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花山湾“晋陵罗城”考古分析

镇江市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六朝时期称京或京口，东晋为晋陵郡治，南朝又是南徐州治的所在。“京口，东通吴（郡）会（稽），南接江湖，西达都邑，亦一都会”。东晋时，这里曾安置二十万南迁侨民以及数十个侨置州、郡、县，成为名副其实的“侨民之城”。同时，东晋王朝在此设立军事大本营之一的“北府”，作为北伐的桥头堡和平定内乱、镇压农民起义的重要基地，南朝刘宋及齐、梁王朝亦是在京口起家发迹的。京口，在六朝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遗憾的是有关这座六朝名城，史籍志书皆语焉不详，至宋代已是“俯视南徐城，废垒何茫茫”，难以知晓了。

最近，在镇江市北固山东南花山湾地带，发现东晋晋陵罗城遗址。它是迄今保存遗迹较多、范围较大的一座六朝古城，是六朝城市考古中一大收获。本文依据调查、试掘的资料，对晋陵罗城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一、城的时代

该城的时代特征比较明显。

夯土纯净，夯层厚约6～10、夯窝径约4～5厘米，这比较接近汉魏城的夯土特征。如汉魏洛阳城的北城垣，“夯土层有7～9厘米不同的厚度，夯凹直径为4.5厘米”。再者，夯土下叠压的墓葬，时代为汉至东晋初；夯土内的墓葬，最早见于唐代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夯土年代的大致时限。

此城在多处夯土的外侧，有砖砌护城墙。砖的规格、砖墙的宽度及基面与夯土基面等平的特征，与扬州古城出土的一号城址东晋增筑部分相似。

城砖的文字，字数较少，窑名、地名、人名等，多只见一至三字，而人名连地名，如“晋陵孟胜”、“晋陵何强”、“无锡李钦”、“江阴王冣（zuì） ”等，多见四字。这与十六国时期后赵城砖文字的格式、风格相似。后赵时改建的长安宣平门，“门道隔墙的前壁，用砖修砌，这些砖大小厚薄不等”，“其中，不少砖印有石安田口、石安曹平，石安曹处（？）、石安王符、石安王承等的文字。这种地名连人名的模印砖文，在六朝时期比较多见，与唐宋时的城砖文字，如此城西墙上层所出的“润州官窑”、“镇江前军烧”、“镇江水军”、“丹徒县”、“金坛县”等，以官窑或烧砖单位名称为主的样式不同。还有不少城砖文字内容，与城有直接关系，如“晋陵”、“晋陵罗城孟胜”、“砌城”、“花山”、“无锡祝伦罗城砖”、“罗城砖”、“东郭门”、“南郭门”等，清楚地标明此城名为“晋陵罗城”，其地望“花山”，古今通称。“晋陵”，为古郡名，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因避东海王越世子毘讳,改毘陵郡置。治所先设于丹徒（今镇江市东南丹徒镇），东晋初移治京口，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移治晋陵（今常州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丹徒、丹阳、金坛、江阴、武进等县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晋陵郡治于京口的时间只是东晋初至义熙九年的近百年之内，这就给晋陵罗城的时代划定了一个具体时限。

城内地下文化堆积，除宋代外，主要为东晋和南朝时期，而城内墓葬多为东晋初期以前或南朝后期以后，城外墓葬则以东晋南朝墓为主。以此推测，该城的主要使用时间，应是东晋和南朝时期。

志书记载，东晋时期镇江亦曾修建城池，这与考古发现相合：“（东晋）时贼帅刘征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 郗）鉴遂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又，东晋后期，“今之（京口）城宇，多（王）恭所制”。或曰“王恭更大改创”。郗鉴、王恭都是东晋时人，他们有可能是晋陵罗城的修筑者。南朝或稍后，该城又曾进行修缮，东墙出土的梁代始置的“江阴”地名文字砖即是例证。至于该城的废弃大概在唐宋时期。因为，宋城《嘉定镇江志》载：“花山麓唐时有李德裕的花园，称为公园”。“东山，载城东二里，亦号花山”。可见，唐宋时期，晋陵罗城已不为人所知，其所据的花山已明确列为当时城外部分了。

二、城的名称

镇江唐代以前的城池，志载有京城、京口城、铁瓮城、子城等地名。

“京城”，见于《三国志.吴志》；“吴使孙河屯京城，河因赴宛陵为妫 （guī）览所杀。其子韶 （sháo）年十七，收河余众，缮京城，起楼橹以御敌”。又，《献帝春秋》：“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此去数百里，即有惊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

