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张爱玲《浮花浪蕊》本事考

《浮花浪蕊》里的故事大致有三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女主角洛贞的漂流经历，从上海到广东到香港，去日本的轮船上；一部分是洛贞在上海洋行的见闻和同事的故事；另外一部分则是钮先生夫妇——艾军和范妮的故事。

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很容易看出洛贞的漂流经历与张爱玲1952年前后的境遇颇有相似处，已有的研究也大多着重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自己说过类似的话，如1978年8月20日写给夏志清的信中说："里面有好些自传性材料，所以女主角的脾气很像我。”洋行故事与张爱玲没有直接关联，但很容易联想到可能取材于姑姑张茂渊曾经的洋行职员经历。连小说中差个“一二十岁”的洛贞姐妹，跟张茂渊（生于1902年）、张爱玲（生于1920年）的年龄差都如出一辙。上述这两点几乎是研究者与读者的共识，只有第三部分，很少人提起，只宋以朗有一篇《〈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初稿？》讨论过小说中的本事。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概括一下他的观点：

第一，张爱玲1983年1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讲起〈上海懒汉〉原名，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所以是一个别人的故事，和《色，戒》故事来自宋淇的转述差不多。

第二，《上海懒汉》The Loafer of Shanghai这一英文版初稿写成于1957年7月以前，内容主要是惧内的严先生回上海卖屋，一去不回。《浮花浪蕊》里艾军的故事完全符合一个“上海懒汉”，可能就是英文初稿的轴心人物。

第三，英文版没有卖掉，后来稿子很可能遗失了。

第四，1970年代后期张爱玲大改了这篇小说，同时改成中文，变成《浮花浪蕊》，小说采用洛贞的视角叙事，也加入了大量洛贞的经历，因此和初稿相比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浮花浪蕊》在张爱玲作品中相对不被重视，而小说里艾军、范妮的故事在大改之后分量也已经变得不那么重，所以更容易被忽略过去。1983年张爱玲为皇冠出版的小说集《惘然记》写的序言里提到《相见欢》《色，戒》和《浮花浪蕊》：“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三个令她震动惊喜的小故事，前两个是指《相见欢》里她亲耳听见的中年表姊妹间隔膜的对话和《色，戒》里羊毛特工功败垂成的暗杀，至于第三个，根据张爱玲自己的话来推断，自然是《浮花浪蕊》里一个男人借着卖屋一去不返的惧内故事。按照张爱玲的一贯风格，这个故事多半也来自身边的亲历或者见闻，也许这篇小说的本事也可以探究一下。先来看一下英文版初稿的写作时间。1957年7月14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夫妇，提到：

两星期前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The Loafer of Shanghai”，写惧内的严先生赖共党庇护，回沪卖屋一去不回。（我告诉过Mae这故事）Mrs. Rodell看了说“A lovely twise on the henpecked story，but under-dramarized.”〔是惧内故事的有趣节奏，但戏剧性不足〕一定卖不掉，要我重写。我回信说只好暂搁一搁，一时无法改写，请她先试一两家，得到一个反应后再寄还给我。

既然这么说，可见《浮花浪蕊》里的故事确有所本，是以前她曾讲起过的那个“严先生”。稍早一点，她也提到过“严家”：

（英皇道近继园）想不到我还会这么快乐地走这条路——从前住在继园内时我每天都得走下山到严家去——那时不在做事，不在读书——一切都好像毫无希望。

这是《张爱玲语录》中的一则，按照宋以朗在引言中的解释，语录基本来自邝文美和张爱玲聊天之后的记录和部分从张爱玲笔记中抄录的内容，时间大概是1954-1955张爱玲赴美前。这里涉及张爱玲1952年赴港后的经历及住处变化，似乎可以讨论一下。

根据张爱玲1966年6月4日致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的信件的自述，她1952年7月抵达香港，进入港大，读到11月学期结束前就匆忙赶往日本，同时向港大注册处报备离港。因为没有在东京找到工作，1953年2月回香港，也因此和港大闹得很不愉快。不久依报纸广告应征东南亚英国专员公署的翻译工作，对方核查地址时曾到港大女生宿舍询问。之后应征美国新闻处的翻译工作，其间结识了宋淇邝文美夫妇。

