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命运：从秦汉到明清的王朝，何以总在治乱兴衰里循环？

在这样一种王朝体制之下，其皇权设计的初衷本身是“只见制度不见人”，而其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的稳定和江山永固，最后其反映到文献史籍中也必然是如此这般模样。

撰文丨谢惠

谈到中国两千年王朝史，“治乱兴衰”四个字无疑是对王朝史最准确的概括。那么，中国王朝史何以总是在“治乱兴衰”里循环往复呢？

究其根本，更多的无非在于王朝的制度及其维护制度的人，而这个制度无疑影响着王朝国家的命运，也影响着王朝治下的所有个体的命运，因为制度与命运就是一体两面的关联共同体。

谈到中国两千年王朝史，本质上就是 “制度与命运”的问题，而“治乱兴衰”四个字无疑就是全部。回溯、比较中国王朝史，不管是如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样的大一统时期，还是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分裂时期，不管外部是安静还是纷扰，其内部都始终延续着一个命题——“治乱兴衰”无限循环。

同时，不管是中原的汉人政权，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都无疑或坚持或学习并推动着一个秦以来就未曾变更的王朝制度——说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也好，“儒表法里”的思想制度也好，或者是汉武帝以来的意识形态官僚等级制度也好，反正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古代中国式统治制度，而这个制度既是其维持和巩固王朝统治的不二“良方”，也是其之所以“治乱兴衰”的症结所在。

那么，中国王朝史何以总是在“治乱兴衰”里循环往复呢？在《制度与命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逻辑》一书里，当下的历史学者们以他们新近的学术前沿成果和思想观点切入，以最新的视角深度挖掘和分析了中国王朝史何以总在“治乱兴衰”里循环往复的深层次历史逻辑。

例如，学者葛兆光说：“中国确实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既重叠又互相支持的完整系统，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颠覆性的冲击，它总是能自己调整，也就是始终‘在传统之内变’。对传统中国产生整体冲击，大概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中古的佛教传来，另一次是晚清的‘西潮’冲击。”（《如果没有颠覆性冲击，只会“在传统之内变”》）

同时，学者马勇也说：“统治者如果让儒者保持话语强势，这个社会就能良性发展；如果把儒者的发言权给剥夺了，社会肯定就慢慢走向黑暗。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时候，唐代、宋代基本上让知识分子保持充分的言说权利。”（《王朝统治者剥夺儒者发言权，社会就慢慢走向黑暗》）

就“制度与命运”而言，中国两千年王朝史从史料文献到遗迹发现，都直接地呈现了“制度与命运”何以在王朝史的历史发展中必然相辅相成的客观事实，哪怕是位高权重的上位者也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如学者罗新所说：“无论是贵为后妃还是卑贱如奚官奴，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抽象的体制所有物，而这个体制是围绕皇帝制度展开的，所以他们的个人命运的升降、个人的悲喜都是跟这个制度有直接关联的。”（《从宫女到皇后，只是抽象的皇权体制所有物》）

与此同时，中国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和论争，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与命运”在现实之下所呈现出的历史观。

例如，在关于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上，学者许宏如是说：“二里头即便发现了内证性的文书材料，也只是可能把这群不会说话的遗存和古代文献所载国族对应了起来，解决大家关心的二里头究竟姓夏或姓商的问题，但不能排除其他遗存属于夏的可能性，不能证实或证伪夏代的存在。”（《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

在中国从秦到清两千年的王朝史中，制度无疑是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关键问题，所包含的皇权设计与专制主义的初衷、治乱循环与利益垄断的基础、官场规则与君臣关系的现实、制度文明与王朝兴衰的现实等都是其显露或者隐蔽的具体表现，而不管是皇权的运行机制、帝国意识形态的确立，还是王朝统治思想、帝国统治路径的维系，皇帝、朝臣、地方官吏都是最直接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朝臣们即使欺上瞒下，官吏们即使争权夺利，但他们都始终主动、自觉地维护皇权体制和同阶层的利益，同时积极盘剥、压榨百姓以维持权力的体面和优渥的生活。

对此，学者邱捷有直白地描述：“官员们彼此争权夺利，但遇到官民纠纷之类的事情时又会抱团，甚至维护自己的官场竞争对手。从督抚到九品芝麻官，在维护官场整体利益与脸面的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觉性。”

