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级别最高红军叛将：晚年回大陆养老，带上亿投资却不承认罪行

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反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浴血坚持》中有一个叫龚楚民的叛徒，他带领国民党军队大肆搜剿红军和游击队，并化装成为红军企图抓捕中共中央分局领导人项英，陈毅等。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上，这个叛徒的真实姓名叫龚楚，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和敌人的利诱，叛变投敌，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赣粤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龚楚是在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会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俊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开始了自己在红军时期的战争历程。

在“四一二”政变后，龚楚几乎参加了这一时期中共组织最重要的几次起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粤北想进入湖南，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农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很快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是屈指可数，可见，当时龚楚的地位是很高的，有一段时间，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主席，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长征时期，项英，陈毅，龚楚都没有参加长征，留在中央苏区，1934年10月22日，红军主力长征后，中革军委来电，指示中央军区从22日起正式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当时，陈毅因身负重伤，中央没有给他明确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央才发电任命他为苏区的主要领导人。

早在红军长征前，龚楚对苏区肃反的滥杀政策就心怀不满，后又闻中央红军在湘江大败，更感到前途渺茫，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州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

广东军阀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缴共游击司令”的头衔，并拨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然而，龚楚却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龚楚引导国民党军追剿红军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结束。

抗战时期，龚楚曾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五战区上校参谋处长，第七战区少将参谋，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国民党46军少将参谋长，军委会少将参议等职位，期间率部与日军几经激战，颇有战果。

1946年龚楚曾先后任国民党广州行辕少将高参，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韶关地区，时任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龚楚，见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在家乡乐昌率一个保安团一千余人向解放军投诚，但是他怕解放军秋后算账，投诚后又逃往香港。

在香港，龚楚写了一本书，名叫《我与红军》，这本书与后来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颇为相似，书中谈到了他们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高级职务时，便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犹新，不久后，他跟随子女去了美国。

越远离中国，越是思念故土，龚俊盼望着有一天能回到故乡，但他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不断派人游说龚楚“回家看看。”

一直到1990年9月13日，龚楚回到阔别41年的故乡，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此时他已经年过九旬，双目失明，乐昌县人民政府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他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龚楚一生经历了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变，投降与再投降等诸多变故，最终于1995年7月在家乡病逝，享年94岁，倒是他的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尽在90年代，乐昌县就从他那里引入4亿多元资金，算是为故乡做了一点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