而宋淇写于1976年的《私语张爱玲》，记述了张爱玲当时住在香港女青年会，渐渐为人所知以后，偶然会有人找她。于是托自己在宋家附近的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斗室居住，一直住到1955年10月赴美。这一时期她在写《赤地之恋》，也是宋邝夫妇和她往来最密切的时期。

宋以朗曾提到1950年代宋家住在北角继园，张爱玲租的房间就位于附近的英皇道。概括起来，就是张爱玲从港大退学后住在女青年会，找到美新处的翻译工作，同时写作《秧歌》，其间和宋淇夫妇熟识，同时为了避免有人打扰，她搬到了继园宋家附近的英皇道，在一间连桌子也没有的小房间里写《赤地之恋》和申请赴美，直到1955年10月离港。这段时间邝文美经常去看她聊天，《张爱玲语录》就是这么来的。那张最著名的仰着脸叉腰而立的照片也是在住处附近的英皇道兰心照相馆拍摄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角有“小上海”之称，住满了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张爱玲说想不到自己还会这么快乐地走这条路，明显是指第二次住在附近了。和之前对比：也住在继园，不在做事和读书，每天都得走下山到严家去，觉得毫无希望。和上文对照一下，符合这种描述的，只有1952年夏天到香港但还没搬入港大宿舍，以及1953年2月以后从港大退学还没找到工作这两个时期。尤其是前者。和《浮花浪蕊》里洛贞初到香港租下便宜住所，经常到范妮家里收信和洗澡的描述颇有相似之处。

不止于此，张爱玲的书信里多年后还有提到“严家”，1982年6月，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

我姑姑的两块玉牌我托她亡友的小儿子在纽约卖，每隔三个月打个电话去问，请他拿到Parke-Berne拍卖，他总拖宕着，答应到洛杉矶时打电话给我也不打。他是个executive，东西两岸两头跑。两年多后，他去年回上海又见到我姑姑，她来信说她自己跟他说，她不要卖——当然不是要送回上海去。但是仍旧石沉大海，就此吞没了。我也不再跟我姑姑提起。我知道她情愿不要钱，不愿考验她的朋友，已经朋友太少了。我是因为听她说的他姊妹兄弟中就是他关心老父。他大姐是杜月笙的媳妇。是我太冒失，不去想它了，本来对你们都懒得说，不过又何必一个人都不告诉。

同一时期，张爱玲在和司马新的通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当时司马新取得哈佛的学位后改行从商，在波士顿大礼品公司就职，每年数次到上海、北京、天津，于是写信给张爱玲说她有什么事在上海自己都可以代办。张爱玲8月初回信：

我在上海倒没什么事奉托，几时如果去纽约，不知道能不能去看一位严先生一次（略去英文地址电话）。是我姑姑的亡友的儿子，小名阿邬；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才十五六岁。我姑姑信上说他现在是个Executive（高级职员），常回上海去看他父亲，跟我姑姑姑夫也很熟。我就把她的两块小玉牌托他替她在纽约拍卖。但是她上次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她不想卖了。我想请把附条面交给他，取回玉牌挂号寄给我——盒子里塞满棉花和团皱的Kleenex就不会破损，保一两千元的险就不会寄丢了。不过这种噜苏事实在不好意思奉烦，一再踌躇，所以迟未作复。……如一时不会去纽约，就请先搁着再说。我这一向忙，要忙到明年，也不会去另托人。但如果到纽约总是来去匆匆，不易抽出时间来，请千万告诉我，绝对没关系。

司马新年底前去了纽约见到严先生，但是东西没有拿到。回去写信给张爱玲道歉，张爱玲回信表示不要紧。这事还有后文，到了1983年初，她给宋淇夫妇的信里说：

两块玉牌费了无数事之后终于寄了回来，他自己办运输公司，包装得十分职业化，但是chipped〔磕碰〕多处，也不用卖了。

两相对照，很明显是同一件事，这个颇有意思的小细节信息不少，我感兴趣的是严家和张茂渊的关系：

一、信里提到的严先生是张茂渊“亡友的小儿子”，同时又只有他最关心老父，常到上海探望，那么张茂渊的亡友自然就是他的母亲严太太；

二、严先生父亲当时还在上海；

三、这位严先生在纽约从事运输行业，是个Executive；

四、严家夫妇的大女儿是杜月笙的媳妇；

这里的严家和1950年代初张爱玲一度天天走下山去的严家是否就是同一家，还需要其他证据。

证据来自李开第的回忆。当然不是讲严家，而是讲他和张茂渊的相识经过。司马新1987年9月、陈怡真1995年6月都曾在上海访问到李开第，谈到旧事，司马新的记录最简略，李开第说自己1920年代在英国留学，张茂渊和黄素琼当时也在英国，大家都是好友。

