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

鲁迅与青年铜像

谈人文精神和价值重建，绕不开一个“五四”，一个鲁迅。当前许多人对“五四”很反感，说鲁迅太偏激，以为可以用两三句话就把这段历史打发掉，回到传统去吃那些发霉的“资粮”，这未免太天真，也是中国文化人“没出息”的表现。不过，对五四和鲁迅也确实应该重新作一番考察，尤其在今天，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究竟什么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是一个重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五四”精神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其现实目标是启蒙和救亡。这些都并不错，但都是表层次的，都未超出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例如，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偏离开自己本身的哲学和人道主义根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那些急先锋们（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等）没有自觉到的潜意识结构，他们几乎人人都是那么慷慨陈辞，对传统弊端痛下针贬，同时感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磊落、忧国忧民和道德上的高尚境界。

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鲁迅。鲁迅早年也是医学救亡（后来是文学救亡）的信徒，曾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宣称“我以我血荐轩辕”。自《狂人日记》出，思想大变，从救国落实到救人，从救人更落实到了救未来之人（“救救孩子”），而对当世之人，其中也包括自己，则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原罪意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其后，《阿Q正传》、《伤逝》、《风筝》等等，无不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表明鲁迅和其他那些“五四”精英分子不同，他的内心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黑暗。

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的这一层。例如，没有人把阿Q理解为鲁迅对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总以为他在影射某某论敌，或是悲叹某个“贫下中农”的命运。我以为，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这种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抉心自食”）。鲁迅晚年对周围几乎一切人的揭露和攻击，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恰好在于，这些人全都没有忏悔意识，全部自我感觉良好，鲁迅的忏悔则被误解为一种怪癖和阴暗心理。

我们今天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若还停留在“反传统”上，则仍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有置身事外的反传统，也有鲁迅式的自我批判的反传统，后者涉及反传统这一立场本身的根基，前者则仍立足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用主义传统。由这一立足点出发，文人们当然可以一会儿喊出一些激进的口号，一会儿看看不行了，又主张回归传统。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这么回事，他们对“五四”的批评纯粹是技术上和策略上的，他们的方向没有任何“创造性”，不过体现了传统本身固有的惰性。这种惰性我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导致营养不良。

我们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像是些孩子，他们也自认为是孩子（赤子、童心等），有一种自我纯洁感或“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鲁迅早已看出中国人精通瞒和骗的艺术，尤其是自欺、伪善。

我们所谓“新批判”主要是针对这一古老传统的，其特点是：

1. 不是强加于人的“大批判”（如文革），而是每个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打破任何自欺；
2. 因此，也不是对自己偶然的性格或失误作某种“斗私批修”的忏悔，而是对自己从来未加怀疑、天经地义的深层心理，包括良心、善和赤子之心重新加以审视；
3. 因此，它在针对个人内心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进行反省的同时，具有代表全民族作自我反省的超越个人的意义；
4. 因此，这种批判没有现成的标准，既没有中国文化的现成标准，也没有西方文化的现成标准，而只有以现实生活和当前实践为标准，它不是以任何乌托邦的理念去裁决或品评现实，而要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势来解构任何现成的道德乌托邦。

这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最锋锐的精华。

（首发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转载自《新批判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