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沈西城
一九八一年，《明报》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明报月刊》老总胡菊人忽然辞职了。消息一经传出，撼动整个《明报》系统，不独《明报》中人无法置信，盖胡菊人乃《明报》老臣子，忠贞不二，怎会这样悄无声色地挂冠而去？连金庸也震惊得夜里不能成眠，隔一天，即找胡菊人见面问原委，胡菊人直认不讳。怎会这样呢？难以置信。金庸犯嘀咕，想来想去，想不出原因，叹了口气，道：“菊人兄，我们是老同事了，有话不妨坦白说——”顿了顿，看胡菊人脸色平和，往下说：“是否对酬劳有意见？这个——咱们可以商量……商量……”一急，金庸吃螺丝了！老实说，胡菊人在《明月》薪金长期偏低，心怀不满，理所当然，这是金庸的考虑。
岂料胡菊人摇摇头说：“查先生，你素来知道我不是个斤斤计较于金钱的人，多少年来，我都有一个夙愿，很想办一张有良知的报纸，如今有人找我，说出的理念，正好跟我相合，我就想出去闯一下。希望查先生给我这个机会。”一脸凛然，语气坚定。
到这时候，金庸深知事体严重，大力挽留，惟胡菊人去意已决，十八头牛也拉不回，只好叹口气（罢了罢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遂在尖沙咀海城酒楼设宴欢送胡菊人。骊歌低唱，愁绪满溢，说不尽的离情别意。金庸慷慨赠金劳力士，拍肩说：“菊人兄，珍重！”就这样胡菊人离开了服务十三年的《明报月刊》，开启新旅程——办《中报》。
《中报》的老板是台湾的外省人（原籍江西）傅朝枢，曾主办《台湾日报》。看到《明报》畅销，在政坛上地位日重，见猎心喜，想在香港办一张相同性质报纸对抗，一眼相中胡老总，甘词厚币，动之以理，果然打动书生胡菊人。
菊人蝉曳残声过别枝，《明报》中人几无一看好，尤以怪论名家哈公（许国）一针见血：“菊人是书呆子，做文学性月刊，一把手。办报纸，邪门事儿呀，不是他杯茶，绝难胜任，真替他担心，唉！”好个许天师，不幸言中。《中报》办了一段时期，兵败如山倒，胡菊人只好跟陆大炮（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销路平平稳稳，无复《明月》时候的风采。
我跟《中报》老板傅朝枢并无交集，反而他的儿子献堂，竟成了我好友。胖胖的身躯、圆圆的头颅，鼻梁架银丝眼镜，说话嗓门大，就是傅献堂。有个时期，常常见面，晚上八点多，驾车来到丽池，接载我往尖沙咀晚饭，然后到酒吧消遣，由相识到知心，无话不谈。赴美定居后，相隔遥远，就不大通闻问。
《中报》的编辑问我怎会认识他们的少东？我们的相识很神奇，某天，献堂看到了一篇《翡翠周刊》上我的短篇小说，便托人找我茶聚，说十分欣赏这篇小说。我记性好，至今还记得小说是写我跟一个妖娆台湾女人的情史，我俩躺在爱情酒店房间的圆床，女人雪白的大腿，在暗里炫著白光，这时听到窗外有飞机声，女人想到明天就会离开我回台湾，眼泪一滴滴的掉落在粉红的被褥上。她叫我舐一下她的泪滴，我如了她愿。她问：“是不是苦的？”我叫她猜。回答：“难道还会甜吗？”我点点头。“骗人！你最好用小瓶子把我掉落床褥上的眼泪水收集起来。我走了，不回来，泪水成为咱俩永恒的思念。”那是胡乱写，骗稿费的，想不到献堂上了心，误以为我是大作家。
献堂年纪比我轻，做事却成熟，代父朝枢先生掌管香港的《中报》。那时候，《中报》的境况很糟糕，销路不畅，读者不多，风雨飘零，不利谣言四起，可献堂在这时候邀我写稿，栏名仍叫《梅樱集》，是我从《星岛日报》搬过来的。
《中报》打不开局面，稿费不比人低，另外还有一个优良制度，就是稿费准，每月十五按时发放。献堂说过：“我们尊重作家，不管有名、无名，我们都尊重。”没撒谎，那时我无甚名气，稿费不俗外，还处处尊重，教我难忘记。
清明时节忆故友
可能在美国耽得久了，献堂有点儿美国人作风，遇到不称心的事，会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有时候，报馆事烦，便打电话来，要我作陪喝酒。有醉意，尽吐心声，极想把报纸办好，总是事与愿违，无论怎样努力，也无力挽狂澜，心中苦透。不堪烦恼，最后放弃报馆，赴美国搞超级市场生意。
临走时，我们一道吃晚饭，他说这一去，晤面的机会就少了，言下不胜唏歔。美国生活寥寂，不合献堂性格，然而他竟舍香港而去，为的到底是什么呢？清明夜，我在想，想不通。只有怀著赤子之心的献堂知道，可他不会告诉我，他已离开了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翠波逼眼来，惟旧事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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