陈怡真访谈比较详细：

“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留学生当中有个张太太、张小姐，不过我在曼彻斯特，她们在伦敦，始终没有见到面。反而是在一九二八年我们先后回国后，在上海见的面。我的一个好朋友姓严，他的太太和张太太、张小姐是好朋友，设宴给她们接风。在上海最好的旅馆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请客——那里也是蒋介石、宋美龄结婚的地方。严太太请了我当陪客，我同张太太、张小姐都跳了舞，我记得她们的高跟鞋上都钉了钻。"

李开第结婚的时候，姑姑还曾代替生病的严太太当招待，……“她和我们夫妻俩都变成好朋友。”

抗战胜利后，李开第回到上海，因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的张爱玲和姑姑已住在常德公寓。“我常去拜访她们。……过了两年，她母亲回来了，我请她吃饭，有严太太、张小姐。不过没有爱玲，大人请客不请小囡的。”

这里提到了严先生夫妇，从李开第的回忆看，他们和李开第张茂渊的关系都很密切。最详尽的记述则来自黄伟民的《回忆张爱玲的姑父李开第》一文，黄伟民和李开第同属九三学社上海外贸支社社员，1982年初相识，往来渐渐密切，听李开第谈起过妻子张茂渊的家世，也提到过张爱玲，1988年为了指出周劭关于张爱玲的文章的错误，黄伟民按照李开第的转述和张爱玲的信件写了反驳文章发表，自此之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李开第陆续将一些旧事告诉黄伟民，希望他将来写一些东西，免得世面上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1999年李开第去世后，黄伟民写了这篇文章，大概是目前关于李开第经历最详细的记录。

按照黄伟民文章所述，李开第1902年生于闵行北街钝嘏堂，出身于当地大户人家，十二岁考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即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学校，之后升附中（高中），直至1924年交大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保送留学，1925年搭乘了法国船去英国。

1927年暑假，在英国北部举办了留英中国男学生会夏令营，不少留英学生都参加了。李开第的好朋友严智珠先生和其太太许慧磊也参加了夏令营。张茂渊当时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钢琴，是留学生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给严智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夏令营之后，严智珠就把在那里的种种情况告诉了李开第。第一次听到张茂渊的名字，李开第并不在意。

1927年底，李开第乘船去比利时、法国游玩，随后就进了英国人开设的安利洋行担任工程师，而他的一些朋友学业完成之后也相继归国，严氏夫妇以及张茂渊姑嫂也回到了上海，经严氏夫妇介绍，李开第结识了张茂渊，并成了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步入而立之年，经媒人介绍，李开第与闵行的富家之女夏毓智结婚。1932年9月，李开第在大华饭店举办了盛大的婚宴，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张茂渊作了女傧相。

之后李开第被安利洋行派往香港工作，因此张爱玲港大读书期间，李开第接受张茂渊委托做过监护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李开第离港赴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与张茂渊来往频繁。张茂渊和李开第妻子及其姐妹都成了好友。

上述三篇文章涉及的旧事基本一致，只是详略有差异：李开第有个跟他同时在英国留学的好友严智珠，严太太许慧磊则是张茂渊（也包括黄素琼）的好友，这份友谊开始自1920年代的英国，并且延续到了回国之后的上海。李开第也是通过严氏夫妇才认识的张茂渊。这些内容，和张爱玲谈话及书信里提到的，还有《浮花浪蕊》的相关情节多有相似处，当然，只有访谈和回忆肯定是不够的。

根据《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年谱》的记载，清廷1897年在徐家汇办南洋公学，1912年民国建立，改名为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并有附属中学和小学。李开第1916年小学毕业，1920年中学毕业。1921年的中学毕业生中则有严智珠的名字。李开第和严智珠是中学时代的前后同学。

1924年夏，李开第在交通部南洋大学电机科毕业，被分派到胶济路担任练习生。1925年2月，交通部批准李开第赴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同时赴英的还有李开第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赵曾珏。二人当年在南洋大学的《工程学报》《友声》《南洋旬刊》等刊物上多次联名发表文章、通讯，向师长同仁报告茂伟电机厂的情况及工程学生留学途径，是当时比较活跃的学生。

