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20 警卫员回忆项英、周子昆遇害前后

作者：郑 德 胜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在江苏句容上下会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手枪连当副排长(排长是李德和同志)。 一九三九年又被调去当项英副军长的警卫员， 一直到他被害为止。

现将皖南事变中突围经过和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情况回忆如 下 。

(一)

一月十三日下午四、五点钟时候，东流山失守，设在月牙村的军部指挥所已处在敌人火力的威胁下，不能再蹲了。当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叶挺军长带领军部机关人员退到狮形山的山头上。

各支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张正坤、黄火星、余立金等同志也跟到山头上，问叶军长怎么办?

这时照明弹一个挨着一个，山头上的松毛、树叶和茅草，都看得清清楚楚，机关枪响个不停，形势十分紧张。

叶军长沉着地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现在你们愿意当突围司令的，都可以当突围司令，带干部的、带兵的都可以，带三、五个人也可以，方向是到苏南，或者到江北，也可以到徽州去打游击，也可以在原地坚持斗争。总之，突围的方向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没有钱，可以到后勤部去领。

叶军长动员后，军部有关同志就砸掉了电台，销毁了文件。

我们连夜跟着叶挺、项英、周子昆等首长，翻过火云尖，别了大康王，这时是一月十四日的早晨。

这里山高林密、杂草丛生。各个山头的出口处已被敌人封锁，附近山头的制高点也已被敌人占领。机枪声、步枪声仍然响个不停。

项英副军长带着李德和、夏冬青(即包子)和我三个警卫人员，周子昆副参谋长带着警卫员黄诚，在大康王一带隐蔽了两天两夜。我们身上、手上都被刺戳破了，衣服也被撕裂成一条条的。

十六日，敌人在山头上开始喊话，说叶挺下山了，项英也下山了，你们还躲到什么地方去呢?你们赶快下来吧!

项副军长听到后，很生气地说：他妈的，敌人造谣啊!我不是还在这里么!

十四日傍晚，敌人回大康王去吃晚饭了。军部副官处的副官刘厚总突然从对面山里爬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项副军长叫他跟着我们一块走，周副参谋长也表示同意。

一天，我听到项英同志对周子昆同志说，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项英同志对他很感兴趣。

十八日晚上，我们离开了大康王前往罗丝坑。那里只有二、三户人家。我们搞了一些油菜、细糠充饥。

大约在十九日或二十日，发现附近山凹里冒烟。项英同志说，肯定是我们的人。果然我们在炭棚子里找到了李志高(军部作战科长)、谢忠良(军部侦察科长)、何继生(一团连长)、陈阿金(袁国平同志警卫员)、张益平(军部侦察连班长)、王本元(谢忠良同志警卫员)、李元(老一团营长)、杨汉林(军部协理员)等同志。

以后，我们在罗丝坑蹲了有一、二十天。集合了三十多个失散的同志，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由李志高、谢忠良两同志负责。当时敌人搜山，把山里的群众都集中到茂林、铜山、南容的大村庄去住，想割断我新四军指战员与群众的联系。我们跑了许多地方，都找不到粮食，只搞到了一、二百斤红枣，每天就靠一把红枣充饥。后来，我们听说濂坑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便转移到濂坑一带活动。

(二)

我们转移到了濂坑以后，有一天，我在濂坑的纸棚底村放哨，看见有个穿着大袍子的人正从里潭仓向纸棚底走来。我立即在拐弯的地方躲起来，等他一走近，我突然用手枪抵住他的胸口，大喊一声“不许动!”

可是这个人动作很快，几乎在同时，他也用手枪抵住我的胸口，并大喊一声“不许动!”

我一听声音，好耳熟呀!便问： “你是不是刘奎?”

他立即认出了我。从此刘奎同志便和我们一起活动了。

刘奎同志是教导总队工兵连连长，事变前任军部参谋。他作战很勇敢，曾经带领工兵连坚守在东流山的阵地上(后来叶军长又派五团的一个营去增援)。东流山失守后，他辗转突围到濂坑一带，同地下党组织和当地群众有了密切的联系。

一天晚上，刘奎同志带领我们到石牛窝地下党员姜岳凡同志家里。姜岳凡同志告诉我们，这里有个赤坑山，半山上有个蜜蜂洞，非常隐蔽。天亮前，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很理想，比较安全， 一般人上不去。这样，就在这里隐蔽了二十天左右，直到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为止。

当时我们在濂坑一带，集中了新四军失散的人员一共有六、七十人。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同时也为了便于搞吃的东西，我们分几处隐蔽。