又《南齐书.州郡》：“孙权初镇之。《尔雅》曰：绝高为京。京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

“京口”之名，六朝史料多见。如《晋书.郗鉴传》：“郗鉴城京口”。又，《庾希传》：“希夜入京口城”。《宋书.本纪》：“（宋文帝）又诏：京口……城邑高明”。

“子城”、“铁瓮城”见《至顺镇江志》：“子城，吴大帝所筑，周迴（huí）六百三十步，内外固以砖，号铁瓮城”。又《舆地志》：“（铁瓮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迴（huí）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壁”。另，《海录碎事》：“润州铁瓮城，孙权筑”。

上述所引的史料表明，京或京口，实指一地，长时期并称。但“京”的出现似乎较早，至迟在汉末建安年间已被使用，而“京口”名称较晚出，使用却更为普遍和长久。京口和京口城亦然，也是一城二名而已，当时，首都建康（南京）称为京邑、京师或京都，镇江称京或京城，以示区别。早期京城规模比较小。《读史方舆纪要.江南七》载：“京城，建安十三年（公元209年）孙权徙镇于此，筑京城，周三百六十步（笔者按：这应是六百三十步之误），于南面西面各开一门。因京岘山为名，号曰京，镇导移秣陵，使孙河镇焉”。可知，这座军事要塞，即是“孙权初镇之”及“孙河父子营缮屯之”的京城所在，又名铁瓮城或子城。铁瓮城，位于镇江市北固山南峰的大山上，现今这一带环形土岗仍高出周围地面二十余米，居民皆俗称之为“铁瓮山”。至于京城发展到东晋、南朝时期，论京口的繁荣和显要。其城已不是周长二里左右的铁瓮城所能容纳的。根据铁瓮城，“晋唐以来，郡治据其上”的记载，剋一推断这时已成为京城的内城（即子城）了。那么，六朝中、后期的京城外郭，究竟在何处呢？

东晋晋陵罗城的发现，使我们可能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我以为，晋陵罗城这就是京城（京口城）的外城。其理由有二：

首先，晋陵罗城在地理上是与铁瓮城（子城）连成一体的，位于京岘山的分支上。京岘山是镇江东郊的名山，海拔高度为80米。它向西至江边分成南北两股，也就是晋陵罗城南北两墙的山体，其北支与北固山中峰相接，南支斜向西北，经鼓楼岗与北固山南峰相连。既然铁瓮城的地望就在南峰土山上，晋陵罗城与铁瓮城相连接是没有疑问的。

镇江称“京”的由来，说法不一。《元和郡县志》的作者李吉甫曾剖析道：“说者以为（汉）荆王刘贾尝都之，或曰孙权居之，故名京城。今按荆字既不同，又孙权未称尊号已名为京，则两说皆非也。按京者，人力所为绝高丘也，亦有非人力所为者。人力所为者若公孙瓒所筑易京是也；非人力所为也，……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他认为，京城（即京上郡城）之绝高是“非人力所为也”。而宋《嘉定镇江志》则进一步考证，京城是因京岘山得名：“京岘山在府治东五里， <润州类集> 云：州谓之京，镇京口者因此山”。古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亦有同说：“京岘山，城东五里，……京口、京镇皆因以名”。京城地处高邱，并位于京岘山附近，这与现晋陵罗城的特征相合。晋陵罗城与铁瓮城同属京岘山的余脉，城墙都是利用山体而建，现顶面海拔高度均在30～35米左右。这内外同时代并存又连成一体的古城，都应是京城的组成部分。

其次，现存晋陵罗城的方位，与史书中京城（即京口城）的方位是一致的。

《南史.列传第四十一》：“(临川靖王宏子)，正义，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乐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属武帝幸朱方，正义修廨字以待舆驾。初，京城之西有别岭入江，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

《南徐州记》：“（京）城西北有别岭，斜入江，三面临水，号曰北固”。

《唐书音训》：“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

上述史料中的前两条记载京城的位置是相近的，即都在北固山的东面或东南，正与晋陵罗城的方位相合。后一条记京口城在唐代润州城的东北，其地望亦与上述京城一致。因史料和考古资料皆表明：唐宋时期的（润州）镇江城与京城（京口城）毗连，是以北固山——铁瓮城——鼓楼岗一线分界，西侧为唐宋润州城，东侧为京城（京口城）。

综上，铁瓮城即为六朝早期的京城，后来又成为京城（京口城）的内城（子城）；而晋陵罗城自东晋至南朝，即是京城（京口城）的外城（罗城）。所谓京城、京口城、晋陵罗城，在东晋时期只是一城三名而已。至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晋陵郡徙移晋陵（常州）之后，晋陵罗城便名废，世人只称京城或京口城了。