1926年，南洋公学同学会主办的《南洋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电机工程号”出版，其中有一幅照片“本校旅英校友摄影”。

左三李开第，右二严智珠，右一赵曾珏。

1926-1927年间，南洋大学为纪念建校三十周年，发行了《南洋大学卅周纪念校友录》，其中收录了李开第和严智珠，除了有两人的中小学记录，李开第下注明“英国茂伟电厂实习”，地址为：

Mr. K. D. Lee，

112 Derbyshire Lane Streetford，

Manchester England

严智珠下注明“英国曼芝忒大学肄业”，地址为：

Mr. T. C. Yen，

48， Mauldeth Rd.， West，

Withington， Manchester， England.

很明显当时两人都在曼彻斯特，只是严智珠在大学读书，李开第在电机厂实习而已。另一份编于1934年的《留英同学录》记载，严智珠“民十二至十八年。曼彻斯特大学工科学士。并有实习”。他1921年即民国十年夏天中学毕业，1923-1929年在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并实习。1930年初的《时报》登有一张“交通大学留英曼却司德同学合影”，也还有严智珠在内。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则于1924年离开天津出国赴英，到1928年回上海。因此严智珠夫妇和她们相识自然也是在这一时期。

按照李开第所说，1927年暑假，严智珠许慧磊夫妇和张茂渊都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夏令营，当时张茂渊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钢琴，在留学生中颇受人瞩目。严许夫妇对她印象都极好。回来之后严智珠告诉了李开第，那也是李开第第一次听到张茂渊的名字。半年之后，李开第完成在英国的实习，接受了英国安利洋行聘书，回到上海在洋行任工程师。接着张茂渊黄素琼和严许夫妇相继回国。从时间上看，张茂渊她们回国时间要早于严许夫妇，所以严太太为张茂渊接风可能是李开第记错了。不过当时她们已经是好朋友，并且严太太请客招待张茂渊姑嫂，还请了李开第作陪，介绍他们认识，大致不会有误。他印象中初识的时候在当时最好的旅馆大华饭店吃饭，请她们跳了舞，还记得她们“高跟鞋上都钉了钻”，这和张爱玲在《私语》《雷峰塔》和《小团圆》中对于同一时期姑姑和母亲的描述非常接近。当时张茂渊的财产还在，不需要工作，衣着非常时髦，生活也奢侈，经常和黄素琼出去跳舞。有一份上海国货陈列馆1930年的年刊，记录了9月14日社会局暨陈列馆在华安大厦八楼的一次“招待名媛”活动，张茂渊的名字就列在社会局长太太唐冠玉之后。显然从1928年回国到1930年代初期，张茂渊的名声和财力都相当出众，也比较活跃。

至于严智珠，他是浙江慈溪人，祖父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严信厚（1838-1906），即严筱舫，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第一个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多家近代企业的开创者，被称为“宁波商帮”第一人。产业主要分布在天津和上海。父亲是严信厚的独子严子均（1872-1930）。严信厚去世后，严子均除继承父业外，也参与创办了四明银行。1910年因为上海橡皮股票风潮的影响，严家的源丰润票号上海总号破产倒闭，元气大伤。严子均先后两娶，生有五子七女。长子严智多，字祝三，生于1896年，1930年严子均去世后掌管家业。

严智珠是严子均次子，字联五，生于1900年。严子均第三子以下都生于1915年以后了。相比之下，严家女儿反而比较出名，尤其是四五六三位：严彩韵（1902-1982）、严莲韵（1903-2003）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分别从事生化研究和教育行业，都颇有贡献。六女严幼韵（1905-2017）因为和顾维钧的婚姻以及长寿著名。严莲韵曾经说过，从小家里请了国文和英文老师到家里来教，只是兄弟们读书一般，倒是女孩子们读得好。

严智珠1929年完成学业后和妻儿回国，1930年5月1日起，出任意商台禄洋行华经理。和李开第不同，严智珠学的是纺织，台禄洋行（Dell'Oro & Co.），位于广东路1号，主要经营绢丝线进出口业务。

