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丨我没有一颗自己的心

暖晴的午后，斜阳照进我家廊子里头。我靠着一只旧藤椅，拿一本书，纸片与钢笔散漫在木桌上。

一杯新沏的绿茶，是淡淡的龙井，有浅浅的碧绿，杯口一柱热气，袅袅腾腾，这是我吗？

我有这样的老实，这样的安分，这样的悠闲，这样的疲惫，这样的慵懒，这样的无心事，这样的无斗志吗？

是什么时候？我的生命忽然进入了现在？现在我仿佛是一个头一次遭遇换牙的孩童。

在经历了惊愕，疼痛，流血以后，终于知道了换牙的代价与换牙的必然，于是踏实了。

我还仿佛是一只受伤的成年狗，被最后的一场恶战结束了少年意气，太阳出来以后，找到一块土地，躺下，为自己接地气，于是也踏实了。

真的这是现在的我吗？此前的我，人生几十年，何曾有一刻这样稳稳地坐过？

我的童年，劈面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将父母的黑色涂抹到我的身上，并且把一个黑色的前途摆放在我的脚下。

这种极端侮辱人格的涂抹和摆放，激起了我强烈的斗志。我是决不屈服的，我是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

且那野心又是这样空旷浩渺：唯一就是要洗净自己的黑色显露自己的红色。

我不懂这种证明之艰难，更不懂这种证明之荒诞，我宏大的野心纯粹是出于效法。

当时社会上有一大批我的同类，他们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便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搏击。

我以孩子的懵懂和无所畏惧，拼命地行动，劳动中抢最累的干，生活上拣最苦的吃，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

终于，我得以在高中毕业之前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时候，学生时代已经结束，全班同学差不多都是共青团员了。

而下放农村以后，贫下中农对共青团员这个称号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对于知青的认可与判断，完全是另外的标准。

于是，我又一次重新开始行动。我才17岁，单薄瘦弱，但是我赤脚跳进早春寒冷的秧田里去插秧。

我不戴口罩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日夜奔忙在灰尘弥漫的打谷场上。

我当了小学教师以后也从来不享受星期天和寒暑假，只要在课堂之外，我总是投身于农田的劳作。

最终，我又是以自己优秀的表现，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到医学院，成为了一个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

然而，历史的翻脸又快又无情，我的自豪感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一个时代就过去了。

中国的高考制度即将恢复，我立刻就变成了中国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在门第森严的医学界，工农兵大学生因其生源素质和教学质量，公然地遭到了冷眼。

此前，我以为，以自己数年的卧薪尝胆，已经改写了自己黑色的前途——不再是无休止的劳改与欺侮，而将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医生。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毕业，就听说了将来最多只会有十个名额分配在武汉市，其余的全部下放到最基层的工厂和矿山。　

立刻又是一场马不停蹄的奔跑，我一定要把自己证明到底：我是最好的！

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和经费：买书！读书！背书！考试！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就这样循环。我要自己任何科目都考出最好成绩，我要让各科老师都目瞪口呆。

我要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我留在武汉市，否则他们的良心就要受到谴责。

第一次的外科和妇产科实习，连男同学都有看见鲜血就要晕倒的，我把风油精递给他们涂抹太阳穴。自己却可以牢牢站在手术台上，聚精会神，手脚麻利，令许多德高望重的资深老大夫对我刮目相看。

最后果然，我当之无愧地成为被留在武汉市的十个学生之一。

可是再也想不到的是：中国文学的春天却忽然到来了！我惊愕地发现，我与自己真正的理想与目标失之交臂。

本来，从小对文学的酷爱应该理所当然地支配我所有的奋斗，我的每一个行为应该都是为作家这个职业而发生的。

而我，居然一直傻乎乎地流俗于时代。忽然间，这么多作家突然出现了，人家怎么就懂得在冰封雪盖之中蛰伏呢？

那时候，中国的职业选择只能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就算做梦都不可能出现择业自由的幻景。

毕业分配一旦公布，个人档案，城市户口，单身宿舍，福利待遇以及专业工资级别，都被所在单位确认与管理，调换专业比登天还难。

我的十个同学，他们是这样的高兴，都穿着崭新的硬邦邦的白大褂，就像过年的小孩子穿上了新棉袄。

大家欢呼雀跃，在医院大门口拍照留念，唯独我快怏不乐，满心怅然，任人摆布，欲哭无泪。

一个应该成为作家的女人却成为了医生——一个刚刚报到就已经后悔当初学医的初级医士。　　

也就是从这个悲伤的时刻开始，我以对新时期所有作家的佩服与羡慕，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糊涂。

我怎么就如此自作聪明地随波逐流呢？假如我不进行徒劳的红色证明，我的学生时代就不会是一个自取其辱的时代。

假如我做一个疏远主题的知青，我不仅不会付出健康受损的沉重代价，还有许多时间进行写作训练。

还可以在高考恢复的时候，名正言顺地报考自己喜欢的文学专业，而不是作为在校大学生被严禁报考。

我这个人，怎么就没有一颗自己的心呢？我很羞愧我没有自己的心。　

我的人生，如果不是这样地缺乏自己的心，肯定会是另外的一种。

至少在后来，我不会因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而在头脑发热的时候把自己轻易地嫁人。