三、城的构造特色

晋陵罗城，建造和使用于南北对峙、战争频繁、城堡林立、攻守交错的六朝时代。因战争的特殊需要，造城的工艺水平有较大的进步。晋陵罗城地处南方的丘陵地带，又近海临江，在江南特有的自然及经济条件下，吸收了中原的造城技艺，构造上颇具特色。

1、因山为垒，缘江为境

“因山为垒”，即在山上筑城。城东三里的京岘山，是绵延数百里的宁（南京）镇（镇江）丘陵东段的余脉。其西侧的花山湾至北固山地段，多股支蔓，山脊陡峭，顶面海拔高度27～30米。当年筑城时，在其纵横的山丘中，取其平面略呈梯形的一部分，将山体稍加改造，顶面加土夯筑。城外取土，挖成城壕围绕。南墙C段和北墙A、B段的井内或矮坡上的夯土迹象表明：在一起起伏低凹的地段，采用高筑墙的方法，与整个城体齐平。充分利用了丘陵的自然条件，一般只要加筑2、3米高的夯土，就形成高出周围地面10～20米的坚固城垣，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工，又能节省数十倍的土方、劳力，并达到使城垣“固若金汤”的目的。

“缘江为境”，是指城垣面临长江，以长江作护城河。现在，北城墙北距长江岸约500～700米，其间是海拔高度为5～6米的平原，西面一直伸展到北固山下。经钻探，表土下为水相淤沙土，系长江冲积而成。据《南史》、《元和郡县志》等记载，北固山在六朝乃至唐代，都是三面临江，现在只有北端近江了。可见。这一带的开阔平原，唐以前确是长江河床部分，江水波浪，曾日夜拍打着晋陵罗城的北墙。

这种“因山为垒，缘江为境”的筑城特点，在其时南方的古城中是有着代表性的。六朝古城保存至今的还见湖北鄂城的“吴王城”和江苏南京的“石头城”。吴王城，是孙权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时所筑的，城北临长江，因山为垒，略呈长方形，周长约6里。石头城，是六朝建康都城外的重要城堡。此城负山背江，南临秦淮河口，起着控扼长江、保卫首都的作用。史载东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为了镇压卢循起义，又“发居民治石头城”。现残存的一段城垣，系自然悬崖。吴王城、石头城和晋陵罗城，都位于长江岸边，并充分利用土山或石山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建造，具有浓郁的江南地方特色。

2、城内外固以砖墙

该城的砖砌护墙，从出土及暴露的情况来看：东墙A、B段之间出现近百米，至C段又出现砖墙遗迹。南墙A段，当地居民曾在宽0.8、长约90米一段挖掘城砖，砖墙高达1.5～2米不等；另在B段亦出有40余米长的砖墙，并在延伸方向C段的两口水井及路边之间出现或钻探出砖墙迹象，其长度近40米。北墙A段的水井内发现砖墙，B段土山上亦曾掘出过数十米长的砖墙。以上这些砖墙，只是整个城墙的若干片段，但其连续部分的长度，分别有数十米至百十米不等，总计长度亦相当可观。而且，所在的部位并不都是城的转角或城门处，这就表示，砖砌墙应是环绕城的一周。同时，还见有的砖墙在夯土的里外侧都有（如东墙B段）；有的只在夯土的里侧（如东墙C段等）或者外侧（如东墙A段、南墙B段等）。夯土一侧有砖墙的，往往其另一侧的夯土存在扰乱或破坏现象。以此推测，晋陵罗城夯土两侧可能都有砖砌护墙。

筑城，采用砖砌护墙的方法，在六朝时期不为鲜见。如：首都建康城，南齐以前是“土筑篱门，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改立砖墙”；建康宫城，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始用砖垒；时间较早的还有孙权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9年）筑的铁瓮城，“内外固以砖壁”。此时的北方，亦有用砖砌城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在公元四世纪初重建邺城，城墙外面即以砖建造。砖城，出现于六朝绝非偶然，是战争的需要和生产水平提高的产物。晋陵罗城的出现，为了解我国早期砖城的面貌，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3、“罗城”一名的较早先例。

古代城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这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管子.度地篇》：“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罗城，亦即外郭，或曰大城。宋代司马光考证道：“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罗城的称谓较为晚出，但至迟六朝时期，“罗城”与“外郭”已经通称。如《魏书.肖衍传》：“衍将姜庆真袭陷寿春外郭，州军击走之”。同书《杨侃传》亦载：“（裴）邃后竟袭寿春，入罗城而退”。这里的外郭和罗城，都指当时的寿春大城。