在赤坑山的，有项英、周子昆两位首长，还有谢忠良、刘奎、刘厚总、张益平、李德和、夏冬青、王本元、何继生、陈阿金、黄诚和我， 一共二十多人，主要任务是保卫首长和搞粮食，由谢忠良同志负责指挥。

考虑到二十多人住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安全，就又把项、周两位首长，还有刘厚总、夏冬青、黄诚安排在蜜蜂洞住。其他人都在半山腰的一个茅棚里住(这个棚子直距蜜蜂洞约二百公尺)。

在铜山、水岭一带活动的，有李志高、杨汉林、李元等同志，还有陈迪华、敖德胜、康东柏等同志， 一共二十多人。

在纸棚底村后面金毛山隐蔽的有陈仁洪、马长炎等同志，一共十六、七人。

记得在蜜蜂洞隐蔽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李志高同志布置张益平和我，出去侦察突围的路线。我们两人化装成卖柴的，挑了担子，经茂林、溪口、中村，再经北贡里，到南陵的何家湾，住了一宿，又到繁昌的铁门闩住了一宿，经小洲到了江边，然后又返回。

在溪口，曾请一位老乡(姓梅，梅村人，地方党的支部委员)带路，给我们作向导。

在中村，看到山上树木都给国民党军队烧光了，但是还有瞭望哨。在南陵何家湾，找到了当地党组织。

在繁昌一带，我们还见到了繁昌县委的一位负责人(记得姓钱),告诉他我们准备突围，希望能保证安全，请他准备船只。

在铁门闩附近的一座庙里，我们饱吃了一顿。

原定我们三天时间的侦察任务，实际执行花了四天。回来后，我们向项英、周子昆两位首长汇报了，当时听汇报的，还有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等同志。他们研究后，决定按我们侦察的这条路线突围。

(二)我们通过地下党组织，买了大批布，给每个人做了一套便衣。是由濂坑的一个裁缝(地下党员)做的，并且交待他要绝对保守秘密。项英、周子昆同志的衣服是袍子，蓝褐色的。

(三)积极准备了突围到江北所需的干粮。

(三)关于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的情况。

三月十二日那一天晚上，根据分配的任务，由刘奎、张益平、何继生同我四个人去水岭李志高同志那里挑粮食。后来把米背回来了，到石牛窝姜岳凡家休息，烤火。这时已是三月十三日深夜、十四日凌晨。

突然间，刘厚总(穿着长袍子)同李德和两人也赶来了。刘厚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小刀牌香烟，给我们每人一支。

我说，这香烟是首长吸的，你从哪里搞来的?

他说，管他那里搞来的，你吸就是罗!

李德和同志问，你们刚才听到枪声没有?

我们说，没有听到。

刘厚总说，天快亮了，我们快走吧! 说完就拉着李德和同志往外跑。

我们知道，头一天曾研究过，要他们去执行一项任务联系突围的事。所以便说，你们快点走吧，天亮了，暴露目标就不好了。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只见李德和同志一个人急急忙忙奔进姜岳凡家来。他连喊几声：“不好了!不好了!出了问题了!快上山去吧!”

李德和同志告诉我们，他和刘厚总跑到一个岔路口，听见狗叫声，刘厚总就说，前面有个戴军帽的人，可能是个敌人，你等一等，我先下去看看。说完，他就丢下李德和同志，慌张地奔跑。李德和同志见他不回来，就在后面喊他等一等，他不睬，又喊他站住，他反而跑得更快了。李德和同志追不上，就回来了。

他联想到出发前听到的几声枪响，估计山洞里首长的安全可能出了问题，就要大家赶快上山。

我们粮食也顾不上挑，就由姜岳凡家跑到半山的茅棚里。当时夏冬青正在茅棚里放哨，谢忠良正在睡觉(记得还有陈阿金、王本元在茅棚里)。

我们赶紧把谢忠良同志喊醒， 一起跑到蜜蜂洞，只见项英、周子昆、黄诚都倒在血泊中。项英同志躺在洞口，头朝南，头部中了两枪，子弹是从太阳穴打进去的；周子昆同志头朝北，胸部中了一枪，仰面倒在血泊中。两位首长的心脏都已停止了跳动。

黄诚同志挨了三枪， 一枪在右臂上，已穿透， 一枪在后脖子上，子弹还留在里面，还有一枪从左臂擦过。我们见到他时，他已醒过来，趴在洞口， 一边哭， 一边说刘厚总叛变了，首长完了，我没有保护好首长，有责任。

我们检查了一下洞里的东西，发现项英、黄诚的手枪都没有了(周子昆的手枪，在突围途中已丢失)。项英的手枪还是斯大林同志送给他的。项英、周子昆每人各带了一斤多黄金，还有斤把鸦片烟土，许多银元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都被刘厚总带走了。