这是我更加羞愧直至恼怒自己之所在：我没有自己的心到了愚顽不灵的程度。

我总是要等到榜样出现之后，才会有意识上的清醒。而且，一方面的清醒还不能唤起另一方面的清醒。

因此我的人生错误总是此起彼伏，因此我总是自己人生里一个急急忙忙的消防队员，不停地来回奔波，累都要把自己累死。　

因婚姻是没有榜样的，故而我好比“始终一幅香罗帕，成也萧何败也何”，我又被自己热爱的文学误导了。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她的思想一进入中国，立刻就俘虏和震撼了我。

她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对于我的威力，几乎相当于当年的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人民。

一场思想革命，在我的灵魂深处爆发：是啊！姑娘，你苦苦奋斗了，你把自己从出身论中提拔出来了，你获得了终身有饭吃的职业了。

但是，姑娘，作为女性，你有一间自己的房吗？没有！社会不给你，单位不给你，任何人都不肯给你！　　

可怕的是，一旦觉醒，我就再也不能忍受集体宿舍了。我的书看不下去了，我的笔也写不下去了。

我狂热地行动起来，用各种理由，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方方面面的朋友，为的就是寻求一间单独的住房。

为了写作和健康——朋友们更加诧异于这种不着边际的理由。不过出于友谊，还是有朋友把房子借给了我。

我每一次的独居完全等于一次次起义，很快都因为镇压而夭折。

一个年轻姑娘单独居住，总是要引起邻居的高度怀疑和警惕，他们的检举揭发，不仅惊动了单位，甚至连警方都被惊动了。

我唯有落荒而逃，返回集体宿舍之后，姑娘们个个视我为异类，我是愈发不能呆下去。一个女子往哪儿走呢？唯有婚姻这一条小路了。

从表面上看，我当年的婚姻似乎还是出于爱情，那是因为当事双方都很主观地用爱情色彩去笼罩事物。年轻的时候谁能够逃脱爱情的幻想与幻觉呢？

不过有一点我始终非常清楚，这就是：我一定要尽快逃离集体宿舍！我需要一间自己的房！

尽管婚姻是两个人的房间，不完全符合伍尔芙思想，但是只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

我相信在两个人的房间里，很容易分割出自己的空间。最重要的是，婚姻是女人的保护伞。进入婚姻之后，再也不会有革命群众的怀疑与举报了。

就这样，我把自己嫁给了两个人的房间。因为是一个男人用他的房间娶了我，很自然地，崭新的宽大的书桌属于男人，我则很知趣地在床沿上安营扎寨。

一只小板凳，一方床沿，稿纸下面垫一块木板，四周安安静静无人打搅，我觉得幸福备至，文思泉涌，小说就一篇一篇地写出来了。

亲爱的伍尔芙使得我一步一步接近着自己的理想，使得我在短期内丝毫没有怀疑自己对伍氏思想的肤浅实用的理解。

婚姻本身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我竟然还以为那是婚姻固有的问题，并以“有所得必然有所失”的理论说服自己继续维持婚姻姻生活。

忙忙碌碌的十几年过去，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了一间书房，还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卧室——这是我一个人的卧室了——我在这个婚姻中找不到男人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伍尔芙并不是“房间”的意思!

而这个时候，女人已经是不知明镜里，何日染秋霜了。不是怕老，只是遗憾老得不值。

我怎么就没有一颗自己的心呢！女人是需要自己的房间，女人是需要男人，可女人更需要一颗自己的心。

乃至这颗心的纯粹性应该完全超越具相，与房子婚姻男人一律无涉。

中国对于孩子的教育，从小都是强调一个“乖”字，尤其是女孩子，说你乖就是你的最高赞誉，乖孩子就比较容易丧失自己的心了。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乖女孩。从小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听社会潮流的，从来都没有一颗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心。

我的盲从狂热争强好胜，那是一颗少年心；我的焚膏继晷钻仰终身，那是一颗文人心。我的出嫁为妇，那是一颗妻子心；我的生儿育女，那是一颗母亲心；我的孝顺父母，那是一颗女儿心。

几十年来，我为我所有的心分裂着、焦虑着、奔忙着、顾此失彼着，直至精疲力竭。

某一天，在只有命运事先知道的某一个时刻，透澈明净的阳光照耀着我家廊子，悠蓝的天空高远平和。

我安坐在我的旧藤椅上，命运之神翩然光顾，让我了解了自己四分五裂的心。

这种自我了解令人醍醐灌顶，又欢欣鼓舞，肺胃明白之日就是重生之日了。

现在我能够肯定，这幅模样的我就是现在的我了。

因此上我的确是一个刚刚换牙的孩子，也的确是一只正在接地气的狗呢。

到这里，我定睛再看：面前绿茶已凉，院子里银杏黄透，书本闲搁膝头却一字未读。

夕阳渐渐归山，晚霞万朵波澜壮阔，各种车辆扎扎作响，狗在雀跃欢叫，远近响起呼儿唤母之声，晚饭香了。

天地人间就是这样气象大方百川归海——还需要什么证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