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希芝：中国人真的安土重迁吗？

中国人真的安土重迁吗？

文 | 葛希芝

到目前为止，我把帝制中国晚期的社会动态看作这样一些事物演化的结果：用以维持贡赋制生产方式或用来扩展“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空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这有时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博弈）、围绕女性劳动控制权的争夺、作为对政治经济及性别不平等的反应的人口膨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是太抽象的运动模式，同样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是人口在空间中的分散与聚居。

我认为，帝制时代中国城市设置的模式，主要取决于中国统治阶级的选择，而这一选择的目的同样是维持贡赋制生产方式。而且这一结论也契合武雅士的质疑：“要对这样一种现象做出解释，那就是尽管中华文化创造和维持了一个官僚等级体系，而且在这一体系中上层人士的一举一动都被视为下层人士强行效仿的行为典范，中华文化依然是多重混杂的。”（武雅士，1989b：318）对贡赋制生产方式维持霸权地位的强调，应该取代对自然主义市场模式的关注，而后者已经主导中国研究几十年了。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事情变得越大、越复杂，就越有可能出现线索被中断、边缘被拆解的情况。阶级社会是一个精妙的产物。它的折裂很少是由于天灾，更多是人祸使然。

例如，一条运河被错误修建，或者错误选址，亦或维护上出现了过失，导致的结果就会是：洪水爆发、饿殍遍野，而新移民将取而代之。人口的压力增大，并导致极端的集约化，这使得山林被砍伐，洪水过后，干旱接踵而至，流行病和饥馑将摧毁这个地区。

饥饿、愤怒并遭受着残酷剥削的人们揭竿而起，杀死官员，烧毁城池，然后又被官兵剿灭。

官府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城市，派兵驻守，并在各部族间进行贸易。在官府的一系列努力下，该地区实现了汉化，然后又是开凿运河、砍伐森林，造成新一轮的人口过剩、饥肠辘辘和民怨沸腾。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他们扎根在祖辈生活的土地上。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罕见的。官僚体系因为其内在的不平等，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因而大量人口也在不断地迁移，以维持生存。只要有机会，普通百姓就会靠迁移来夺得一些土地。

这些土地往往由于当地部族保护不力，或因洪水、瘟疫、饥荒导致人口锐减而被撂荒，又或因政府镇压起义而被夷为废墟。而有些时候他们来到城里仅仅是为了寻求生计。

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是对自然事件的反应，也是对不平等进而只能保持脆弱平衡的政治经济所做出的回应，它本身的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它也揭示了发生在诸如阶级和生产方式等抽象概念之中的运作变化。这种人口流动短期内呈现出区域性混乱的局面，除了表明某些时期是“承平”还是“动荡”，就没有什么解释性意义了。

然而在传统中国，人口的散布状况存在两股世俗化的趋向：汉人不断向南迁徙，越来越渗入东亚的各个角落里；大量人口向城市各阶层中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