“宗法制主要是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保证宗族上层可以养尊处优，做不到满足一般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处于下层的城乡居民生活，多数是十分艰难的，甚至是很悲惨的。官员、士绅未必时时事事都横暴地对一般庶民压迫剥削，但也不可能予以多少关照和救助；如果不盘剥下层民众，官绅也不可能有较优的生活。官绅剥削一般民众，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大概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常态。”（《从督抚到县官，都自觉维护官场整体利益与脸面》）

实际上，在专制的皇权制度下，所有依附皇权体制的人无论地位高低都是其所有物，都是这种体制的奴隶，不管是朝臣还是地方官吏。

正是因为如此，皇帝与朝臣和地方官吏之间遵从着严格的主奴关系，上传下达、上行下效是其一贯的统制路径，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和生死，下级依附上级生存和获利，即使偶尔有中枢上传下达两头不到岸的小插曲，那也不过是帝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利益纠葛而已。

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在，即维护皇权统治的强力运转和官僚利益的最大化，亦正如学者侯旭东所说：“整个王朝时代几乎处理各种问题都要靠行政办法来解决，如此就离不开任用官吏来完成。

因此，皇帝就不能不给官吏做些利益上的让步，官吏也会利用这种依赖来争取更多的利益。当然，扩张官吏队伍让更多的人跻身其中也是一个方面，同时也压制与排斥其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将王朝的精英卷入其中并陷入不断恶化的竞争是另一个方面。

到最后，整个官僚体系积重难返，不断膨胀的官僚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效率低下，而且会不断谋求扩张自己既得利益。” （《上传下达在中枢，上级无法逃脱被封闭隔离命运》）

纵观中国两千年王朝史的历史叙事，不管是大一统时期还是分裂时期，诸多的文献史籍里都只能看到皇权国家、王侯将相的身影，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王朝史籍就是皇帝、朝臣、官员的家族史，而千千万万为王朝国家贡献钱粮税赋、兵役劳役的庶民百姓却“籍籍无名”，原本他们作为历史和社会的推动者是应该且必须有其历史重要位置的。

对此，学者赵世瑜曾说：“社会史研究初起时，被人讥笑为研究‘剩余的历史’（rest of history）。因此，为那些‘剩余的’人群代言，自是社会史研究当仁不让的责任。”（《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

实际上，王朝史叙述中之所以出现这种畸形的局面，当然是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就是在这样一种王朝体制之下，其皇权设计的初衷本身是“只见制度不见人”，而其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的稳定和江山永固，最后其反映到文献史籍中也必然是如此这般模样。

与此同时，正因为其制度的封闭性，也导致了包括皇帝、朝臣、地方官吏在内的皇权体系以及广大社会的普通百姓的整体性脆弱，从而上演了一场场在两千年王朝史上不断循环的悲剧命运，甚至直接影响了从古代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以及拥抱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

对此，学者仲伟民以19世纪的中国举例而一斑窥豹：“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处在被动的角色中，是被以欧美为核心的列强拖着走的，实际上我们是不情愿的。所以，我们才很无奈地说，19 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的境地。

可是，全球化一旦开始，就不是情不情愿的问题了。当时，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商人逐利，以及殖民扩张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以，越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国家，就越有可能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得更快一些。日本是个典型的例子。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 1854 年开国以后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向欧美学习，不和欧美连成一体，自己将来就只有灭亡的命运。

当然，19 世纪的中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反例。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不光是 20 世纪之后的变化，实际上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事实上，这个‘西方’，实际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语。”（《19 世纪的中国危机，不再是历代王朝的简单循环》）

诸如以上种种关于“制度与命运”的话题和讨论，都在历史学公众号燕京书评所编的《制度与命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逻辑》一书里有所具体、详细和细节的呈现。

因此，《制度与命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逻辑》一书集结了知名学者如葛兆光、马勇、罗新、许宏、邱捷、冯尔康、刘守刚、仲伟民、赵世瑜、侯旭东、缪哲、董铁柱、侯杨方、张峰屹、玉木俊明、沈卫荣、卓辉立等的深度访谈，不仅清晰客观地呈现了王朝历史的统制路径和脉络，深刻直白地分析了王朝治乱兴衰的深层次历史逻辑，同时在深度地一问一答之间呈现了学者新近的思想成果和学术路径，以期重新发现从访谈到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并为当下的我们认识和解读中国两千年王朝史提供多个角度、多重视野的历史观察和深度分析，以及强有力的思考和判断。

至于这本书的价值，正如学者马勇和许宏所说，“访谈体口头表达对学术极有意义，而这本书是一个尝试，也只是开始”（马勇语），并“以轻阅读享思想盛宴“（许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