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阿迪契，走进尼日利亚

寒假前后，终于读完了阿迪契的所有小说，处女作《紫木槿》，短篇小说集《绕颈之物》，还有两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和《美国佬》。

这些小说充实了甚至颠覆了我对这位尼日利亚女作家的认识。

去年春天，我读过她的演讲《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看过《亲爱的安吉维拉》以及《哀痛笔记》。其实是有点不以为然的。演讲很精彩，女性主义的道理也很正确。不过，她的见解并不比其他受过欧美教育的高知女性更能打动我们。在这些普世性话语中，她的尼日利亚身份似乎只是一个点缀。

阿迪契的小说则不同，它向世界敞开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说尼日利亚熟悉，是因为这个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一样的：被殖民的历史、种族冲突引发的内战、努力现代化的现在。说它陌生，因为它属于非洲。我们不清楚伊博人、豪萨人、约鲁巴人的区别，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如何融合平衡原始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我们甚至不了解非洲女性如何为她们天生的小卷毛烦恼。

阿迪契的小说让非洲从遥远变得亲切，从神秘变得家常。

她的非洲该从哪里说起呢？还是从《紫木槿》说起，从那个不说伊博语的卷王父亲说起吧。

01窒息的父亲

康比丽是个让人羡慕的女孩。她父亲极其富有，拥有一家报社和许多工厂，她成绩很好，从一年级起就一直是班级第一名。她的书包和棕色凉皮鞋永远都是新的，上下学有司机接送。厨房的墙上贴着菜谱，两个月更换一次；房间墙上贴着作息表，“学习、午休、家庭休闲、吃饭、祈祷、睡觉的时间各有配额”。她爸爸会不时修订这张表。

康比丽放学后，不会和同学们一起走到校门口，哪怕同学说她是“后院势利眼”。必须跑步坐上接她的汽车，否则司机凯文会向她爸爸告状，带来爸爸的惩罚。她家里有卫星电视，她和哥哥扎扎却从没看过看电视，因为作息表上没有看电视的时间。

她父亲尤金是上帝，主宰全家人的时间，培养最虔诚纯洁的儿女。

康比丽的衣服里没有裤子，全是过膝盖的裙子，去教堂做礼拜会把自己的头发包起来。做礼拜、领圣餐，他们从不缺席。严格恪守各种斋戒仪式，做弥撒前一小时不能吃固体食物。有次，康比丽痛经，偷吃点麦片好再吃镇痛片，被尤金发现，招来一顿皮带。康比丽和异教徒完全隔绝，哪怕是祖父，因为未曾皈依天主教，他们也不去拜访。后来迫于外在压力，尤金答应他们可以去祖父那儿，停留15分钟，不得吃喝任何东西。他们从不参加部落的节日，路过节日人群时连车窗都得关上，因为那是异教徒的欢乐。

如果不是伊菲欧玛姑妈，这种生活大概会持续很久。

伊菲欧玛是尤金的妹妹，她借着朝圣的名义邀请侄儿侄女到恩苏卡的家中住了一个礼拜。在那里，康比丽才知道，家是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呼吸的。

窒息的父亲尤金最后死于中毒。

谁毒杀了他？

康比丽的母亲比阿特丽斯说是她下的毒。尤金毒打她，哪怕她挺着孕肚。她腹中孩子因此一次又一次没保住。族里的人总劝尤金再娶妻生孩子。也永远有年轻的女孩子愿意嫁给富有的尤金。

尤金也毒打儿女。发现康比丽保留着爷爷的画像时，尤金失控，将康比丽打断肋骨，内脏出血，濒临死亡。

扎扎告诉警察，毒是他下的，是老鼠药。

警察也许并不那么在意真相，他们只需要有人为尤金的死负责，证明这不是政府的暗杀。

毕竟，上台不久的独裁政府很是忌惮他。

尤金有影响力，他出版的《标准报》总是批判独裁，揭露那些被掩盖的真相。他为许多人付学费，他捐助儿童医院、孤儿院和内战伤残士兵。他曾留学英国，常年只说英语，又经商致富， 有相当亲密的国际关系。

尤金死了，可历史仍在延续。

童年的尤金，离开贫穷的父亲谋生路，皈依天主教，给教区神父做了两年男仆，拼命读书，最终能留学英国。他比白人还虔诚，他要求孩子在公共场合说英语，他不赞成天主教的弥撒仪式用伊博语唱歌，觉得不够体面。

他的成长是尼日利亚的被殖民史，历史又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