洞里还剩下一盏油灯，半截蜡烛和一些象棋子。(开始时，他们的棋子是用硬纸板做的，到蜜蜂洞后，用树枝锯成一节节的，重新做了一副木头棋)。

考虑到刘厚总叛变后， 一定会带国民党军队来“清剿”,所以我们赶紧把黄诚同志抬到半山腰的茅棚里，又把项英、周子昆同志的遗体，用仅有的两条毛毯包了起来，抬到离蜜蜂洞一百多公尺处的石崖下埋好。

这两条毛毯，有一条是俄国毯子，较厚，也较重；另一条是日本毯子，是陈毅同志送给项英同志的，较轻。

我们掩埋好项英、周子昆同志的遗体后，天已黑了，又回到茅棚里，把黄诚同志抬到姜岳凡家，留下十几块银元，要他好好照应一下。

我们安置好黄诚同志后，连夜赶到水岭找到李志高同志。李志高同志一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我们： “首长呢?”话音刚落，就掏出手枪对准我们。

我们把经过情况说了一遍，他不相信，我们说，黄诚还活着嘛，他可以作证。李志高同志马上派了三个人到濂坑找到了黄诚同志，才把情况了解清楚了。

(四)

我们找到李志高同志后，又和陈仁洪、马长炎同志取得了联系。在铜山高山坪，又同罗湘涛、李桂英、陈迪华、敖德胜等同志取得了联系。我们准备向江北方向突围。在高山坪蹲了一、二十天，找刘厚总的下落。

约在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的夜晚(当时正是栽秧季节),我们全部集中到了东流山脚下。由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马长炎、陈仁洪同志主持了临时党支部会议。决定按我们原来侦察的路线突围去江北，除留少数同志坚持皖南的斗争外，其余的同志一律到江北去。

在留谁坚持的问题上，经过讨论，决定由刘奎同志，指导员李建春同志，还有黄诚同志(正在养伤)留下。刘奎同志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是要求留一点钱、留一点子弹给他。

我们给他们留了一笔钱和一批子弹。我们警卫员子弹多一些，每人拿出了三、四十发。刘奎同志带领的这支“二个半人”开始的皖南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当地群众密切结合， 一直坚持斗争，从小到大，发展壮大，直到全国解放。

我们离开东流山以后，由石井坑经凤村、茂林，在溪口渡过了青弋江，又在中村山蹲了一天。山头上还有国民党军队的瞭望哨，白天不能走，我们隐蔽在水沟里，天黑了，我们就翻过中村山，一直到南陵的何家湾。

那时，每人都带着干粮(炒黄豆，炒米),不敢煮饭吃。到了繁昌的铁门闩，那里是大竹林，山林很深，有个庙。我们把山封起来，只准进，不准出。向上山砍柴的老百姓，说明我们是新四军，不要怕，砍的柴，我们给钱。要等我们走了，才能下去。

在铁门闩蹲了一个白天，庙里的和尚给我们做了一顿饭吃。这顿饭，大家吃得特别饱。当时，山下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江边还有日本鬼子。

天黑了，国民党军队的兵营里有胡琴声、笛子声。我们由山上走下来，在镇上碰到两个国民党军官在喝酒，我们公开对他们讲，我们是新四军，不许叫，没有钱花我们可以给，如要烟土我们也有，但有一条，不许叫，否则，我们的子弹是不客气的。这两个军官乖乖地不敢动。

过了铁门闩，就是小洲，小洲过江就到了黑沙洲(无为)。

第二天，就到三官殿胡家瓦屋曾希圣同志那里。这是一九四一年农历五月初的事。

不久，我们编入了新四军七师。李志高同志任七师参谋长，谢忠良同志任五十五团团长，李德和、夏冬青、张益平和我都分配到警卫连当排长(我在二排)。

项英、周子昆被害纪实

作者：黄 诚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顽固派用十倍于我军的兵力，在泾县茂林山区包围我们。我军经过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部分战友冲出重围外，大多数战友牺牲或被俘，还有少数战友，被敌人围困在大山里，以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坚持革命。

项英副军长、周子昆副参谋长，就是坚持斗争在大山中，被隐藏在新四军内部的叛徒刘厚总杀害的。

一月十二日晚上，全军突围开始，枪炮声、喊杀声震荡山谷。

军部向石井坑村后的大山里突围。开始，大多数人都走在一起。因天黑下雨，不久即走散了。我是周子昆同志的警卫员，我紧紧地跟着他，继续向深山摸索前进。

一连三、四天，我们白天躲着敌人的搜查围剿，晚上出来寻找战友，寻找能充饥的苞谷芯和枯秆等物，几次与敌人遭遇，但都安全脱险。

十五日晚上，在大山里找到了项副军长，他带领着军部参谋处一科科长李志高，二科科长谢忠良、副官处副官刘厚总和自己的警卫员包子(夏冬青)、郑德胜、李德和等十余人。

项、周二首长会合后，我们便转移到一个叫大观山的山上隐蔽。一个多月后，出去侦察的同志带来了军部参谋刘奎同志，三月十一日晚上，在刘奎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又转移到濂坑的石牛窝。

