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审判”，她为何亲手杀死了孩子？

《弗里达的审判》 （FRIEDA’S CASE） ，作为一部围绕女性犯罪案件的调查与审判展开的电影，无论是其女性题材，还是原片名“FRIEDAS FALL”，都难免让人联想到茹斯汀·特里耶导演的《坠落的审判》 （Anatomy of a Fall） 。

尽管《弗里达的审判》的原片名“FRIEDAS FALL”与《坠落的审判》的英文片名使用了同一个单词“fall”，但含义截然不同——前者是德语中的“案件”，后者则是英语中的“坠落”。

虽然意义不同，但这个巧合的出现无形中强化了两部电影的关联性，尤其凸显了它们作为当代女性题材电影的价值与意义。

与《坠落的审判》不同，《弗里达的审判》将背景设定在1904年的瑞士，讲述一名年轻女裁缝弗里达·凯勒因杀害自己非婚生的五岁儿子小恩斯特而面临死刑的故事。

影片并未聚焦于案件本身的悬疑性，也未刻意煽情以博取同情，而是拉开历史的距离，让观众回到案件发生的现场，不再囿于个案的剖析。观众得以通过影像进行跨越时空的思考，同时与历史中的女性达成连结。

因此，导演玛利亚·布伦德尔贯彻电影始终的意图与策略，是展现女性间的连结之力。即使故事背景被设置在20世纪初女性权力仍被极大限制的瑞士，导演也没有让女性力量的展现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呼号或者标语的示威，而是以极为细腻的镜头去刻画故事中的每一位女性，使她们真正参与到整个叙事中，成为推动弗里达案件改判的重要力量。

在《弗里达的审判》中，她们可以是拥有同样悲惨经历的姐妹、身处社会底层的女工友、家境优渥却仍满怀善意的贵妇人，甚至无力改变一切、只能建议女儿“缄默为上，忘却为佳” （“Best to keep quiet, best to forget”） 的母亲……即使仅仅是背景中的无名者，那充满故事感的表情同样令人过目难忘。每一次女性肖像的镜照，都是一次穿越历史的凝视。

影片在结构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揭露弗里达弑子真相与审判弗里达。转折点发生在弗里达决心为自己抗争，不再听从母亲以及千千万万曾面临同样处境的女性所留下的建议：不再缄默，不要忘却。

那一声发自灵魂的怒喊，唤醒的不止是她自己，还有已经逝去的如她母亲一样的困在旧时代的女性，更有银幕内外关注审判的所有人。因此，导演所要连结的女性，不仅是围绕案件串联起的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女性，还有来自不同历史时代的女性。

“身体”在这里是女性重要的抗争手段，同时也成为了另一个法庭。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导演玛利亚·布伦德尔采取了拼贴叙事，让弗里达案件所涉及人物的证言以碎片的形式，经由律师阿诺德·扬根和厄娜·格穆尔的拼凑来还原真相。以修辞的角度去审视这一叙事方法，其本质是一次对“身体”的复原。

在叙事之外，《弗里达的审判》在视觉上更是巧妙地使用了“身体”。作为裁缝，弗里达的工作本是量体裁衣，而沦为囚徒后，她的身体却被狱警测量、记录。

直到检察官的妻子厄娜主动接手这一任务。而两人的第一次相见就是从弗里达注意到厄娜肩膀与衣袖的不合身开始。

最终，尽管弗里达被判终身监禁并强制缄默，弗里达凝视镜头的眼神却宣告了另一种胜利——即使无法开口，她的身体仍在诉说。

弗里达案件折射的不止是当时司法体系对于女性的歧视，非婚生子女问题、女性经济困境、道德与法律的不匹配等制度问题的揭露，才是案件真正要审判的对象。同样这也是玛利亚·布伦德尔选择在今天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因。

近年来，女性题材佳作频出，从《坠落的审判》《芭比》《初步举证》到《还有明天》，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都各有突破，而入围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的《弗里达的审判》，它也有自己的的独特之处。

《弗里达的审判》探讨女性议题的方式是一种电影的方式，用电影发出更大的声音，既是关于弗里达案件，也不仅仅关于弗里达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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