台禄洋行（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即《字林西报行名录》，1931年7月）

这一时期的《字林西报行名录》基本都是如此，其中担任买办/华经理（compr.）的 Yen，T.C.就是严智珠。这段担任买办的时间不算长，1934-1935年间，严智珠因为与江南银行和中华银行的债务纠纷出现在几次诉讼中。1934年上海市政府的国货调查录中有一家“大公染织布厂股份有限公司”，注明发明人为严联五、梁培基。厂址位于华德路齐物浦路1001号，主要生产漂白布、阴丹士林色布等纺织品。

1935年8月，《新闻报》登出“大公染织厂总经理唐性存启事”，声明去年大公染织厂创立之初曾由严联五担任董事兼经理职务，但由于严的股本未能缴足，而且对于商情隔膜，已经在去年年底正式脱离大公，所有业务都由自己处理。这很明显是担心当时银行和严联五的债务纠纷。大公的主要产品是阴丹士林布和大公蓝布，后来在1940年代发展颇为迅速。

担任洋行华经理和创业似乎都不大顺利，严智珠之后闲散了一段时间。1936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通信录》中，李开第和严智珠的地址和职位如下：

回国七八年之后，李开第仍在安利洋行任电机工程师，级别为正，严智珠的专业级别为仲，通信地址则是家庭住址，似乎暂时没有职业。按照这本书的分级，当时工程师专业只有正、仲、初级三类。地丰路29号是严家老宅之一，1930年6月严子均就病逝于这幢房子里。

1934年的《留英同学录》中，严智珠已经有“四儿女”。根据严家后人整理的家谱，分别是生于1921年的长女严仁菖，1922年的严仁英，1924年的严仁丰和1931年的严仁山。

而这个时期的许慧磊，在两次政府救灾的赈济捐款中都有出现，一次是1933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的捐款，“许慧磊太太”和“徐青畹太太”并列列名其中，徐青畹是严智珠兄长严智多的续弦妻子。另一次是1935年上海为各省水灾赈济的捐款，这两位严太太也都榜上有名，其中“严许慧磊女士经募”一条，即通过许慧磊募集到的捐款，既有她的儿女，还有台禄洋行的捐款，甚至还有张茂渊。

另外，张子静也曾经提到，他印象中的姑姑不苟言笑，只有在1928年回上海和兄嫂同住的两年里，有两个朋友和她较为亲近，常来找她闲聊，一个是Aunt Yan，另一个是Uncle Yai。她们有说有笑，还经常一起去仙乐斯跳舞。用这样的称呼，应该是张茂渊在英国时认识的朋友，我疑心这里的Aunt Yan就是严智珠太太许慧磊，当然按照当时的写法，应该写作Aunt Yen。

李开第1932年结婚，张茂渊送了礼，做了女傧相，还代替生病的严太太担任招待。1930年代后期，李开第被安利洋行派往香港，因此张爱玲1939年秋天进港大时，张茂渊黄素琼就托了李开第担任张爱玲的监护人，李开第去码头接张爱玲，黄素琼还放了一笔钱在他那里，只是因为张爱玲第二年拿了两个奖学金，那笔钱不必动用。不久李开第离开香港，转托港大任教的吴锦庆接任监护人。

同一时期，严智珠到了北京，进入银行系统任职。1937年的银行年鉴里北平中孚银行的重要职员名单里出现了严智珠（字联五）的名字，曾任中孚银行分行的会计员以及西城甘石桥大街支行的主任。1939年五月，严智珠担任中孚银行位于西单北大街的西城支行经理。这一时期，严智珠似乎全家都搬到了北京，他的长子严仁丰进入北京私立育英男校就读，1940年夏天初中毕业。育英是公理会主办的名校，和贝满女中齐名，校址在灯市口附近。严仁丰生于1924年，1940年时十六岁。

1940年7月，严智珠出任上海同济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厂长。这家工厂是潘志诠、潘志贤兄弟于1939年创办的，厂址在上海槟榔路，主要织造富乐色布、富乐纱和同济士林香衣府绸等产品。潘氏兄弟是广东新会人，父亲潘澄波曾是怡和洋行的总买办，退休后由长子潘志诠接任，直到1941年为止。由于资本雄厚，产品口碑也很好，因此同济的经营很顺利。几年间不断增加资本，1943年初该厂的股票就上市了。严智珠1940年代前半段一直在厂长任上，目前能看到的资料，1945年他还在职，但是战后的1947年，同济的厂长换成了何裕棠。之后直到上海解放，就基本没有严智珠在纺织行业的信息了。

