、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很快就找到了“外援”——越狱的日本战犯、原日本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二人于1945年12月15日秘密会面，商议暴动计划，并于次年1月22日成立“武装暴动指挥部”，拟定于2月3日（大年初一）展开暴动。

随后藤田四处收拢日本残兵参加暴乱，孙耕尧也到处串联土匪、伪军警宪特及三青团骨干人员加入其中，二人共同拼凑出一支约1.3万人的暴乱队伍。不过，其阴谋被我军一警卫连连长沈殿铠得知，及时汇报给了上级，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奉命将孙耕尧等敌首抓获，得知了其暴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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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暴乱队伍已经向通化队司令部、通化专员公署等重要部门发起攻击，潜藏在我军医院的日本医务人员，也在院长柴田大尉的指挥下，用手术刀、剪刀刺杀或动手掐等残暴的手段，杀死我军伤员150多人。

刘西元指挥通化支队与袭击我军重要部门的敌人展开血战，方虎山领导下的朝鲜义勇军三个中队也前往镇压（方虎山及主力并未参与），两小时内，反革命暴乱被平息。

事后赶到的方虎山异常气愤，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国军民对被俘的日本战犯一直以礼相待，结果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暴乱和毫不留情屠杀我军伤员。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方虎山决心“杀鸡儆猴”，将再次被俘的3000多名日本战俘全部杀死，虽然此举惹来非议，但方虎山却说：“哪怕背上骂名，我也要这么做。”

“通化暴乱”的平息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军的威信大大提高，更多百姓不再信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日后的解放战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而方虎山则回到祖国，成为朝鲜战场上令美军也闻风丧胆的“虎将”。当年他果断处死日本战俘的行为，也得到了不少人的理解：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犯下滔天大罪，那些手中不知沾满多少中朝军民鲜血的日本战俘，难道不该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