晋陵罗城的名称，见于所出的“晋陵罗城孟胜”的文字城砖，同出的还有“晋陵”、“晋陵孟胜”、“砌城”、“罗城砖”、“无锡祝伦罗城砖”等文字砖。它们互为印证，表面此城确是东晋晋陵城的大城，名曰“晋陵罗城”。罗城周长约十里，其面积是子城（铁瓮城，周长630步，约合二里许）的十余倍。

唐代，润州（镇江）另筑罗城。《新唐书.王璠(fán)》：“太和中（公元827～835年）王璠(fán)为浙西观察使凿润州外隍”。《资治通鉴》乾符年条载：“乾符中（公元874～879年），周宝为镇海节度（治润州），筑罗城二十余里”。城有十门，名曰新开、青阳、德化、仁和、鹤林、奉天、朝京、来远、利涉、定波。后来，周宝载战乱中失败，就是从城东面青阳门逃跑的。宋代镇江府城亦依唐城修缮，只是增改了一些城门。考古资料反映，在晋陵罗城西墙A、B、C段的上层，曾发现唐宋城的夯土或石基，以及印有“罗城”、“修府城”等字样的城砖，唐末砖的大小规格和文字风格，与六朝时期的城砖迥然不同。再从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唐宋罗（府）城城门的位置分布推知，其时，东城墙虽与晋陵罗城的西墙重合相连，但整个城体的范围位于东晋晋陵罗城的西面，两者是东西各据一方不同时代的两座罗城。

四、城的性质和地位

晋陵罗城，是六朝南方的一座重要城池。

首先，在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陈亮云城：“京口连岗三面，大江横陈于前，江旁极目千里，势如虎之出穴。昔人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地势然也”。顾祖禹亦曾论及：“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六朝时以京口为台城（南京）门户，锁钥不可不重也。其时，它在平定内乱，镇压起义，匡扶晋室乃至刘宋王朝的建立中，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徐州刺史苏峻反，占据建康，“欲携天子东入会稽”，形势十分危急。郗鉴、陶侃拒苏于广陵（扬州）、京口一带，采取“先立营垒，屯据要害，防其越逸，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不百日必自溃”的策略，“鉴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贼”，“鉴遂城京口，率众讨平之”。后郗鉴疾卒，蔡谟代领徐州刺史镇京口，“闻石季龙于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朝廷以为忧”。“是时，谟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北固山），西至江乘（今南京陇潭），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随宜防备，甚有算l略”。这种以京口为中心的百里江防，规模之大，守备之严，应是晋室在多次内乱中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武帝刘裕出生于京口，靠京口的北府兵镇压农民起义发迹。东晋隆安中（公元397～401年），“孙恩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万，楼船千艘，建康震‌骇‌”，后“刘裕由（浙江）海盐来援，裕兵不满千人”，与恩大战于京口城西之蒜山，“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众”。及至元兴初（公元402年～）刘裕在京口起事，“（裕）托以游猎，与（何）无忌收合徒众得百余人，诘旦京口城开，无忌著传诏服，称敇使，徒众随之。即斩桓修以徇。众推刘裕为盟主，总督徐州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刘裕王朝以宋代晋的历史，是在京口城内外揭开序幕的。

六朝时期，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京口城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使得其政治地位也十分显要。“晋永嘉乱后，幽、冀、青、并、兖五州流入，过江者多侨居此处。吴晋以后皆重镇，晋咸和中郗鉴自广陵镇于此，为侨徐州理所。升平二年徐州刺史北镇下邳，京口常有留局，后徐州寄理建业，又为南兖州，后又为南徐州”。东晋时，京口及附近还侨置南东海、南琅琊等十八个郡。其时，虽然京口侨置徐、兖，然晋陵郡仍属扬州，故徐州刺史多领扬州之晋陵诸军事。以东晋数数十任徐州刺史统计，大多都督徐、兖二州或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难怪宋武帝临终遗诏曰：“京口要地，去都密迩，非宋室近亲不使居之”。刘宋王朝，除了刘裕曾长期活动于京口外，宋文帝四岁时，“高祖使咨议参军刘粹辅上镇京城”，宋明帝亦于“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徙为南彭城、东海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镇京口”。仅此，六朝统治者对京口的重视，可见一斑。

