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迪生口述:我在冯玉祥身边作随员时的所见所闻

1927年冬，冯玉祥徐州下火车的场景，他这身装束，乍一看，与老农民无异，根本不像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简朴的让人吃惊！
冯玉祥这辈子，起点低得不能再低。1882年，他出生在直隶青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爹是泥瓦匠，家里穷到连饭都吃不上，更别提啥书本笔墨了。小时候，他只能拿竹管蘸泥巴在砖头上练字，愣是靠这股倔劲儿养成了好学的习惯。1892年，11岁的他瞅准军营招兵的机会，跑去当了个小兵。当时管带随手给他改名叫“冯玉祥”，从此他就踏上了军旅这条路。
别看起点低，冯玉祥硬是凭着一股韧劲闯出了一片天。在保定练军营，他靠壮实的身板和大嗓门崭露头角，从小兵干到副目、正目，再到哨长，一步步往上爬。后来，他娶了北洋军阀陆建章的内侄女，这门亲事给他仕途加了把火，很快升到北洋军第二十镇的管带。军队里，他管得严，要求士兵不许抽大烟、不许赌钱，自己也带头过苦日子，还搞了个识字班教大伙儿读书。这套做法在当时军阀圈里挺另类，慢慢地，他就有了“布衣将军”的名号。
到1927年，冯玉祥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手底下管着40万大军，在北伐战争里呼风唤雨。可就在这风光的时候，他却穿着老农民一样的粗布衣出现在徐州火车站，咋回事呢？
1927年冬天，北伐正打得热火朝天，冯玉祥带兵南下支援，路过徐州。火车一停，他就下了车，身上那套粗布棉袄、灰布帽、旧布鞋，手里还拎个破布包，活脱脱一个乡下老汉。站台上的人都傻眼了，这谁啊？咋跟个将军不沾边呢？直到他那张硬朗的脸露出来，大家才认出这是冯玉祥。这身打扮，跟他手握几十万大军的身份完全不搭调，当时别的军阀哪个不是穿得花里胡哨，出门还要前呼后拥，可他偏不。
冯玉祥这人，从来不爱摆谱。他常跟手下说：“咱们当兵的，是给国家打仗，不是来享福的。”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40万大军在手，他愣是没给自己弄个大宅子、雇堆仆人，吃的穿的都跟普通士兵差不多。徐州火车站这一出，传出去后，有人说他亲民，有人说他另有打算。不管咋说，这身粗布衣算是彻底把他“布衣将军”的名头坐实了。
其实，他这简朴劲儿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当小兵开始，他就没啥架子，到了当大将军还是这德行。有人觉得他这是做给别人看的，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连私生活都抠得要命，很难说全是装出来的。那他为啥这么执着于简朴？这得从他的经历和信念里找答案。
冯玉祥那股子简朴劲儿，根儿上还是苦日子磨出来的。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太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有多难过了。参军后，他看到不少军阀欺压百姓，自己却锦衣玉食，心里特反感。他就下定决心，不当那种人。他管部队时，不光自己穿得简单，还要求手下将领也别铺张浪费。
再说，他打心底里觉得，军人就该把心思放在打仗和救国上，而不是吃喝玩乐。他常拿自己跟士兵比，说：“弟兄们在前线拼命，我咋能花天酒地呢？”这想法在当时挺稀罕，毕竟军阀圈里谁不是抢地盘、捞好处为主，可冯玉祥偏偏反其道而行之。1927年徐州下车这事儿，就是他这信念的一个缩影——有权有势了，也不忘本。
当然，他这简朴也有实用的一面。北伐那会儿，部队开销大，他带头省钱，能多攒点军饷打仗。再加上他老跟士兵同甘共苦，手下人对他死心塌地，部队战斗力也强。这么看，他的布衣形象不光是个人选择，还真有点战略意义。
1927年之后，冯玉祥的事业到了顶峰。早在1926年，他就跑去苏联考察，还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回国后，他把部队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北伐里打了不少硬仗。北伐胜利后，他势力大到横跨好几个省，成了军政圈里的大佬。
可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东北，冯玉祥急了，坚决反对妥协，嚷着要抗战。1933年，他在察哈尔搞了个抗日同盟军，亲自带兵跟日本人干。后来抗战全面爆发，他先后当了第三、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打过淞沪和津浦线的仗。可惜，后来军权被卸了，他只能四处跑，喊着大家团结抗日。
1946年，他以水利特使的名义去了美国，在那儿盯着国内局势，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948年，他打算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可就在回来的路上，坐的船在黑海失火，他没逃出来，死的时候66岁。