1946年3月16日，严智珠长兄严智多第三个女儿严仁芸和杜月笙的第五个儿子杜维翰结婚，婚礼在丽都饭店举行，杜维翰是和弟弟杜维宁一起结的婚。

当时严智珠的长女严仁菖也经历了一次婚姻风波。她生于1921年，和叶惟俭有过婚约，并定于1945年11月10日举办婚礼。没想到当天叶惟俭忽然生病，临时取消了婚礼。严智多严智珠还因此专门联名登报发了“严宅启事”。这件事看起来颇为可疑，因为四个月后，这对未婚夫妇就分别委托律师，登报解除了婚约，理由是“双方意见不洽”。1947年3月，严仁菖和杜月笙的次子杜维垣在香港结婚。

按照杜月笙幼子杜维善的口述，杜家儿女的婚事基本由杜月笙决定，杜维垣很听父亲的话，他也生于1921年，一直在美国读书，抗战胜利后学成回国，杜月笙要他跟严家小姐结婚，他就奉命结了婚。不过杜维善比杜维垣小12岁，自述战后杜维垣回国自己才第一次见到他，他婚后不久又走了，以后一直在美国的联合国文教处工作。可见兄弟间了解极少。杜维善还说过他二嫂、五嫂都是严家仁字辈的，大概是表姐妹或堂姐妹，二嫂结婚后妹妹也嫁到了杜家。这些都明显有误。严智多女儿严仁芸确实比严仁菖小了五岁，但是早一年嫁进杜家。杜维垣一直在美国读书，战后拿到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1947年1月当选为上海嵩山区区长。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曾回到上海，由于身体原因又去了香港养病，2月20日，杜维垣飞去香港。当时上海小报报道了这一消息，认为杜维垣是去向父亲报告近期上海的商务状况。同机去港的还有他当时的未婚妻严仁菖及其父母严智珠夫妇。但其实这次去香港主要是为了办婚礼。3月9日，杜维垣严仁菖结婚。第二天的上海大报上登了杜月笙和严智珠联名宣布的消息：

1948年6月，杜维垣辞去了区长职务。杜维善记得他除了在杜月笙去世前后到过香港，之后一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工作。不过按照港台报纸的记载，至少1950-1960年代，杜维垣夫妇还是在台湾的。

李开第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和张茂渊常有来往。他对张茂渊姑侄从常德公寓搬到重华新村再搬到卡尔登公寓的经历印象颇深，记得战后黄素琼回国以及自己请饭的事，其中也有严太太许慧磊，甚至一直清楚地知道张爱玲写于1950年的《十八春》有许多背景取材于卡尔登公寓的周边地区，自称对故事也很熟悉。从这些内容看，李开第和张茂渊、严智珠许慧磊夫妇之间是有一个联系紧密的小小的朋友圈的。

严许夫妇的下一代很早都离开大陆，至少部分人搬到了香港，成为张爱玲记忆中最初落脚在北角的“严家”，严智珠最后一个人留在上海，按照严家后人的家谱，他在1982年去世，生前曾任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总工程师。他最小的儿子则在美国从事物流业。

回到小说文本，故事核心是钮先生钮太太，他们和比主角洛贞大一二十岁的姐姐差不多年纪，同在国外留学。钮先生家境不错，为他娶了进过教会学校的太太照顾他。读了十多年才拿到学位。钮太太心思细密，能干又老练，是一群留学生中的老大姐。回国后家业零落，靠了钮太太善于经营，撑起大场面，她不再看重学位，只用心将两个女儿嫁得很好。钮先生则一事无成，跟朋友合伙办过农场和染织厂，最后除了拿精致的衣料和鸡蛋分赠亲友毫无所得。日常只是打理自己一顿早饭和下午茶，加上十几套英国西装，绅士味道十足。 1949年前后钮家搬到香港，钮先生因为要回上海卖房子，一时卖不掉加上又是慢性子，终于滞留不归。钮太太换了环境失去了施展的天地，因为知道钮先生的事生了气，不久便去世了。

《浮花浪蕊》里的钮先生，一辈子几乎都隐身在家族和太太的庇佑之下，面目模糊，只是遇到了大时代的一个偶然情境，似乎是半推半就着实践了一次自己的意志——自然，和原型故事相比，这一点也依然存疑，因为有着太明显的“张看”的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