一些考古迹象还表明，晋陵罗城的经济活动及商业交通也是比较繁荣发达的：

1，有横穿该城的河道遗迹。此城城墙的夯土，一般筑于海拔高度27～28米的丘陵山脊上，现存的顶面多保持在海拔30米上下。但南、北城墙偏西部分，即北墙B段以西及南墙C段，皆比较低凹。在五十年代的地图上还标有古河道遗迹，穿过南北城墙偏西部分的低凹处。此河道似从北固山东侧通江，即穿过晋陵罗城的南北城墙，经东门广场，至丁卯桥与南北大运河相接。其形成应是人工所开凿，因为从自然地貌看，此河必定是打通若干岗阜所致。

这段人工运河的入江口，位于唐宋罗城的东面约1里处，与唐代以后湮灭的润浦位置相合。“润浦，城东一里，亦曰东浦，北通大江，隋以此名州”。润浦口即是京口，《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载：“城东有润浦口，（润州）因以为名”，“城前浦口即是京口”。可知，这段人工运河，不但隋唐时的润州因其得名，六朝时的京口，亦因该河而名之。

此段河的南端即在丁卯桥附近东折，与南北大运河相接。至迟西晋末年，这里已设丁卯埭。“晋元帝子平骑将军裹镇广陵，运粮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公元307年）制可，因此得名”。可以想见，这条入通吴会的丹徒水道，在六朝时期应与东吴陈勋修筑的、翻越句容山地的破冈渎运河，同是连接建康和吴（郡）会（稽）的两条主要水道。前者连通京口，这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它对于晋陵罗城繁荣和发展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了。

2、城的内外出有大量的六朝文物

仅据晋陵罗城范围内，试掘的相距近百米的T3、T4以及一些钻探资料情况看，城内地下的文化堆积，普遍存在着东晋、南朝文化层。厚约1米左右，出有大量的青瓷及陶、铁等类器片。而在城外，以及镇江市区范围内，经清理的六朝墓葬即有百座以上，出土了数以百计的六朝遗物。其中，青瓷占全部出土文物的一半以上，其造型、纹饰富有特色，品种窑口极为繁多。常见越窑、瓯窑、德清窑、婺州窑的各类产品，同时还出有武昌、福建、广东等地所常见的各地的青瓷器皿。此外，亦出有数量较多的铜铁器，珍贵的金银器、玉器、玻璃器等。以上遗物，如青瓷器、玉器等不产于本地，是从全国各地远销而来；至于铜器，本地有丰富的矿产，至唐代“润州伏牛山铜器”，仍是土贡的上乘。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京口城的居民繁衍、交通贸易、商业经济、生活消费和手工业制造的规模是十分可观的。

晋陵罗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兴废是镇江古代城市变迁中的必然和需要。

镇江古城，最早为春秋时期的朱方邑。《汉书》颜师古：“丹徒，即春秋云朱方”。唐《括地志》亦云：“故丹徒在今县东南十八里”。清代顾祖禹考证：“丹徒镇，汉晋时丹徒县盖治此也，今土人犹谓之丹徒旧县”。近年，曾在丹徒镇西南侧发现汉代丹徒右尉墓。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表明，春秋之朱方邑和汉晋之丹徒故城，地望应在今丹徒镇一带，只是故城遗址尚未发现。

六朝时期，京口城逐渐取代丹徒城，是由地理和军事因素所决定的。当时，丹徒故城位于古长江口外南岸，有海浪凶险，交通又偏于一隅，地势也比较窄小，没有回旋发展的余地。而晋陵罗城位于古长江口内，西与建康相近，地居交通枢纽，入江穿城的运河口外风浪较小，地理环境也比较开阔，特别是军事上具有如“虎之出穴”的位置，故孙权择此建京城，东晋修筑罗城，“晋陵郡和丹徒县并徙京口”，丹徒故城渐次废弃，这是镇江古城第一次向西迁移。

唐宋罗城又取代了六朝的京口城，即晋陵罗城。六朝以后，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结束，国家实现了统一，原来突出的军事因素已让位于日益发达的经济因素了。特别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南移，南北大运河成为唐王朝输血输氧的命脉，以江南运河流域六个州组建的浙江西道，在贞元（公元785年）后定治润州一百余年。繁荣的商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加理想的地理环境，唐宋罗城在六朝罗城西侧开阔的地域上建造，正适应了这一要求。唐宋时期，并又新辟了三个运河入江口，即京口港、甘露港和蒜山港。京口港仔城西北，设京口闸，或曰京口埭，“开元中（齐浣）徙漕路繇此”。《新唐书.齐浣传》载：“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今扬州），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自此，新的漕路代替了地势比较高亢的润浦，镇江古城再次向西迁移，晋陵罗城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注释省略。

作者刘建国，原镇江考古所所长

原载于《考古》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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