当晚，我们在石牛窝地下党员姜岳凡同志的家中吃了一顿饭，休息了一会。天亮前，便转移到山上的一个石洞里隐蔽。这时敌人的搜捕还是很紧的。

山洞叫蜜蜂洞，位于半山腰，地势险要。人要进洞， 一定要攀住凸起的山头或枝桠才能上去。洞很小，进去时头都抬不起来，只能容纳四、五个人。二位首长、刘厚总、包子和我住在洞里。

其余的同志都在山下的一个大岩石下隐蔽，并负责周围的警戒。

我们之间相隔有三、四百米。安排好住处已是白天，首长要我到山顶上去守卫。傍晚时分，我回到山洞。包子下山弄水去了，不久外面下起雨雪来了，越下越大，包子被阻在山下上不来。

夜晚，项副军长和周副参谋长坐在洞中间，用石头画了个棋盘下棋，刘厚总在旁边看。我没有事，便掏出枪来擦枪，刘厚总看见我擦枪，也拿出枪来擦。

刘厚总平常老是喜欢在首长后面吹吹拍拍，有一股国民党军阿谀奉承的气味。可是项副军长特别宠爱他，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在突围中，到哪里都带着他。

不久前在大观山隐蔽时，刘厚总看中了一位排长(名字记不清了)的新驳壳枪，提出要用自己的旧枪去换，排长不肯，他便告诉项副军长，由项副军长出面，叫排长把枪换给他了。这次山洞隐蔽，他也让刘厚总跟在身边。

这天晚上十点多钟，首长们的心情比往日轻松，边下棋边谈心。我感到夜深了，就对首长说： “首长睡觉吧，天很晚了。”

周副参谋长回答我： “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下就睡。”

他们在下棋时，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说过这样一些话：“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

“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

“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账算回来。”

洞里的地势外高内低，最里面的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靠里面的地很潮湿，外面则较干燥，我便挨着石壁先睡下了。过了一会儿，首长也都睡下了。

我们睡的位置是从里到外，依次是我、周副参谋长、项副军长，最外面是刘厚总。由于昨天走了一晚上，大家很疲乏， 一倒下就睡着了。谁也没有想到，在这寂静的山洞中，一个卑鄙的阴谋在实现， 一只罪恶的黑手在伸向我们 ……。

拂晓前，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我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便抬手去摸枪。这时， 一道电筒光射在我脸上， 一声枪响，我的右手臂挨了一枪，紧接着又是一枪，我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

事后才知道，刘厚总这个叛徒，当天夜里打死了两位首长，以为把我也打死了，就拿下了我们的枪和首长身上的经费，下山叫李德和同志去执行一个任务(任务是首长白天分好的)。

他们一同走，李德和见刘厚总的神色不太对头，样子很慌张，并且越走越快，叫他走慢点他也不听，李德和跟不上，就回来了，向刘奎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

刘奎同志当即估计山上可能出了问题，刘厚总一定是叛变革命逃跑了。他连忙带着包子等人爬上山来，发现我们三人都倒在血泊里，他逐个逐个地摸，两位首长都头部中弹牺牲了，只有我的心脏还在跳动，就使劲地呼喊我。

我醒过来得知两位首长被叛徒打死了，心情万分悲愤，后悔自己没有保护好首长。我流着泪，要求刘奎同志再补我一枪，让我和首长死在一起。

刘奎同志说：“小黄，不要这样想。革命队伍内部出了叛徒，这是很难免的。你负了重伤，同志们一定会照料你的，你要活下去，为牺牲的首长和战友报仇。”

他又说： “刘厚总投敌后，肯定会带国民党部队来搜山，必须立刻转移。”

他们把首长的遗体抬起来，放在离山洞一百多米的一个石坳里藏好，然后用石头盖住，使人看不出有什么秘密。接着，我们便离开山洞，当天就转移了。

解放后，党和部队领导派刘奎同志到山上找到两位首长的遗体，移至南京，和袁国平烈士的遗体一起埋葬在雨花台附近，人们称之为“三烈士墓”。

首长牺牲已四十多年了。每想到此事，我就感慨万分。

首长在皖南事变中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死，眼看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日就可突围去江北了，却没有料想到惨死在叛徒手里。这沉痛的往事，我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